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为他取名国棵，许以成为国之栋梁的期望。然而，30岁那年，从苏联获得副博士学位后归国，他却深感年岁徒增而贡献微薄，羞愧之下，将“棵”改为善良之“良”，成为崔国良。
其后的半个多世纪里，他为我国多种火箭等航天型号研制了固体推进剂，将我国固体推进┐向国际领先水平。
火箭腾飞，动力何来？来自推进剂的剧烈燃烧。当功成之时，便是退场之日。这正如崔国良院士的一生。
寒风猎猎 告别院士
1月22日，腊月二十五，北京晴空万里，寒风刺骨。中午，两辆考斯特从西三环航天桥出发，往西驶去。车上多是白发苍苍的老人，有的需要搀扶才能跨进车门。
短暂的寒暄之后，他们的话题自然转向了一个人，一位4天前刚刚逝世的老人：崔国良院士。语气中有着老年人特有的豁达，更渗透着对故人离去的遗憾，以及难以言喻的崇敬。
“崔院士和刘工一生都对人很好啊！”有人感叹。刘工是崔国良的爱人刘宝芬，他们1957年同一批留学苏联，又在1961年同时获得副博士学位，在莫斯科携手苦读的同时，也结出了爱情之花。
不久，考斯特抵达八宝山殡仪馆，人们下车，迎着寒风走向殡仪馆东礼堂。这里已经聚集了不少人，胸口别着白色的纸花。
崔国良院士的家属在礼堂旁边的休息室里，接受络绎不绝的吊唁者的慰问。一位外地来的老人掏出一封手写的信，一字一句念给刘宝芬听，信中尽是对崔院士的赞誉和追怀。刘宝芬眼含热泪，用极低的声音连连道谢。
崔国良一生足迹遍布北京、西安、泸州、内蒙古等地，其中，他在内蒙古度过了人生中精力最旺盛的20多年。这天，不少人专程从外地赶来，送这位老领导、老同事最后一程。
作为我国固体火箭发动机及推进剂技术专家、我国固体火箭发动机领域的开拓者之一，中国工程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科技委顾问崔国良为我国航天事业作出了诸多开创性的贡献。
应用于发射东方红一号卫星、返回式卫星、东方红二号卫星的运载火箭等多种航天型号发动机的复合固体推进剂，都由崔国良主持或参与研制。他还主持了高能推进剂重大关键技术攻关，使我国在该领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斯人已逝，留下的是一段筚路蓝缕、自力更生的奋斗历程。
留苏岁月 治学报国
崔国良与火箭发动机固体推进剂技术的第一次接触，发生在1957年。当时，在北京工业学院化学工程系火药专业（5511班）度过5年学习生涯之后，崔国良经过万里挑一的严格审查，被遴选为留苏预备生，准备肩负起学习优秀科学技术建设社会主义科技工业的重任，赴苏联学习。
出国前夕，崔国良接到通知，让他去找一个叫李乃暨的人。“我就是李乃暨，”当他们见面时，这个身形瘦削的男人眼神里闪烁着神采，“是国防部五院推进剂研究室的室主任。”
国防部五院即导弹研究院，从诞生之日起就秘不示人。与很多人一样，崔国良此前从未听说过这个机构。
李乃暨向他介绍，国防部五院是在火箭专家建议之下成立的，重点发展火箭导弹技术，对我国国防建设和科技发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毛主席曾评价：“这是决定命运的！”国防部五院按照专业分工，设立了总设计师室、空气动力研究室、结构强度研究室、发动机研究室、推进剂研究室等10个研究室。
崔国良隐约猜到客人的来意。李乃暨接着介绍了自己的经历，说起现在手下只有19名刚毕业的大学生和1名秘书，却承担着我国液体推进剂和固体推进剂的研制任务，人才严重匮乏，技术也接近空白，尤其是固体推进剂领域。说到这儿，李乃暨正式表明来意：希望崔国良在苏联攻读固体火箭推进剂专业，学成后投身我国航天事业。
