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美国新近提出的清洁能源计划进一步强化了排放量最大的电厂碳污染标准，并提出了碳污染防治的技术和政策工具。我国缺乏操作性强的限排标准，以及控制温室气体的技术和政策手段，可借鉴美国清洁能源计划，结合我国国情，确定碳污染理念，促进公众参与碳污染防治，构建操作性强的碳污染防治立法和政策支持体系，发展碳污染防治技术。
关键词：碳污染;防治标准;清洁能源
鉴于气候变化已经对人类的健康和经济发展构成了风险，2014年6月2日，美国联邦环保局提出了清洁能源计划，将保持一个可负担的、可靠的能源制度，同时削减污染，保护美国人民的健康和环境。
一、美国清洁能源计划概述
（一）清洁能源计划的价值
就全国范围而言，清洁能源计划将帮助美国削减来自于电厂区域的碳污染，比2005年下降30%。电厂是美国最大的碳污染排放源，大约占到国内所有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三分之一。而清洁能源计划则可帮助美国在2030年削减导致雾霾的污染超过25%，可以在2030年产生价值估计达550亿美元到930亿美元的气候和健康利益，包括避免2 700个人到6 600个人过早死亡，以及140 000到150 000例儿童哮喘病发作。
削减电厂的碳污染，不仅能提高公众健康，保护环境，而且可以提供可靠和可负担的能源，促进更加清洁的能源技术发展，诸如天然气、核能、可更新能源和清洁煤技术。毫无疑问，清洁能源计划将使得美国电力系统产生更少的污染，减少能源浪费，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使得美国人在2030年少交电费大约8%，同时，这项计划能够使美国具有发展经济和保持竞争优势所需要的全部能源，还可使美国企业在全球以一种更加有效、更加可持续的方式制造和消费能源的运动中保持领先优势。
（二）清洁能源计划的核心――电厂碳污染标准
1.新建电厂碳污染标准。新建电厂的碳污染标准分为两部分，一个是对化石燃料驱动的蒸汽发电机组，即发电锅炉和整体煤气化联合循环发电机系统;另一个是对天然气驱动的固定燃烧涡轮发电系统。分成两个标准，说明对蒸汽发电机组和固定涡轮发电机组分别确定最佳排放削减系统。对蒸汽发电机组，基于部分执行了碳捕获和碳储存作为最佳排放削减系统而设定碳污染标准，拟议的排放限值是1 100磅CO2/兆瓦时。对天然气驱动的固定燃烧涡轮机，基于现代的、有效的天然气联合循环技术作为最佳排放削减系统。拟议的排放限值分为两种，对较大排放源是1 000磅CO2/兆瓦时，对较小排放源是1 100磅CO2/兆瓦时。
2.改建和重建电厂的碳污染标准。改建和重建电厂的碳污染标准分为四部分，第一个是对改建的化石燃料驱动的蒸汽发电机组，即发电锅炉和整体煤气化联合循环发电机系统;第二个是对改建的天然气驱动的固定燃烧涡轮发电系统;第三个是对重建的化石燃料驱动的发电锅炉和整体煤气化联合循环发电机系统;第四个是对重建的天然气驱动的固定燃烧涡轮发电机组。按照清洁空气法第111（b）的规定，这些标准反映出可通过应用最佳排放削减系统实现的排放限制程度。
（三）清洁能源计划的主要技术和政策工具
技术工具主要有：（1）促使化石燃料电厂更有效的技术;（2）在有过剩生产能力的地方更多地使用低排放的天然气联合循环发电技术;（3）更多地使用零排放和低排放的能源，诸如可更新能源技术和核能技术;（4）通过提高电力使用效率而降低电力需求的技术。
政策工具主要有：（1）确定电厂绩效标准，每个电厂必须达到设定的排放强度;（2）可更新能源组合标准，电力公司必须设定一定比例的可更新能源电力;（3）能效资源标准，电力公司必须在达到目标年之前削减一定量的需求;（4）脱钩政策，通过使税收和利润脱钩的政策降低电力公司生产更多电力的动机;（5）电力回馈政策，给付使用太阳能的住宅所有者一定报酬，鼓励其将多余的电力返回给电网;（6）限额和交易政策，逐渐减少碳配额的数量，电厂让予的碳配额数量必须，每个电厂的排放量成比例;（7）碳税政策，对碳排放行为征税;（8）电网运营商缴纳碳费政策，根据由哪些电厂运营决定给电网运营商增加一个碳价格;（9）家用电器能效标准，要求销售的新家用电器必须满足设定的能耗标准;（10）商业建筑和住宅法典，要求新建房屋要考虑节电措施。
二、我国碳污染防治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碳污染防治立法缺位
目前关于气候变化的立法主要有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国家认监委发布的《低碳产品认证管理暂行办法》，用以规范低碳产品认证活动;国家发展改革委制定发布了《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降低目标责任考核评估办法》，用以对各地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降低目标完成情况进行考核，对落实各项任务和措施进行评估。专门针对温室气体的控制政策主要以国务院“通知”“工作方案”和发改委颁布的“指南”为主要形式，通知、工作方案和指南本身可视为规范性文件，但规定内容过于简单，过于概括化，过于笼统，且不具有法律法规应有的强制力。
（二）没有确定碳污染防治的理念
