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路翎是一个存在感极强的作家，对人之存在的追问贯穿于他的创作中。从《财主底儿女们》的文本分析可以看出，在存在哲学的视野中，路翎对存在的关怀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领悟孤独、审视“沉沦”与追求自由。无论对个体命运的关注还是对民族命运的思考，作家最终都指向了对人之存在状态、价值与意义的关怀。路翎创作中的存在关怀，表现着文学的灵魂深度与哲学深度。
关键词：路翎；《财主底儿女们》；存在关怀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595（2017）01008206
“七月派”作家路翎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奇才”。他19岁写出著名中篇小说《饥饿的郭素娥》，21岁完成8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财主底儿女们》①（以下简称《财》），《财》的出版被胡风称为“中国新文学史上一个重大的事件”[1]1。然而路翎的独特之处，并不在于年纪轻轻便登上文坛，而在于他20岁左右的书写却力透纸背。无论是写矿工、农民还是知识分子，无论是写乡村还是都市，其笔力总能穿透生活表层的事实，直指事实背后的真实。对存在，即对人之于世的根本体验、状态与意义的思考，一直贯穿在他的创作中。以往的路翎作品研究多集中在对其中原始生命强力、精神奴役创伤、疯狂主题等方面的探讨，本文试图以《财》为例，拨开茂密的情感丛林，进入路翎的哲学世界，考察其创作中对存在的体认与追求。
《财》描绘了自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到1942年苏德战争爆发这个战乱时代中国社会各阶层人的生存状态，上部写苏州大户蒋氏家族的衰落与崩溃，下部写蒋家儿女的不同人生道路。作为家族小说，《财》超越了《家》的单纯文化立场；作为战时小说，《财》又不同于《四世同堂》对民族文化心理的审视，以及《第七连》《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等作品中对战争苦难与人性的书写，更不同于《吕梁英雄传》《新儿女英雄传》等作品对集体主义与抗日英雄的描绘。“存在”是《财》的思想内核，对个体存在状态、价值与意义的思考含蕴在路翎的家族叙事与战争叙事之中。笔者以为，这种对存在的关照和书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领悟孤独
从上海“一・二八”事变到苏德战争爆发，这段时间是中国历史上庄严而痛苦的民族大战争时代，然而作家并未被时代风暴裹挟，而是作为“孤独的个人”，关怀着个体生命的存在体验。翻开《财》这部小说，扑面而来的是孤独气息，“孤独”一词在文本中出现了一百五十七次之多。生活层面的孤独，常常是指孤单的心境或寂寞的情绪，这种心境与情绪随着某种具体的处境而生，也会随着某种具体处境的改变而灭。存在层面上的孤独，则是人之存在的本质状态，意味着个体的存在，意味着独一无二。在《财》中，弥漫字里行间的孤独已远非生活中孤单寂寞的情绪，而是一种不可驱散的本体意义上的生命存在体验。