崔国良热血沸腾，他万万想不到，遥不可及的中国航天事业，此刻与自己如此之近，不禁心驰神往。从这一刻起，崔国良的命运与我国航天事业紧紧联系在了一起。1957年10月，他抵达莫斯科，成了50名火箭专业留学生之一，进入门捷列夫化工学院就读。
门捷列夫化工学院以发现元素周期表的化学家门捷列夫命名，是苏联5个最主要的大学之一。崔国良与其他中国留学生格外珍惜此次学习机会，他们每天学习十二三个小时，下课后留在教室自习，教室锁门了就回到宿舍看书，周末也很少出去游玩。中国学生几乎成为优秀的代名词，很多苏联教授都以拥有中国学生为荣。崔国良的导师巴卡耶夫教授更是对这位谦逊又有天赋的中国学生喜爱不已，倾囊相授。
就在崔国良留学期间，中苏关系悄然发生了变化。1960年7月，苏联单方面撕毁同我国签订的343个专家合同和257个科技合同，并很快撤走一千余名专家，带走了全部图纸和资料，停止供应我国急需的设备，使我国40多个重工业、国防工业部门，250个工厂企业和事业单位陷入停顿、半停顿状态。
曾经紧密站在一起的社会主义阵营战友，一夜之间几乎老死不相往来。政治阴影也笼罩着留苏中国学生这一特殊群体。
1961年4月12日，苏联航天员尤里・加加林搭乘东方1号宇宙飞船进入太空，绕地球飞行1小时48分钟后，安全返回，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航天员。莫斯科举行了盛大仪式欢迎加加林返回，在人头攒动的街头，崔国良却无法与苏联民众一样欢呼雀跃，他心急如焚，恨不能尽快结束学业，报效祖国。
一个月后，崔国良成功完成答辩，门捷列夫校报上刊登了他满面笑容、自信满满的照片。与他站在一起的，还有同时获得副博士学位、他未来的妻子刘宝芬。
一生辗转 功勋卓著
崔国良回国时，国内复合固体推进剂还处在研制初期，国防科委刚刚制订了复合固体推进剂三年发展规划，动员全国科研单位同心协力、分工合作。国防部五院从事固体推进剂研究的约100人，在李乃暨的带领下，整建制地迁往三机部西安第三研究所（西安三所），专心从事固体推进剂研制。
崔国良新婚燕尔之际便远赴西安三所，迫不及待地投身固体推进剂的研制之中。后来，连长子出生他都没能陪在妻子身边。 经历国家建设规划调整、三线建设等变迁，崔国良先后从西安三所迁至四川泸州和内蒙古，一次又一次重新创业，在艰苦的环境中开展研制工作。童年时的穷困生活和少年时在杂货铺的学徒生涯，或许早早就培养了他卓越的意志力。
1967年，崔国良和他领导的“401-3”配方组接到一个光荣任务一为长征一号运载火箭三级发动机进行固体推进剂配方研制。长征一号火箭是我国第一型运载火箭，将发射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实现中华民族探索宇宙的千年梦想。
崔国良10年来默默积蓄能量，等待的就是这个机会：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将我们自己的卫星送上天。
于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混乱环境中，崔国良带领团队开启艰难的研制之旅。白天，他们要早请示、晚汇报，“从灵魂深处闹革命”；夜深人静，他们才能抓紧一切时间搞科研、抓生产。实在困得不行了，崔国良便要求大家讲个故事提提神。
1970年1月17日，用于长征一号的GF-02发动机经过多次试车之后，各项技术达到设计要求――我国大型固体火箭发动机诞生了。崔国良的工作终于获得了圆满的回报。
1970年4月24日，长征一号带着全国人民的期待点火升空。在距离地面600公里处，三级发动机按照预定程序点火，将卫星送入轨道。《东方红》乐曲从太空传回地面，再通过大喇叭响彻厂区，崔国良闻之流下了热泪。
