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季栋梁出版了长篇小说《上庄记》，最近，他又写了部中篇小说《我与世界的距离》。
这两部小说在题材上和写法上有相似性，也有不同点。就相似点说，它们写的都是西部偏远地区的贫困，人们生存的艰难，都有些感伤色彩和悲剧意味，而且写法都是很朴素的写实主义，没有一点耍花枪和抖机灵的虚浮。就不同点说，《上庄记》通过类似社会调查的叙事方式，从整体上叙写乡村社会的落后和危境――教育问题、留守儿童问题、老年人问题，可谓问题丛生，而作者的写法，也很老实，担得起“其事核”三个字。而《我与世界的距离》则集中笔墨来写以李春生为主的几个人物，写他们身处农村社会向上奋斗的坎坷，写他们处处不如意的困窘，写法也更具小说性。
毋庸讳言，中国至今依然是一个农村人口巨大的处于发展中的农业国家。很大程度上，可以说，中国的问题，就是农民的问题、农村的问题和农业的问题。虽然中国的城镇经济建设和新农村的建设，都取得了令人振奋的巨大成就，但是，在一些偏远的山区，农村的发展状况依然很落后，农民的生活条件依然很差。由于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不均衡、不对称，造成了城乡在资源配置和社会福利等方面的“剪刀差”，这种差别尤其明显地体现在学校教育上。季栋梁的长篇小说《上庄记》，就通过真实而细致的叙事，讲述了农村的学校教育所面临的严峻问题，讲述了一个西北偏远村庄所面临的艰难境遇。
上庄是落后的，现代生活的基本条件，全都不具备。没有电，没有水，也没有人了――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只有年老年幼的，留在村里。学校面临撤并，上学成为留守儿童的奢望。面对生活的艰难和苦难，作者的叙事态度，镇定而温暖，充满深深的爱意。在作者的眼里，这里的人虽然贫穷，但是可爱的;土地虽然贫瘠，却是美丽的。从作品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对乡土文明的深情眷恋，对高原自然风光的赞美。他爱村庄里的人们，爱那里的民歌和生活情调，爱那里的一草一木，显示出像泥土一样朴实而宽厚的情怀，他能从乡野的土地上，发现那些极易被忽略的美。他通过对一花一草的描写，来象征性地赞美那里的人，赞美人的坚韧的生活态度和美好的情感世界。
当然，这不是一部仅仅满足于从外部展开叙事的轻飘飘的“浪漫主义”作品，而是一部深入到生活的内部展开叙事的沉甸甸的“现实主义”作品。从叙事方式来看，作者追求一种朴实、扎实、厚实的叙事效果，有时甚至显示出学者的严谨和缜密，就此而言，我们甚至可以将他这部小说赞扬性地命名为“报告小说”。作者让自己的想象服从真实性的制约，将描写的客观性置于想象的主观性之上。他不仅在叙事中“追踪蹑迹”地追寻事实，“如其所是”地描写细节，而且还通过注释的方式，弥补小说叙事之不足，给读者提供更多的阅读信息，提供了很多理解作品叙事内容的重要数据。例如，叙写到农村学校的关停情节的时候，作者就“撤点并校”一事作了详细解释。有了这样的客观信息，小说中扶贫教师“我”的所思所想和所作所为，才显示出迫切的现实意义和重要的道德意味。
在这部作品里，作者用生动而丰富的细节，呈现了农村留守人群艰难的生活现状，显示出一个现实主义作家关注现实和民生的写作自觉。而作者对自然村落面临的转型危机的隐忧，对往昔生活日渐式微的感伤，也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者的隐忧和感伤，不是杞人忧天的自寻烦恼，不是见月伤心的自作多情，而是来自他对严峻现状的了解。他在小说的一条注释里，详细地介绍了他所掌握的数据：“根据民政部的统计数字，我国自然村落十年前有360万个，现在只剩下270万个，过去10年总共消失了90万个自然村，每天都有80至100个村落消失。”所以，在小说的情节事象里，作者也写到了乡村生活的温馨和浪漫。