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大生纱厂；张謇；张孝若；纺织借款
摘要：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大生纱厂的经营迅速恶化，1925年7月，因资不抵债，被债券银行团接管。大生纱厂的经营恶化的原因除了过度投资，形成巨额债务负担外，还在对于东北市场的高度依赖。张謇试图通过对日借款来克服经营恶化的困境。日本政府在张謇借款的问题上表现出积极姿态，意在利用张謇缓解中国的排日情绪。作为排日运动的象征性人物张謇对日借款交涉引起了各方普遍反对。面对舆论压力，张謇否认了借款交涉，借款也随之流产。
中图分类号： F12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2435（2017）04049307
Key words： Da Sheng Cotton Mill；Zhangjian；Zhang Xiaoruo；Textile Borrowing
Abstract： The business of Da Sheng cotton mill deteriotated rapidly after the first world war.In July 1925， it was taken over by a group of bonds banks due to insolvency. In addition to the excessive investment which formed a huge debt burden， Da Sheng cotton mill was highly dependent on the northeast market which also led to the business deteriotation.Zhangjian tried to overcome the business predicament by borrowing money from Japan.The Japanese government showed a positive attitude on the issue of Zhangjian’s borrowing with the intention to use Zhang to relieve China's sentiment of repelling Japan.As a symbolic character of repelling Japan movement， Zhang’s borrowing negotiation with Japan caused widespread opposition.Facing the pressure of public opinion， Zhang denied the borrowing negotiation and then the loan failed.
1899年5月23日，中近代实业家张謇在江苏省南通创建大生纱厂，该厂是近代中国机械纱厂的代表。1907年，张謇在崇明北沙（今天的启东县）成立了大生二厂，1921年在海门成立了大生三厂，1924年在南通成立了大生八厂。大生纱厂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得到飞速发展，但战争结束后其经营却迅速恶化，最后在1925年7月被债券银行团接管。关于大生纱厂成立、发展以及衰落的原因，以往研究大体上从内因论和外因论两个层面进行论证。前者从张謇等经营者和企业内部寻求大生纱厂发展和衰落的原因。
外因论则从中国纺织业的外部环境变化中找寻大生纱厂发展和衰落的原因。
本文从以下几点着手研究。第一，微观层面，大生纱厂的发展和衰落是个别企业的问题。宏观上，应该将其放在一战结束后中国纺织工业整体发展不景气的背景下进行讨论。