长征一号之后，崔国良又作为副总设计师和第五责任人，研制了比冲更高的新型固体推进剂，用于我国第一型固体战略弹道导弹、第一型潜射导弹“巨浪一号”。
他担任首任所长的七机部四院46所（现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六院46所），自主研发了丁羟推进剂，开创性地应用于东方红二号通信卫星的远地点发动机上，将东方红二号送入准静止轨道。
白1982年巨浪一号发射成功，至1984年东方红二号发射成功，短短两年时间，中国航天两度震惊世界。少有人知道，崔国良顶住了多大的压力，付出了多少心血。
1985年，崔国良54岁，一纸调令让他回到阔别24年的北京，担任航天工业部科技委常委、秘书长和国防科工委固体推进剂专业组组长。上任不久，他就与同事钱维松向上级提出建议：组织力量加快研制高能固体推进剂。这是当时全球研究热潮，仅有美国摘得果实。
历经十余年，崔国良顶住各方压力，组建联合攻关组、推动“同台比武”，最终促成我国高能固体推进剂问世，在我国固体火箭发展史上树起了一座新的里程碑。此间，他以近70岁高龄无数次往返于北京、襄樊、西安，在攻关的关键时刻，他总是在现场。
赤忱待人 大师风骨
常年高负荷工作，对崔国良的身体造成了难以挽回的伤害。早在1980年代，崔国良就突发脑出血，倒在巨浪一号的试验之后，昏迷数天才苏醒。
2011年，崔国良突发脑梗，倒在了工作岗位上。醒来时，他已经不认识相伴半个多世纪的爱人。在刘宝芬的精心照料下，后来他渐渐有了意识，但大面积的左脑梗塞影响了语言中枢，他再也不能讲话，更不能写字。为航天事业奋斗了一生的崔国良，以这样的方式告别了工作。
崔国良1931年出生于河北阳原的穷困之家，童年与战争和饥饿相伴，父母在缺医少药的日子里相继因病去世。为了照顾年幼的弟弟妹妹，崔国良14岁辍学，来到张家口的一个杂货店当学徒。他每天烧火做饭、端盆倒水，但是继续读书的念头始终挥之不去。当张家口唯一的公费中学在抗战胜利后重新招生时，他立刻偷偷报考，因为天资聪颖又勤学苦干，他一路从张家口读到了北京，初中、高中、大学，最后赴苏联留学。
战火与贫困锻炼了崔国良的意志和品质。当他成了专家、领导，又成了院士，但身边的人始终能感受到他的质朴与无私。
1999年，崔国良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同事前来道喜，老同学要为他庆祝，他却连连说道：“我是踩着大家的肩膀上来的，我很愧疚啊！”
在80岁寿宴上，他坦陈，在科技委工作期间留下了一个遗憾、一个内疚，就是技术功底差、创新能力差，没有做出什么创新。然而，高能固体推进剂的问世就是他在科技委工作期间一手推动的。
虽然自谦技术不够过硬，每当研制工作陷入困境时，他却又敢于顶着巨大的责任拍板决策，让技术人员能安心地继续干下去。
比起崔国良在工作上的认真与贡献，让同事们感怀更深的是他对待身边人的赤忱之心。但凡与别人在一起，崔国良总是最后考虑自己，出差时，他将自己的软卧换给女同事；同事家的新生儿在冬天生了重病，他赶到人家，为他们劈柴生火……
有一年，崔国良到呼和浩特开会，老同事马亚清到招待所找他，请他为自己珍藏的《国防建设一火箭腾飞》首日封签名留念。崔国良却认为自己分量不够重，希望把首日封Щ乇本，请几位航天领域著名专家为他签名。
几个月后，马亚清收到信封，只见信封上从左到右签着屠守锷、梁守、黄纬禄、陈德仁几位航天科技大家的签名，最后是崔国良自己的签名，字体也略小于四位老专家。同时寄来的还有一封亲笔信，陈述了签名的考虑和对老朋友的祝福。
“崔老总对老专家们的尊重以及他自己的谦逊姿态让我深为感动。”多年以后，马亚清依旧百感交集，“我托他办的签字这件小事，他却办得那么认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