摘要：提高农村居民信息意识是农业现代化和农业信息化的具体要求，也是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农业信息化的重要途径。本文通过对西北四省（陕西、甘肃、宁夏、青海）1561位农村居民的调研，从农村居民对信息的信任度、关注度、认可度三个维度分析了该区域农民的信息意识现状。研究重点对比了农民信息意识在不同个体特征要素（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务农经验）和信息传播系统要素（邻里系统、大众媒介系统）之间表现出的差异性，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提升农村居民信息意识的相关建议。
关键词：西北地区：农村居民;信息意识;信息素养
一、文献回顾
陈志毅等认为影响农村居民提升科技信息意识的因素有农村居民的受教育水平，收入水平、信息基础设施和农业科技信息服务，研究认为，科技信息能否转化为农村现实生产力的前提在于农村居民是否有广泛地获取科技信息的意识[16]。徐仕敏认为我国农村居民信息意识的总体特征是较大的非均衡性，主要表现为职业间的非均衡性（职业农村居民与非职业农村居民）、地域间的非均衡性（东、南部与西、北部）、内容上的非均衡性（天气、土壤墒情、地方人情世故等与正式渠道或市场方面信息）[17]。旷浩源基于社会网络理论，构建农业技术扩散中的信息获取模式，指出由于农业技术扩散结果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为了规避“不确定性”的效益风险，农村居民倾向于采纳可靠的“熟人”已经采纳的且已经取得较好经济效益的农业技术。所以，通过分析湖南省马家湾村的856户农村居民，研究基于邻里互识关系的信息传播系统[18]。农村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主要以大众媒介为主，如电视、报纸、广播、杂志、书籍等，但是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智能手机的普及，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使用新兴的传播媒介获取农业相关信息。农民对于不同传播渠道传播的信息，存在认知、信任和利用的差异性。综合而言，农民信息意识在内在的个人特征因素（如性别、年龄、学历、受教育水平、务农年限等）和外在的信息传播系统因素（即邻里系统和大众媒介系统）上存在差异。因此，本文将尝试界定农民信息意识的构成要素，在此概念基础上结合其内在特征、外在表现等要素来分析西北四省农民信息意识现状，以期为相关的研究提供可操作性的定义并形成对西北四省农民信息意识现状的基本认知，为实现农业现代化提供切实可行的理论基础。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样本及调查方法
（二）研究对象及基本特征分析
本文从农村居民信息意识角度调研西北四省农民，围绕农民个体的信息意识、信息传播认知等进行了调研。基于1 561份样本数据，分析西北四省农村居民对邻里系统和大众媒介的运用现状，并探究这两类信息传播渠道下，农村居民信息意识的不同表现。研究对象的基本特征如表1所示。
（三）调查工具设计
本文以定量分析方法来构建农民信息意识，基于已有文献的梳理，设计了基于农民信息意识的调查问卷。问卷中首先包括了农民的人口统计学特征：性别、年龄、学历等。其次，调查了农民的务农经验及社会关系等内容，主要包括了农民的务农年限、打工经验以及亲朋好友中是否有城市工作过的等，以此衡量农民接触信息的渠道及对信息的认可度和关注度等。第三，调查了农民接触到的媒介情况，以分析西北四省农民接触信息的外部渠道。最后，通过询问被访者对信息认可度（1代表非常重要，5代表非常不重要）、内容信任度（1代表非常信任，5代表非常不信任）和信息关注度（1带表非常关注，5代表非常不关注）等内容的回答，考察农民信息意识的现状。
手机使用方面，被访者中没有手机的比例仅为7.1%，而有59.6%的受访者拥有手机已超过5年。但是，38.7%的受访者，并未通过手机上网。这说明，手机虽然是一种重要的媒介，但西北四省的农村居民，用手机交流的方式仍然是短信或通话，而极少使用手机来连接移动互联网，农村居民手机媒介利用形式单一。