第二，从生产和市场的相互关系上探讨一战结束后大生纱厂经营恶化的根本原因。也就是说通过分析一战时期棉制品市场出现的变化来展现大生纱厂经营恶化的结构性问题。以往的研究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日本纱厂迅速在上海地区投资和发展起来。可以说以江为界上海对面的通崇海地区就直接受到了日本纱厂发展的影响。”[1]同时，有学者认为，“1921年南通的手工织布技术已经达到顶点，技术进步已经没有发展的空间。时代的进步和物质文化水平的提高使东北人不再需求南通土产的土布。”[2]南通大生纱厂受到了同处长江下游地区的上海等地日本纱厂的影响而衰败的主张看起来符合事实，但实际上并不全面，并没有对大生纱厂销售市场作出完整的把握。南通土布的衰落和大生纱厂经营恶化，与消费者对商品的喜好相比，从市场问题上进行研究能得到更为正确的理解。本文通过大生纱厂和东北市场的关系来解释这一问题。
第三，探讨张謇等大生纱厂的经营者在经营恶化时采取了怎样的解决办法。张謇试图通过注入外部贷款来克服经营的恶化，其中更是试图注入日本贷款。1990年出版的《大生系统企业史》上记录着“1922年张謇因资本不足派人前往日本，以大生纱厂三家工厂为担保，欲向日本借款800万元。借款谈判虽然一直进行但最终没有成功。”[3]223
以往的研究没有提及过日本借款交涉的过程及结果等问题，所以没能说明日本借款失败的缘由。本文不仅根据中国的资料，还根据日本外务省保存的政府档案文件和当时日本及中国新闻报道等多种资料来更为准确地把握历史事实。
一、一战前后东北市场的变化与大生纱厂的衰落
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上，一战时期纺织工业的发展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笔。中国对工业产品的需求一直依赖海外进口，一战爆发后，从欧美进口的工业产品骤减，从而得到了发展工业经济的机会。战时，英国及欧美诸国把精力集中在军需品的生产上，对中国等亚洲国家的工产品出口急剧减少。因此，中国、日本以及印度等地出现了战时繁荣。
1914年，中国棉纱进口为100的话，1915年相当于9469，1917年7778，而1920年则减少为50，1925年以后急剧减少为20以下。由进口减少引起的供需不均衡导致了棉纱价格暴涨。棉布也是同样的情况，1916年中国进口的棉布与一战前的1913年相比，减少了850万匹。[4]进口棉制品的骤减导致了棉纱价格的暴涨，其结果是给纱厂带来了巨大的利润。一战时期棉纱的价格如下，1916年16支纱一捆的生产价格为9756元，市场销售价格是103元，共产生545元的利润。棉纱的这个利润1917年2640元，1918年1533元，1919年则涨到5055元。[5]2021受棉制品高利润的诱惑，纱厂如同雨后春笋般出现，其结果，1914-1925年间共有87家纱厂成立。1913年中国棉纱的自给率只占37%，1916年上升到51%，1920年则上升到70%。[6]30 借着一战造成的市场需求激增，大生纱厂得到了快速发展。1899年即开始经营的当年取得利润39万两，1905年以后每年的利润约为2030万两。一战后，1916年的利润为62万两，1919年达到264万两，1920年则为208万两。[3]1261271914-1921年大生一厂和大生二厂取得了1000万两利润。大生二厂完工后，南通地区的农村织布业有了大的发展。到了1923年，除了大生一厂和大生二厂，大生三厂和大生八厂也完工投入使用。大生纱厂从1899年的一家发展到四家纱厂，资本也增加了16倍，纺锤设备增加了近7倍，固定资产也增加了18倍。[3]142