在常人看来，爱情是美好的，爱情之中的男女可以互相理解、互相沟通，达到情感交融的境界。然而，在路翎笔下，爱情中的男女却处于孤独之中。蒋少祖因孤独而结婚，婚后却依然孤独，“他重新发觉到陈景惠不理解他。在婚前，蒋少祖被爱人底善良感动，在婚后却被这个善良苦恼”。两人在隔膜、虚情假意中担承着各自的烦恼与痛苦。蒋少祖与王桂英可谓个性相似、精神相通，但他既相互吸引，又彼此傲视不服。他们爱着，又排斥着，在嫉妒、征服与争斗中咀嚼着各自的孤独。夏陆单纯的爱情使王桂英平静，但“从最初一天起他们之间便有着极大的距离”。蒋蔚祖爱着美貌精明的妻子，而妻子的“自由”却在侵犯着他的爱情。两人一直在相互的猜疑、追逐之中，尽管有着“无穷的、深刻的缔结”，但都是世间孤独的游魂。善良的蒋淑华与汪卓伦在孤独中走入婚姻，生活中他们相互关怀、体谅，但内心深处却是隔膜、不解。汪卓伦心里痛苦，“为什么她和我分离得这样远？”蒋淑华心里也痛苦，“她觉得自己孤独无依，觉得汪卓伦不理解她，虽然那般尊重她”。在《财》中，恋爱婚姻中的人们，或有爱或无爱，或和谐或冲突，或善良或恶毒，都拥有着一个共同的东西：孤独。王桂英说“我心里只有我自己”，汪卓伦说“每一个人都是为了自己”，蒋秀菊说“在我心里只有我自己”，蒋少祖说“每个人都有他自己底意义”，这些体悟已不是善恶道德范畴中的“自私”，而是存在层面上的孤独体验。存在主义认为，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人只能独自担承自己，这是人被抛于世所注定的命运。作者对婚姻爱情的描写，揭示出了人的本质性的存在状态。
日常生活中，血缘亲情是人的情感寄托，是人疲惫时可以停靠的心灵港湾。路翎笔下的血缘关系里也充满关爱，然而血缘亲情并不能消解个体存在的孤独。蒋捷三爱着自己的孩子们，孩子们也都爱着自己的父亲，但他们每个人都是孤独的。而且，亲情不仅没有慰藉他们的心灵，反而凸显着他们的孤独。蒋蔚祖向弟弟蒋少祖敞开心扉，但弟弟的不理解，让蒋蔚祖更感孤独。蒋纯祖的亲情让蒋蔚祖感动，但温暖的感觉抵御不了对弟弟的“仇恨”，因为弟弟的快乐刺激着他更加意识到自我的孤独。蒋少祖从经济上帮助蒋纯祖，弟弟也景仰着这个名望甚高的哥哥，但蒋纯祖又非常清醒：“哥哥底感情是真实的，但对于他，蒋纯祖，是不值得的”，“同时他辛辣地想到，哥哥底关切，对于他，是无价值的，因为他底命运已经注定。他并且想到，哥哥所以如此，只是为了自己”。兄弟情谊并没有遮蔽本体的自我孤独。一直关照着弟妹生活的蒋淑珍，最后也从庸常走向孤独：“对于蒋淑珍，也是对于蒋少祖，时常有诗意的过去突破阴惨的现在走出来，引起忧伤的渴望和眷恋。但他们在精神上是孤独的：那个阴惨的现在隔离了他们，他们互相逃开，诅咒和后悔。” “后花园”把他们联系在一起，而他们又都是一个个孤立的个体。虽然生活中他们相互关联，但灵魂深处却都孤独无依。笼罩着家族每一个成员的孤独不属于“社会理论和道德，伦理底范围”，而是自我本体意义上的孤独，这种形而上的孤独源于个体的存在。血缘亲情能抵御人的孤单与寂寞，却不能消解人本质上的孤独。
“朋友”一词，让人们联想到深情厚谊、情深意长、莫逆之交，文学中描绘友谊的诗篇名作数不胜数，这是现实生活层面上的精神情感，路翎对同伴朋友的书写则超越了这一层面。蒋少祖作为一个社会名流被前呼后拥，但在朋友群里，他始终是一个孤独的存在：“他是在忧愁和他如此地联系着的这些人们不理解他。”旷野中，蒋纯祖与同伴们在对荒凉的抵御中，“相互结集得更紧”，同时又“相互戒备得更凶”，群体中的“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孤独”。合唱队、演剧队中，蒋纯祖被团体的激情所包围，然而团体的集体主义情绪更凸显了他的孤独。