当前我国有温室气体排放的概念，却没有“碳污染”的概念，且我国当前的温室气体排放控制对象过于狭窄，仅仅针对重点企事业单位，即温室气体排放量达到比较大的规模才要求报告温室气体排放，且报告排放量仍然是自愿性的，也没有规定具体的限排指标。同时，由于我国的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并没有把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列为大气污染物，在号称史上最严的《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中，针对的主要是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以及烟尘等污染物，却不包括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
（三）碳污染防治缺乏明确限定标准
我国的温室气体控制显然还停留在缺乏执行力的初级阶段，虽然规定了发电行业等十大重点企事业单位，以及能源重点行业，但却没有明确具体的限定标准，只是规定了一个总体目标，也没有可操作性强的限制排放的实施方法。以《中国石油天然气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为例，该指南旨在帮助石油天然气生产企业准确核算和规范报告温室气体排放量，科学制定温室气体排放控制行动方案及对策，同时也为主管部门建立并实施重点企业温室气体报告制度奠定基础。该指南规定了核算边界和核算方法，以及报告温室气体排放的内容，却没有规定限制排放的具体数值。由此可见，我国对温室气体控制仍然停留在准备阶段，还没有进入实际控制阶段。
三、加强我国碳污染防治的若干建议
（一）确定“碳污染”理念，促进公众参与
温室气体不同于大多数空气污染物，它可以在环境中存在很长时间，从几十年到数千年不等，取决于具体的温室气体种类，因此越早对温室气体采取控制措施越有利于降低碳污染。碳污染的理念并非自然形成的，美国是通过联邦最高法院在2007年审理的马萨诸塞州等诉美国联邦环保局一案中确立了“温室气体也属于清洁空气法界定的空气污染物范围”。
我国目前尚未确定二氧化碳属于大气污染物，在2012年颁布的最新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中也没有规定二氧化碳的排放限值，更没有相应的司法案例，这不利于二氧化碳的减排控制，应尽早确定二氧化碳的“大气污染物”身份。同时，应明确温室气体排放控制政策需要集合公众智慧来制定，政策制定和立法机关的认识不足以构建完善的制度，还需要公众广泛和深度参与来贯彻落实，应在政策制定之前明确公众参与的作用和价值，并在政策制定中促进公众广泛有效参与，在最终形成的政策中采纳公众合理建议。
（二）构建操作性强的碳污染防治立法和政策支持体系
温室气体控制必须坚持“立法先行”原则。对由于能源转型而产生的碳污染控制，必须依靠立法的权威性和强制性才能有效实施。而我国尚无专门针对碳污染防治的法律、法规或规章，现有温室气体控制有关的规范性文件基本上都是停留在无强制性、无执行标准、无执行程序的自愿执行层次。温室气体长期存在于环境中的特点决定了对温室气体的控制应有相当的前瞻性，主要是从政策、立法方面保证控制得以实施和持续，在技术方面保证控制的有效性。
我国应该以应对气候变化为目的，通过制定专门的碳污染防治立法或行政法规来治理碳污染。碳污染治理，不仅是中国履行气候变化的国际义务，也会给我国发展清洁能源提供良好契机和动力、压力。我国可以从交通领域开始，建立机动车碳污染防治法律制度，确立机动车燃料效率标准，确立操作性强、可实施的政策体系扶持新能源机动车发展，尤其是形成与使用新能源机动车相配套服务设施的政策支持，降低机动车碳排放强度。同时，对二氧化碳排放最大的电厂制定碳污染防治法规，按照现有发电技术水平分类确定碳污染排放控制标准，并分别采用相应的排放削减技术。
（三）发展碳污染防治技术，形成产学研科技创新机制
美国对碳污染的防治，首先是从交通领域开始的。1999年国际技术评估中心和18个其他组织向联邦环保局提出了立法申请，要求联邦环保局管制机动车和新机动车发动机排放的温室气体。其后，美国开始提出了“汽车能效革命”，提出只有14%～30%的燃料被用于驱动，而其余的燃料都被发动机、传动系统或电源附件的低效所消耗，因此，利用先进技术提高燃料效率的潜力是巨大的。目前，美国使用的可变气门正时及升程电子控制技术、涡轮增压技术、燃油直喷技术、停缸技术、自动变速箱技术、双离合器技术、锁定传输和连续变量传输技术等都有效降低汽车能耗，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同时，美国大力发展混合动力车、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和全电汽车技术，到2014年12月，美国已经销售了3 540 199辆混合动力汽车。目前，美国在电力生产部门或大的工业源排出的二氧化碳的捕获和封存技术;来自风能、太阳能、可持续生产的生物质能、地热能、潮汐能等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电力传输、分配和消费等方面效率的大幅度提高技术;低或零排放技术;黑炭减排技术等，都处于全球比较领先的水平。
我国当前已经认识到加大清洁能源投资的意义和产学研结合的科技创新体系的重大价值，中国曾经在2009年成为世界最大的清洁能源投资国，但在2011年由于奥巴马政府推出清洁能源补贴政策而被取代，且我国的清洁能源技术还比较滞后，而产学研科技创新体系在产学研结合的深度、层次、资金、动力等方面存在脱节现象，应加速完善促进产学研结合，发展清洁能源的外部政策扶持和激励机制，以保证研发清洁能源技术，达到社会最优创新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