因一战的爆发而产生的繁荣随着战争的结束迅速消失，大生纱厂因过度投资迅速陷入萧条。大生一厂的利润在1921年达到411万两，而到1922年则出现了317万两赤字。大生二厂1921年的利润为866万两，而1922年却有了396万两赤字。1922年大生一厂以机器、建筑物为担保借款高达397万两，占总借款额707万两的56%左右。此外从115家钱庄借入的信用借款达到136万两，占借款总额的19%。1923年大生一厂的担保借款为442万两，占借款总额784万两的564%。[3]222经营资金不足导致债务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到了1924年南通的债券团组织“维持会”开始对大生纱厂的经营进行干预，1925年大生纱厂沦落到被上海银行团接管的地步。
大生厂利润骤降与负债率居高不下，与其销售市场受到挤压有着紧密关系。东北棉纱市场供求变动对大生纱厂影响至为明显。张謇自己曾指出，南通地区土布的主要市场是东三省，宽幅的关庄布（大尺布）是其主要销售产品。[7]1392南通土布早在清代咸丰时期就广泛地销售到关外地区。关庄布占南通每年土布生产总额的70%左右。关庄布在东北市场非常受欢迎。光绪中叶，其数量已达到每年16万包（每包40匹）。[8]398南通生产的关庄布几乎全部销售到东三省的牛庄（营口）、大连、沈阳、哈尔滨。1905-1921年间销售到东北的关庄布每年约600万匹，多的时候达到800万匹。南通棉纱市场的商情和东北棉布市场的兴衰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9]
东北地区关庄布需求的增加和当地的特殊需求有着密切的关系。南通土布质地厚实，作为衣料深受处于寒冷地区的东北人民的欢迎；每年烟囱管理上也需要非常多的棉布；保管和运输本地区特产大豆的商人需要制作布袋，关庄布也是很合适的原材料。另外，帆船的帆布和游牧民族帐篷等的需要也使南通土布的销售激增。[10]29
1884年前后，从印度进口的机械制棉纱被用作土布制织的原料，由此，以前将手纺丝作为原料的关庄布得到了一个较大的发展契机。以进口纱为棉纱的经纱，手纺纱为纬纱进行制纱的办法，即使用进口机械制棉纱为原料并采用“洋经本纬”的生产方式[10]28将土布的品质和规模提高了一个档次。机械制棉纱的使用给南通农村织布业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关庄布从1884年到1895年10年间不仅生产数量剧增，品质也由“土经土纬”的长2丈2尺的尺套布发展为“洋经本纬”的长4丈5尺，宽1尺2寸的大尺布，每年销售往东北地区的数量达1万件以上。[11]182
南通大生纱厂就在这种市场需要下于1899年成立的。它生产机械制棉纱成为南通地区土布的原料，南通关庄布的生产也因此有了飞跃的发展。运往东北的大尺布已由每年的10万上升到15万件，每件40匹，15万件是600万匹。一年棉纱的需求量为55万6万包。[10]301895年南通地区的机械制棉消费每天是20包，每年大约生产65万匹织布。但是到了1904年，仅关庄布的消费量就达到了600万匹，不到10年的时间里土布生产量增加了10倍以上。[11]184185
在广阔的市场前景及可观的收益刺激下，大生纱厂不断扩充设备，增建厂房。张謇在1907年成立了大生二厂，1921年成立了大生三厂，1924年成立了大生八厂。1924年大生纱厂共有4家纱厂、16万纺锭、1500台织布机，在中国资本纱厂拥有着全国最大的规模。[12] 大生纱厂为了满足织户的需要也生产棉纱，其原料棉花的90%都是使用当地生产的通花。通花的纤维粗且坚韧，织布成衣料，非常结实并且保暖，所以在东北地区颇受欢迎。[3]111
20世纪20年代初，从中国关内进口到东北地区的中国产大尺布已达到了每年56万件。南通土布主要是经过上海运入东北地区。营口商人在上海买入再用戎克船运到关外，其主要进口途径是经过牛庄港。通过牛庄港进口的数量达到36万件，超过总进口的一半。[13]502