在乡下，蒋纯祖与孙松鹤是无话不谈的挚友，但这对挚友之间，既相互渴望，又相互排斥，“每一个人都追求自己，于是友情变成敌意”。这里的“敌意”不是社会生活层面上的对立，而是自由本体层面上的冲突。个体的孤独是冲突的标志，也是冲突的来源。因为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个体，同伴之间、朋友之间既相互温暖，又不得不各自担承自我的孤独，正如萨特所说，每一个人都代表一个“主观性”，每个人都因自我的“主观性”而存在，却又因自我的“主观性”而孤独。 路翎超越了形而下的生活层面，揭示了人的孤独本质，同时在路翎笔下，孤独也是一种诱惑与享受。蒋少祖不愿与社会同流合污，而独自经历着“自由而神圣的孤独感”，虽然他后来有了很高的社会威望，但他始终保持内心的清醒和心灵的自由。他乐于享受孤独，“他觉得他所得到的孤独的思想将引他到荒凉的、伟大的旷野里面去。他是正在走进去，不时瞥见它底神秘的远景。……他觉得别人没有权利知道他心里的这一切，正如尼采底著作，诗的灵感底泉源，别人是没有权利理解的――那种心灵底权利。孤独是给他底生活散发了芳香”。蒋纯祖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孤独者”[2]，他乐于孤独行走，“我走、走、走，走到远远的地方去！我要找一片完全荒凉的地方，除了雪和天以外，只有我自己”。小说的下部笼罩在“旷野”这个大意象之中，旷野除了喻示生命原始强力之外，还象征着孤独：“落雪的旷野，对于自觉孤独、恐惧孤独的年青人是一种诱惑，这些年青人，是企图把自己底孤独推到一个更大的孤独里去，而获得安慰，获得对人世底命运的彻底的认识的。”克尔凯郭尔认为，人的真正存在就是孤独的个体，“假使我战死之后而愿有一块墓碑的话，我只要刻上‘那个孤独者’几个字就行了。”②《财》中的人物都在孤独体验中与自己的灵魂相遇，并领悟着自身的存在。
人在本质上是孤独的，路翎对孤独的领悟，正是对存在的体认。克尔凯郭尔毕生追求“孤独个体”，尼采在孤独中不断超越，在超越中领受孤独，萨特认为人是自由，而孤独正是自由的体现。孤独也是路翎与他笔下的人物所领悟与追求的一种存在状态。路翎曾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是的，孤独。但还要忍受更深的孤独的。这里面有好的东西。”[3]孤独里的好东西也就是人之为人的存在感，是一种圆融饱满的存在自觉，是路翎举起整个生命在呼唤的一种东西。
二、审视“沉沦”
《财》中的人物七十多个，包括财主、新旧知识分子、时代青年、社会名流、市民、商人、律师、军官、兵士、农民、教师等各个阶层，他们活动的舞台有苏州、上海、南京、旷野、武汉、重庆、四川农村等。这些人物在不同的舞台上表演，热闹纷繁，而在作家冷静的审视里，许多热闹纷繁的背后却是“沉沦”。在这里，“沉沦”不是道德意义上的概念，而是存在论意义上人与俗世共浮沉的日常状态，是一种不承担自我责任的存在方式。人在“沉沦”中丧失了本真的自我而迷失于公众的统治之中。逃避自由选择，不承担责任的状态，萨特也称之为自欺。路翎在《财》中，揭示了众人各种各样的“沉沦”与自欺。