互联网使用方面，有46.4%的受访者家中没有电脑，同样有50.6%的受访者也没有使用过互联网，拥有电脑2年以上的比例为40.7%，1年内使用过互联网的比例为14.0%。这说明，农村地区农户家的电脑拥有率在不断增加，而对互联网的使用比例也将不断提高。
三、农民信息意识的基本特征分析
（一）农民信息意识的结构特征分析
表3列出了各因素的特征值及其能够解释的方差，以及各因素的信度系数，依据Hatcher的研究结果，衡量农村居民信息意识的三个维度的测量指标信度值均在可接受范围之内。
从表2和表3可以看出，衡量农民信息意识的三个结构化因素分别可定义为信息认可度、信息关注度和内容信任度，分别代表了农民在利用相关信息前对信息感知、接受和利用的三个阶段，反映农民信息处理过程中的心理状态。信息认可度表明农民对信息重要性的判断，表明农民认为此类信息对“农村生产生活”的重要程度，数值越低，表明农民对该类信息的认可程度就越高;农民在对信息认可的基础上，有选择的关注相应的信息，因此信息关注度表明农民对各类信息的关注程度，关注度越高，说明农民对该类信息获取意识会越强，也越可能利用此类信息指导农业行为;但是，在关注的基础上，农民更注重内容的真实性和有效性，即内容信任度表明农民对传播信息内容的信任程度，信任程度越高，越可能利用信息指导行为。
（二）不同组别农民信息意识的比较
根据因素分析的结果，基于农民内在个体特征和外在的信息传播系统，运用SPSS19.0分析工具中的t检验或单因素方差分析，对不同组别下农民信息意识的区别进行分析。
1.不同省份农民信息意识对比。对样本中的西北四省（甘肃、宁夏、青海、陕西）农民的信息意识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见表4。
2.性别要素。西北四省农民在不同性别组中的信息意识差异比较，分析结果。
从表5看出，男性农民普遍比女性农民在信息认可度、信息关注度和内容信任度方面表现出更高的水平。但是在“内容信任度”方面，男女之间的差异并不显著（显著性=0.264），表明男性农民和女性农民对于大众媒介传播的信息内容，均表现出相似的“比较信任”的水平。
4.务农经验要素。务农年限反映了农民从事农业活动的经验深度，是影响农民信息意识的重要因素之一。务农年限越长，表明经验越丰富，越清楚哪类信息重要，也更清楚该关注和信任哪类信息。不同务农年限下的农民信息意识对比见表6。
5.传播距离要素。本文以被访农民居住地到最近县城的车程时间作为衡量“信息传播距离”的指标，因为县城一般是该区域内的信息集散中心。花费的车程时间越短，表明被访者离“信息中心”越近。计算结果除信息认可度方面存在显著性外（显著性=0.022），信息关注度和内容信任度均不显著（分别为0.416，0.807）。由此说明，农民信息意识的高低，与信息传播距离的关系不显著，从侧面反映出农民接受和传播信息渠道的多样性，尤其是信息化基础设施的建设，使得农民更多借助大众媒介获取信息，而信息的中心也从集中转为分散。
四、结论与建议
对西北四省农民信息意识现状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尝试性地提出了农民信息意识提升的三点建议，期望在农业信息传播实践活动中得到提升。
第一，通过积极、主动、有效地解决农村居民信息需求，提高农村居民的信息意识水平。农村居民的信息需求往往呈现多样化的态势[20]，现有的“三农”传播中的信息与农民多层次、个性化的信息需求不相适应，可能打消农民信息使用的积极性，影响农民信息意识的培养和信息能力的获得。陈萍等认为提高知识信息的有用性和可接受性可以提高民族地区信息传播水平[21]。
第二，培育农村精英群体的信息意识水平带动信息意识弱势群体。要通过培训、引导、鼓励等机制，重点培育职业农民或农村精英或农村青年的信息意识，从而带动信息意识落后的农民。通过有效的市场信息、科技信息、政策信息来指导和改善农业生产生活，进而提升他们的收入，让更多的农民看到信息实实在在能够促进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生活水平，这样可以更好地提高信息意识落后农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