据调查，1922-1931年的十年间从通海运出的土布总数量为89万件，其中运往营口消费的高达76万件，也就是说总数量的853%都销售到了东北市场。[10]301931年南通土布总销售量为5455万匹，而往东三省出口的关庄布就有320万匹，占总销售量的587%。由此统计可以看出，以前占8090%的东北地区出口已经大大的减少了。[14]658到了1933年销售总量减少到33万包，即132万匹。[8]398399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东北地区是南通地区土布销售中非常重要的出口市场，表现极大依赖性。
日俄战争后，日本加大向东北输入棉制品的力度，东北也出现不同类型的纱厂，这就得大生纱厂在东北市场要面对日益扩大的冲击。日本的棉制品在东三省与英国和美国的棉制品进行竞争并扩大了优势。[8]4541906年，三井物产和织机台数占75%的大阪纺纱、三中纺纱、金建制织、天马织物等五大纺织企业结成日本棉布满洲输出组合，积极促进对中国东北地区棉制品出口的扩大。在这一过程中，通过出口东北地区需求较大的低支纱和大尺布扩大了市场。[15]169
日本内阁在1909年3月30日提出了《关于韩国合并件》，提出“将韩半岛铁路并入日本铁路院的管辖，在铁路院的管辖下，和南满洲铁路紧密连接构筑通往大陆的干线”[16]315的方针。1911年10月，安奉铁路改造工程和鸭绿江铁桥架设工程同时完工，使得朝鲜和中国东北地区之间的直通列车成为可能。1913年5月，中日间缔结了关税协定，由安奉铁路输入中国的货物进出口税减少三分之一，这大大减少了经由新义州的铁路货物的运输费。[17]1920以前经过大阪等日本海运进口到大连港再通过南满铁路运送到中国东北各地的日本棉制品的流通网发生了变化。从以前运输距离很远的日本海运――大连――南满洲铁路流通网变为短距离流通网日本海运―朝鲜铁路―安奉铁路，物流渠道发生了变化而且后者得力于国境通过货物的三分之一关税折扣以及三线联络运赁制节俭了30%的运费，对东北地区的日本棉制品出口剧增。牛庄（营口）曾经是中国关内生产的棉制品进口的主要通路。“经由上海的中国制品主要通过牛庄进口，再通过营口的中国商人运输到东北各地市场。”[18]1011通过牛庄进口到东北地区的大尺布，1916年的547975码，1917年2675096码，1918年1534976码，呈急速减少的趋势。相反，通过安东进口的大尺布数量由1916年的48404799码上升到1917年66084120码以及1918年45852607码，其进口量相当可观。“一战爆发以后，日本棉制品有了很大的跃进。缘于关税减少三分之一以及日满鲜联络铁路的特别运费制实施，进口到安东的棉纱布激增。”[18]1012 20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东北地区开设大量纱厂生产内低支纱的大尺布。一战以后，受日货排斥运动和国货奖励运动的影响，东北地区增设了不少织布机。在奉天和营口，大约成立了100多家织布厂。[19]52东北地区纺织业和织布业的发展转折点是奉天纺纱厂和满洲纺织株式公社的成立。在张作霖的支持下，1923年成立华资机械纱厂奉天纺纱厂，其目标就是替代外国以及关内的棉制品进口。奉天纺纱为了迎合东北人的喜好将商标定为双福。
满洲纺织株式公社则将辽阳的代表性建筑辽塔定为商标，资本虽然是日本资本，但它刻画了一个创造工作岗位、通过棉纱生产给当地织布业的发展做出贡献的企业形象。20世纪20年代，东北地区生产的棉布已占棉布市场的30%，进口棉布数量不断减少。由20世纪20年代前期进口到奉天的大尺布的数量来看，趋势是逐步减少的。1921年的进口量为13001y，1922年为11638y，1923年减少到4747y，1924年为4363y。[20]184这自然对大生纱厂在东北市场优势地位形成巨大的冲击。
二、排日运动背景下的大生纱厂对日借款交涉
巴黎和会之前，围绕着山东的归还、21条的取消等问题，中国开展了激烈的排日运动。报纸等舆论连日提出领事裁判权废除、关税改订、青岛及山东铁路回收等各种要求。1918年12月25日上海工商界领袖200余人举行“主张国家税法平等会”的成立大会，选举张謇为会长，沈联芳为副会长。他们通过决议要求派往巴黎和会的中国特使主张关税改订；要求以胶州湾为首的租借地和租借的回收、关税自主权的恢复。[21]108巴黎和会之后，1919年2月6日为了促进山东主权的回收，北京地区结成“国民外交协会”，选举张謇、熊希龄、严修、庄蕴宽、王宠惠、范源谦等为董事。后来，“国民外交协会”成为五四运动爆发导火线的重要组织。[21]13