蒋蔚祖是父亲的温顺儿子，妻子的忠实丈夫，一个典型的“好人”。若非妻子不忠，他可能一生都满足于做个“好人”。妻子的背叛使他成了疯人，但疯人却有超常的清醒：“我底名字叫做蒋蔚祖，我还有一个号，但是我底名字有什么用？我小时聪明温顺，在苏州没有人比我做得更好的诗文，写得更好的字了，但是我做了什么？大家都说我讨了好看的、天仙一样的老婆，大家都说我有了儿子，然而，我确实没有！这只有我自己晓得！”超脱日常状态后的蒋蔚祖看清了自己“好”背后的空无：“我确实没有”。作为“大家”眼中的“好人”，他按照“大家”规范的“好”而行为，自我却消失得无影无踪。那个中性的、不确定的“大家”也正是海德格尔所说的“常人”。在“常人”中，每个个体都“从无此人”，个体所有的独特性都被消除，“庸庸碌碌，平均状态，平整作用，都是‘常人’的存在方式，这几种方式组建着我们认之为‘公众意见’的东西”[4]156。 “常人”统治着众人的思想与生活。“大家都说”正是“公众意见”的现身，在“大家都说”里，蒋蔚祖卸除了自己的责任，放弃了本真的自我，任由“公众意见”所支配。他是蒋家的长子，父亲的好儿子、妻子的好丈夫，但却不是他自己。他有诗文，有父亲，有老婆，有儿子，却没有自我。蒋蔚祖无疑代表着一群旧文人，他们温文儒雅，知书达理，而他们的体面恰恰正是他们的“沉沦”，他们在体面中迷失了自己，被“常人”的生存方式所遮蔽。
疯了的蒋蔚祖，为读者提供了一个超常态的视点，在这个视点上，我们洞见众人“沉沦”的真相。“他们好像是有事做，不发疯！他们竟然不发疯！他们这些人，一天到晚来来去去哭哭笑笑，谈国事谈私事，好像是过得顶好！”“有事做”“过得顶好”只不过是自欺欺人的假象，他们人云亦云，亦步亦趋，安然于“常人”的统治之下，如行尸走肉。金素痕以及她周围的律师、法官们是这样，优裕的蒋淑媛和王定和们也是这样。蒋蔚祖在金小川的生日宴会上叫喊：“你们这些猪狗！你们是禽兽！”在蒋捷三丧礼中质问：“你们夫妇间有爱情吗？你们兄弟间有信义吗？你们父子间有慈爱吗？”并撕破家人虚伪的人伦面纱，揭开他们“借鬼敛财”的真相。这些人或追求风光，或追求钱财，在体面与钱财中迷失了自己，其实质都是“沉S”中的自欺者。鲁迅笔下的狂人看清了传统文化吃人的真相，疯人蒋蔚祖则看清了芸芸众生“沉沦”的真相。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中国进入全面抗战时期，热血青年纷纷融入抗战大潮之中，作家看到青年们的热情，同时又洞察到热情背后的盲从，而这种盲从正是个体存在的“沉沦”。1937年的青年信仰“人民”，而“人民”只是个抽象的字眼，“各种人都说人民”。青年们在抽象的概念里“被领去作牺牲”：“陆明栋孤独了一些时候，被当时的那些报纸杂志整个地吞没；然后奋勇地向一个救亡团体报了名。于是陆明栋被大风吹走了。”于是，青年陆明栋们淹没在时代大潮之中，被各种集团领导着而丧失了独立思考与判断。“蒋少祖发现这些男女们是都有着幼稚的急进思想，强烈的虚荣心和浮薄的态度。他嘲讽地想到，这些男女们，是时代底娇儿。他觉得他难想象将来的艰巨的事业会落在这些青年们身上。”他们被时代话语控制着，被公众蛊惑并构成着公众。他们的个体被时代拿去，从而他们都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时代青年。“时代青年”也正是“常人”的现身。在日常公众世界中，“常人对什么东西愤怒，我们就对什么东西愤怒。……就是这个常人指定着日常生活的存在方式”[4]156。青年个体被“时代青年”控制着，“时代青年”对什么热情，他们就对什么热情，而热情的背后是自我的虚空。“年青的人们，在热烈的想象里，和阴冷的，不自知的妒嫉里造出对最高的命令的无限的忠诚来，并且陶醉着，永不看见自己，以致于毁灭了自己。”他们被某种理论或某种教条或最高命令指挥着，感觉不到自己。 除被时代公共话语控制外，他们还受小团体权威者的支配。“这个集团常常对某一个人突然地采取一种态度：对这个人，他们原来是很淡漠的，但在某一天，他们以一致的态度，包围了这个人，说着类似的话，指摘着同样的缺点，使这个人陷到极大的惶恐里去。有时候，剧队召开会议，这个集团一致地提出、并赞成某一个议案，并一致地打击反对者。”显然，这个集团中，除了少数权威者外，其余便是教条与权威的奴隶，他们在“一致的态度”“类似的话”“一致地提出”“一致地打击”中“沉沦”，卸掉了自我责任，失去了主体自由。即使权威者，他们在享受权威的同时，也受着更大权威的控制：“生活逐渐地把他们底幻想训练得更平庸，并把他们训练得更圆熟和更刻板。生活替他们规定了几种快乐和痛苦，他们便不再寻求，或看到别的。”他们说着空泛的理论，追逐虚荣和权力，在“规定了”的快乐与痛苦中浮沉。与抗战时期歌颂爱国主义的作品不同，路翎在对时代青年盲从行为的描绘中揭示了他们个体的“沉沦”状态。
路翎对活跃在抗战后方的文艺工作者也进行了存在层面上的审视。文艺工作者在抗战时期为民族战争奉献了自己的力量，同时许多人也在明星光环的浮华中沉迷。蒋纯祖加入的剧团被认为“从事严肃的艺术工作”，可“有些演员，演了几出戏，带着奇奇怪怪的色彩升到了社会名流的地位，就觉得自己无所不能了”。他们陶醉在“地位和声名”里，蛊惑着浮华的男女，也蛊惑着他们自己。他们台上表演，台下也表演，“比较起舞台上的戏来，这个浮华的世界是更需要着这些男女们在下台以后所演的实实在在的戏曲的，所以这些男女们就兴奋地在各样的场所里表演了出来”。他们沉溺于自己的表演，而忘记自己究竟是谁。“在任何场所，这些男女们都带着舞台上的风姿；在任何场所，另外的人们都是观众。”他们是演员，是名流，却不再是自己。青年演员高韵爱蒋纯祖，但又离开蒋纯祖投向戴着时代桂冠的剧作家，“因为她并不要求真实，对于这样的一个女子，在一切事物里面，真实是最不重要的，主要的她是用蛊惑的感觉来生活的，她底愚昧的头脑趋向最流行的思想”。高韵离开蒋纯祖时告诉自己，她是自由的，她是属于她自己的。而她的自由只是离开蒋纯祖的自由，并非本真生命的自由。“因为此在本质上总是它的可能性，所以这个存在者可以在它的存在中‘选择’自己本身、获得自己本身；它也可以失去自身，或者说绝非获得自身而只是‘貌似’获得自身。”[4]53高韵们的自由，不过是“貌似”的自由，其自由背后的真相却是“失去自身”。
作家以智慧的眼光洞察到芸芸众生的存在状态，犀利的眼光穿透了时代、阶级、文化、人性的层面。路翎对“沉沦”与自欺的审视与批判，体现着他对人之存在状态与价值的关怀。
三、追求自由
蒋少祖与蒋纯祖分别是《财》上下部的主人公，与众人的“沉沦”不同，他们在不断地“搏斗”中，不断地超越。蒋少祖、蒋纯祖的人生之路，便是自由之路。他们的自由，不是社会阶级文化层面的解放，而是存在、灵魂层面上的生命自由。尼采认为，自由就是一个人有自己承担责任的意志，就是不断地自我超越，自由存在于争取自由的过程之中。萨特认为人没有先天的本质，而有绝对的自由，自由体现在选择之中。蒋少祖与蒋纯祖都在不断地自由选择与自我担承的过程中，成就各自的存在价值与意义。
胡风在《财主底儿女们・序》中写道：“在那个蒋少祖身上，作者勇敢地提出了他底控诉：知识分子底反叛，如果不走向和人民深刻结合的路，就不免要被中庸主义所战败而走到复古主义的泥坑里去。”[1]4一直以来，研究者多延续着胡风的思路，批评他的退守与复古。其实，这种庸俗社会学的批评并不符合这一文学形象的事实，也不符合作家的叙事伦理。蒋少祖不是一个抽象的文化符号，而是一个丰富开放的生命样态。作家的叙事也超越了社会、文化、道德的层面，而是直面灵魂的生命言说与存在言说。摆脱预设的概念，回归文本自身，我们会发现蒋少祖的人生之路是不断质疑、不断选择的自由之路。