1923年爆发旅大回收运动并扩大为对日经济绝交运动，上海、武汉、南通等长江流域实施了严格的排斥日货运动。经济绝交不仅是禁止日货的购买和使用，还意味着断绝和日本人的所有交涉。工人不在日本公司工作、不加入日本保险公司、不在日本银行存钱、不接受日本货币，甚至禁止去日本医院。[22]205
与五四运动相比，经济绝交运动得到了华商纱厂联合会的积极指导和参与。张謇为会长的华商纱厂联合会为了向一般民众传授区别国产棉纱和外国特别是日本产棉纱的知识，向各地分发《商标一览表》，积极主张排斥日货。此举暗含着通过经济绝交运动来克服20世纪20年代初期中国经济萧条的意图。[4]97张謇是排日人士的代表性人物，是排日运动的象征。受张謇形象的影响，南通地区的排日气氛非常浓厚。南通的商店到处都贴着“禁止日本人出入”的标语，排日运动非常激烈。[23]
但是，据《大生系统企业史》记载，“1922年张謇因资金的不足，派人前往日本，以大生三家纱厂为担保欲向日本借款800万元。1923年11月日本外务省派驹井德三前往南通对大生系统的各个企业进行详细调查。借款谈判虽然一直进行，但最后没有达成协议。”[3]223
那么，中国代表性排日运动指导者张謇为何试图从日本借款？面对企业的发展困境，张謇说，“在国内募集不到资本，不得不求外债。美国远而日本近。因为距离近，不管怎样，对问题得解Q总有帮助。… 不管是内债还是外债，条件不要太苛刻，只要对企业有利，没有不能导入外债的理由。”[7]1475张謇考虑向日本借款，试图接近日本，他的排日态度也发生了变化。
张謇向日本提出的借款总额高达800万元。他希望借款能一次到位，或者分三次进行。1922年7月首先借入250万元，8月再借入250万元，9月再借入剩下的300万元。关于借款的用途，据说350万元用来还以前的借款，剩下的450万用来充当工厂的运营费及原料的购买资金。本金分五年偿还，并提出用纱厂的利润进行偿还的方案。张謇用大生纱厂的工厂和机械作担保，希望借款的利息能降到最低。[24]27
1922年4月6日，上海日本领事馆总领事船津新一郎向日本外相内田康哉转达了张謇派亲信陈仪找到自己想从日本借款的意图。张謇希望在利息等借款条件上尽量不要太严苛。[24]24月17日，船津新一郎向内田康哉报告了借款的内容。船津总领事奏请，张謇在华盛顿会议和山东半岛问题上，普遍被认为是排日资本家的代表性人物，因此，应该积极地利用张謇自己要求向日本借款的事情来缓解中国人的排日情绪。[24]7因此，不能单纯地将借款交涉视为经济事务，要把它当作缓解五四运动以来恶化的中日关系和促进中日经济提携的契机。
其实，在此之前张謇已有向日本借款的先例。1921年3月，张孝若和殷汝耕
一起同日本的东洋拓植会社签署了借款合同。1922年3月，他拿到了其中的20万美元。向日本借款的事情看来和亲日派殷汝耕有很大的关系。张孝若是张謇的独子，他早年曾到美国纽约大学留学，1918年回国后，开始辅助父亲参与大生纱厂的经营。张謇因为大生纱厂经营的恶化，急需借入资本，所以才向日本邀请借款。[24]13
1922年7月，张謇在南通举办了盛大的70大寿寿宴。张謇和张孝若邀请了南通县教育会、商会、农会自治会的头面人物。日本外务省总督驹井德三认为，“名义上说是商会、农会，实际上张謇是想利用这一机会将各种工厂设施介绍给外部，使其亲眼目睹南通实业的发展，来借此导入外资。”[24]52
除了日本，张謇还有向美国等欧美各国寻求贷款的可能性。张謇的寿宴还特别邀请了美国银行团代表史蒂芬森（Stevens）和美国商人亚洲建筑公司社长兼总经理维特姆（Witham），张孝若就借款问题和他们进行了协商。[24]56但因为欧洲金融不景气，未见有后续的接触。殷汝耕曾对张孝若表示，大生纱厂为了融通企业资金，除了日本，向其他地方借款都很困难。[24]25
关于张謇的借款请求，日本外务省总督驹井德三认为，说张謇是中国纺织业的领袖，大生纱厂是中国纺织工业的代表性模范工厂，考虑到张謇在中国经济界的地位，应该把这个借款当作政治借款来看。他还指出，一战结束后日本资本的纺织工业即“在华日本纱厂”陆续在上海等地投资设厂，在这个关口上，排日运动扩大的话会给日本纱厂带来不可避免的打击，所以需要中日资本纺织工业间的提携和协助。张謇是中国纺织业界的领袖，这是中日经济提携的绝好机会。他认为，在张謇借款问题上，不要太计较经济得失，为了体现日本方面的诚意，给予宽大的借款条件是必要的而且是非常重要的。[24]351922年7月7日，日本外务省亚细亚局局长芳泽谦吉向日本银行总裁井上发了一份名为《关于张謇邀请借款件》的电报，转达了上海的船津新一郎总领事以大生纱厂为担保借款800万元的委托。文件里，芳泽谦吉也强调了此项借款的重要意义，尽可能地劝日本资本家答应张謇提出的借款条件。[24]69
三、 张謇的两难境地与对日借款交涉的流产
中国是日本的出口市场及投资市场，日本方面利用张謇等在排日运动中的影响，缓解中国的排日感情的意图不言自明。但是，日本方面如此积极的应对，借款为何最终失败呢？
当初日本政府考虑到张謇的立场一直为借款邀请保密，但是，1922年8月31日，日本的《大阪朝日新闻》抢先报道了张謇派陈仪、章亮元、张国周等亲信前往日本交涉借款800万元的事实。并且报道了此次借款的意义不在单纯的金融收入上的得失，其目的是为了图谋中日实业家的相互提携及亲善。还报道了下月中旬张謇的儿子张孝若打算访问日本的计划。[25]《东京朝日新闻》也指出，仅在上海地区成立的日本资本纱厂有13家，有35f2千纱锭，此外计划中的纱厂也有11家。同时强调，中国政府挑唆一般大众说这是日本的经济侵略，张謇的800万元纺织借款是实现中日间的经济提携的第一步。[26]
中国报纸从9月6日开始转载日本报纸的内容，对日借款被公之于世。排日运动的象征性领导人张謇欲向排日运动的对象日本借款的动向给朝野上下带来了巨大冲击。张謇被推到舆论的浪尖上。1922年9月7日，中国的《新闻报》批判道，“张謇从日本拿到800万元的借款的瞬间开始就无法再逃脱日本的手心，他为何没有认识到这一事实？”[27]北京的一位纺织业企业家吐露，“关于张謇和日本人提携的事实，我们实在难以想象，太意外了。最近张氏的儿子被派为欧美实业视察团的一员，随后又被追加为日本实业视察团的一员。我认为这是张謇私下向黎元洪总统拜托的结果，受国家之命访问欧美后再去日本。我觉得张謇为了挽救实业才决定日本之行的。”[23]对于舆论的批评，9月13日，张謇解释道，“这件事没有任何根据，我儿子张孝若访问日本是受政府之命，与企业无任何关系。”[28]24
即使张謇如此解释，日本的媒体还是较详细报道了张謇的对日借款交涉情况。报道称：“中国南方的实业家张謇上个月下旬将陈仪、章亮元、张国周等三人派往日本，在和涉尺子爵会谈时强调了中日亲善的必要性以及为了将亲善具体化进行经济提携的必要性。并为此邀请借款。”[29]日本的舆论认为，中国政府任命张孝若为日本实业视察团的一员使其访问日本，访问的主要目的不是公务而是替他父亲就实业借款和日本交涉。[28]39月16日，日本的报纸报道说，“对于就实业借款问题和日本进行协议的报道，张謇自己进行了否认，但事实上，800万纺织借款合同已经完成了起草工作。”[30]
张謇对日借款交涉的事实一经传出，舆论哗然。9月17日《申报》详细报道了在京的江苏人反对借款的活动。9月14日下午4点，在京江苏省同乡会召开监事会特别临时会议，就张謇向日本借款一事作出以下决议：
（1）向农商部请愿，要求取消张孝若以实业团使节的名义派遣出国。
（2）通过外务部，向日本转达非但江苏省就是全国人民也反对本次借款的事实。
（3）要求驻日大使严密监视达到日本的张孝若，使本次借款无法成立。
（4）向日华实业协会发电报，使其不参与本次借款的交涉。
（5）给日本留学生发电报，要求他们进行监督、阻止。[31]