蒋少祖十六岁与父亲决裂到上海读书，他追求并践行着个性解放进入社会，同时又在不断地反省中，不断自我抉择。他积极参加社会政治活动，又冷静地审视与否定“那种政治家风度里面的不属于自己的性质”。他激赏自己“我有这样的风度，这样的年青，这样的才干和魄力，――我要取得！”。在蒋少祖这里，不是他属于时代社会，而是时代社会属于他，不是他把自己交给社会，而是将社会当作自己生命活动的战场。在复杂怪诞的社会关系中，他勇敢地突进，“和一切人接触，试出自己是强者”。他自由地选择各种团体，成为文化界的名流。与追逐名声的众多社会名流相比，名声不是他的目的，而是他征服社会的标志。他以征服的姿态进入社会，始终保持着自我清醒。当他在社会上一路拼杀、无限风光之后，又在“内心底那种对神秘的事物的渴望”下，心灵转向古代：“一种内启，一种风格，一个突发的导向宗教或毁灭的情热，和一场火热的恋情，构成了庄严的、崇高的画幅。”在这里他看见了“心灵的独立与自由”。
对于复古的嫌疑与责难，蒋少祖认为“真理是：不是新与旧的问题，而是对与错的问题！”。他反对“中国人底固步自封和浅薄的，半瓢水的欧化，颂扬独立自主的精神”，在不断的质疑中，他清醒地认识到对于他“欧洲的文化，曾经是一个强烈的诱惑”，是“灵魂的试验”，而“青春的诱惑”过去之后，他“获得凯旋了”。因而他有了自己独立的价值立场：“这怎么能是那种意味上的复古！这是五四运动底更高的发扬，这是学术思想中国化！出于中国，用于中国，发展中国，批判地接受遗产！现在的那批投机的混蛋，早把中国自己底遗产忘记了，他们根本不明白，在屈原里面有着但丁，在孔子里面有着文艺复兴，在吕不韦和王安石里面有着一切斯大林，而在《红楼梦》和中国底一切民间文学里有着托尔斯泰……”而且，他不满概念化地反封建，“我们都说反对封建，是的！然而生活自身是本然的！”。蒋少祖对传统的发现，不是简单的“复古”与“倒退”，而是主动的寻找与发掘，是自觉的建构，而不是被动的退守。他对静穆的追求也不是“消极遁世”，而是生命自觉自由的选择。他有足够的力量在社会上拼杀，“我有过快乐，我很有理由想，给我一个支点，我能够举起地球来――我曾经这样相信，现在也如此；谁都不能否认我在现代中底地位，谁都不能否认我底奋斗，我底光辉的历史”。但他又质疑自己：“归根结底是，二十年来，我为了什么这样的匆忙？难道就为了这个么？我为什么不满足？为何如此匆忙？”在不断的质疑与追问中，他主动选择了另一条道路。蒋少祖的每一步选择都体现着他个体生命的自由追求。他活跃于时代浪尖，同时又超拔于这个时代。蒋少祖实现了由一个时代青年到一个超拔于时代的社会搏击者，再到一个心灵宁静自由的思索者的蜕变。他的行为一直伴随着自我的反省和追问，在不断的质疑与选择之中，他的生命通达本真与自由。 与蒋少祖相反，蒋纯祖是以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呈现自己生命自由的。以前的论者多关注他身上个人主义的缺陷，批评他的脱离群众。现在较多的研究者肯定他的自由追求，并发现了他的独特价值，“蒋纯祖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一个异端的典型，用现代的词儿说就是‘另类’。他舍弃了舒适、安逸、现成的幸福生活，毅然去漂泊，去探险，去流浪，去体验个体生命的存在和价值，甘愿去受精神苦刑。这种探求精神，这种在痛苦中打滚的体验正是他的意义所在，是他的独特性所在”[5]。在笔者看来，蒋纯祖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极少的具有存在主义意味的形象。蒋纯祖一生都在不断地自我超越之中。当初他离开南京到上海，正如蒋少祖当初离家出走一样，更多是时代的感召，而走进旷野之后，他真正开始了独立思考。蒋纯祖认为，善恶只是相对的，不同处境不同角度，善恶是可以相互转换的，而自己的存在才是绝对的尺度。人们活着必须感觉到自己，并“必须安慰自己”。怎么安慰自己呢？“那安慰必须得自光荣。”在蒋纯祖这里，“光荣”不是来自外在社会的眼光，光荣就是“觉得自己为了什么”，就是个体生命存在的意义。他追求着自己的“光荣”，害怕生活的凝滞与平庸：“我是不会在这里停留的，我觉得我仍旧在奔跑！”“我不再承认一切传统和一切道德，我需要自由”，他“脱离了由蒋淑珍所代表的那种实际的，阴暗的生活”加入了演剧队。但演剧队充满教条、权威、争斗与投机，于是他又选择离开这个弱者的虚伪的圈子，“让我过我自己底生活，让我唱我底歌”。蒋纯祖从南京到上海，到旷野，到武汉，到重庆，到乡下。为了感知心中的光荣，建构存在的意义，他永不停息。后来，凭借音乐才能，他拥有了金钱和荣誉，但他并未成为金钱和荣誉的奴隶。他玩弄金钱，轻视名流，厌恶自己的崇拜者。最终，蒋纯祖在死亡里“逼近了真正的光荣”：“到了这里，那个终点，他先前所思索，所畏惧的那个黑暗的空无，便被欢乐和光明所照耀了。”对于蒋纯祖来说，不断地否定与超越是他的生命存在方式，“如乐黛云指出的，蒋纯祖是路翎创造的一个尼采式的超人，一个中国的查拉图斯特拉，他蔑视陈规旧习，他以坚定的自我解放，所寻求的正是‘重新估定一切价值’”[6]。
蒋纯祖、蒋少祖都是蒋家的叛逆者，他们都曾被时代的大风卷起，甩落到地面后，都开始按个人意志自由选择。蒋少祖以冷酷的姿态，进入并征服主流社会，之后穿越传统，走向心灵的宁静与高远。蒋纯祖则在蔑视中一次次告别主流社会，在不断地告别中背离着主流与传统，“克力”是他抽象出的生命信仰与力量，不断召唤着他“前进”再“前进”，直到生命最后一刻。路翎说：“我希望人们在批评他底缺点，憎恶他底罪恶的时候记着：他是因忠实和勇敢而致悲惨，并且是高F的。他所看见的那个目标，正是我们中间的多数人因凭无辜的教条和劳碌于微小的打算而失去的。”[7]2 “那个目标”也正是个体生命存在的自由。兄弟俩所走的道路截然不同，但对自由的追求却是一致的。
路翎在《财主底儿女们・题记》中写道：“我只是竭力地告诉我设想为我底对象的人们，并告诉我自己，在目前的这种生活里……在这个‘后方’，在这个世界上，人们应当肯定，并且宝贵的，是什么。”[7]12这个“什么”就是人的存在感与人之存在的意义。无论对个体命运的关注还是对民族命运的思考，作家最终都指向了对人之存在状态、价值与意义的关怀。路翎超越了政治、道德、国家、民族及家族的层面，在对灵魂与存在的关怀中，他与鲁迅、张爱玲一起，表现着中国现代文学的灵魂深度与哲学深度。
注释：
① 本文所引《财主底儿女们》版本是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② 参见谢秉德译《祁克果的人生哲学》（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1963年版，第62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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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夏畅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