此外临时会议还决定派张相文、胡兆沂、谢翊元、丁锦等四人为代表向政府提交请愿书。 他们指出，《大阪朝日新闻》报道了张謇“以借款的形式促进中日实业家相互的提携和经济上的结合来图谋两国的亲善”，而且还指出，“现在中国代表三人逗留在东京站附近的旅馆，正和日本实业家就借款的导入进行着连日的交涉中，据消息说，张謇的儿子张孝若到达东京后会进行具体的协商。”[31]他们提议在京江苏同乡会及在京江苏省出身的国会委员召开联合会议讨论张謇的对日借款交涉问题。[28]34此外，江苏省议会的议员28人联名向张謇发出公开质疑书，声称借款有损国权，公开反对向日借款。[28]57
事情发展到这一地步，张謇只得连日发电报给各家报纸声明借款交涉事件是没有事实根据的。[28]349月21日，张謇发表声明表明自己的立场。他极力强调这是对事实的歪曲并解释道：“现有本人欲向日本借款的传闻，本人读到此记事非常震惊。如果根据情况需要注入资本的话，要通过大生纱厂的董事会才能进行协议，这绝不是我一个人可以决定的事情。三十年来，本人的对日态度非常明白，世人周知。儿子张孝若被选为实业视察团是政府之命，和本人以及大生纱厂绝无半点关系。”[32]
张孝若也于9月15日向在京江苏省同乡会及苏籍在京议员发电报否认借款交涉，并明确表示自己作为实业团的一员访问日本是受政府的命令进行实业视察，决不代表任何个人及公司。[28]41虽然张謇强调没有董事会的决定他个人无法决定借款，借以否认借款交涉事宜。实际上，在大生纱厂的经营上，张謇的作用和权威可以说是绝对性的。这通过以往研究中所揭示的张謇在大生纱厂经营上的作用能体现出来。从经营者构成也能看出，大生纱厂的所有权力和权限都集中在张謇一个人身上。张謇不仅自任总理，所有董事的任命也都是由他负责。张謇在企业里独占绝对的权力。[33]因而，借款的流产，是张謇迫于形势，被迫以牺牲大生厂的利益，放弃一次难得的融资机会，来维护其爱国者的形象。
张謇追求的是通过以自己为中心或自己控制的董事会来领导整个企业。张謇在制定公司章程、董事的选举、功过的监督以及赏罚的施行等所有事情都专断独行。[34]大生纱厂虽然采取了股份制公司的形式，但在实际经营和政策决定的过程中，张謇个人的意志却起了决定性作用。[35]因而，对日借款交涉的关键人物是张謇本人。
大生纱厂创建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取得了快速的发展，其中张謇的个人经营能力是不容忽视的，但更根本的原因却在于战时繁荣以及南通地区农村织布业的发展等外部环境的变化。虽然，一战后大生纱厂经营的恶化也不是个别纱厂的问题，体现出战后市场环境变化的总体趋势，但大生纱厂的经营恶化也存在着区别于其他华资纱厂的特殊性。南通地区的农村织布业拥有中国东北市场这个主要销售市场，大生纱厂通过专门生产、供给南通地区土布的原纱而得到发展。因此，东北市场的变化不仅给南通织布业也给大生纱厂的经营带来直接的影响。 一战后，依赖南通等中国关内及日本等国外进口的中国东北地区的棉制品市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变化的核心有两点：首先，日本在一战时开发了在运输距离和费用上有竞争力的韩鲜――安东――奉天这条新交通线，从中国关内流入的产品数量日形减少。其次，随着东北地区本地开始发展织布业，从关内流入的棉制品因运输费失去了价格竞争力。市场的变化是导致大生纱厂经营恶化的根本原因。张謇曾试图通过引入日本借款来克服经营困难。张謇对日借款交涉被急于摆脱排日抵货运动困扰的日本认为是一个缓解压力的好机会。但五四运动以来在全国范围内仍在积极进行排日运动，排日动的代表性人物张謇对日借款交涉引起了普遍性反对。在这种情势下，张謇否认了借款交涉这件事实，借款也最终流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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