小说里的人物，能在闹社火的时候，张口就来地“说仪程”;会在祭奠亡灵的时候，唱祈福驱邪的“转九曲”;会用悦耳动听的民歌，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表达自己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我与世界的距离》也是一部沉郁厚重的作品，内里包含着农村底层青年的无奈与叹息、辛酸与泪水。作品的时间跨度覆盖了从20世纪80年代到当下的30多年的时间，甚至还将叙事背景延伸到上世纪的六七十年代，从而深入广阔地展示了一代农村青年异常艰辛的生活历程。由于生活条件和生存条件的恶劣，尤其是由于教育环境落后，这些农民的孩子，从一开始就处于极为不利的位置。没有好的老师，加上比例极低的升学率，他们高考连连落榜，有的甚至连续五六年、八九年在高考的独木桥上攀爬，吃尽了苦头，受尽了屈辱。比起那些同样写农村孩子高考故事的作品，季栋梁的这部小说无疑更细致深入，也更让人沉重和悲痛。
比起其他人来，小说中的主要人物李春生的人生就更为悲催。因为，他的生活不仅有一个现实的向度，还有一个理想的向度。在最没有诗意的境遇里，他爱上了诗，写起了诗。他渴望诗意的生活，幻想美好的爱情，但家境的贫困，高考的失利，却将他重重地摔到了现实生活的烂泥塘里。他用诗歌表达爱情，将用卖血的钱印的诗集献给自己所爱的人，却受到了“散文化”（prosy）的近乎羞辱的回应。他冷静了下来。他变得成熟了起来，开始了脚踏实地的生活。然而，却处处碰壁。他“在省城打工三年，他遭遇欠薪、欺骗、讹诈、侮辱、嘲弄，至离开省城他已是伤痕累累。他写了一组诗，标题是《天堂的阴影即地狱》，题记用了肖伯纳所说：地狱是名誉、义务、正义以及其他恐怖道德的故乡，地上的恶事都在它的名义下所犯。在这组诗中，他诅咒了这座城市。”他准备为父亲尽孝十年。于是，他又冒着生命危险，下黑煤窑。这期间，他认识了后来的妻子黄梅英。然而，接下来的故事，就有些发飘了，叙事的空间就显得很逼仄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作者将所有矛盾冲突，都归结到黄梅英的“吃喝嫖赌抽，坑蒙拐骗偷”的父亲和偷鸡摸狗、横行乡里的弟弟身上。小说的叙事最后就归落到纯粹个人性的复仇上。虽然情节描写很精彩，很让人震撼，但也多多少少影响了作品意义世界的广度和深度。
就叙事人称、情节结构和引文方式等技巧层面来看，也还有可琢磨推敲的余地。能不能不用方便凑手的第一人称，而用难度更大的第三人称？能不能将关于“我”和其他游离的情节都删汰掉？尤其是，能不能严格地使用直接引语方式？换句话说，能不能规范地使用标点符号？现在的很多小说家，在引语问题上，使用标点符号上，似乎大都无所用其心，大都显得有些马马虎虎和随随便便。 老子在《道德经》里说：“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文学写作就是从最细小的一个字、一个词、一个标点符号开始的，而其成败，也决定于运用一个个字词和标点符号的能力。在《面向秋野》中，帕乌斯托夫斯基说过这样一段话：“有一句话说得好：‘在真正的文学中没有微不足道的东西。’每一个乍看起来微不足道的词，每一个逗号和句号，都是必不可少和富有特色的，它们对整体具有决定的作用，并能使思想表达得最为鲜明。大家都清楚，一个用得恰当的句号会产生怎样强烈的印象。”然而，在文学写作上，最容易被歧视、被伤害的，就是“物微意不浅”的字词和标点符号。为数不少的中国当代作家不会准确地使用逗号和句号，很少用省略号和分号，几乎从来不用破折号。更严重的问题表现在对引号的使用上。引号标志着人物与作者、人物与人物之间的话语边界，也影响着作者“话语”描写的客观性效果。由引号的使用，可以看出一个作家的写作态度，可以看出他是否尊重人物和读者――准确而认真地使用它，也就意味着尊重人物的话语权，意味着对读者的周到和体贴。然而，现在的小说家，几乎没有几个认真使用引号的。他们更喜欢将叙事话语与人物话语搅在一起。对引号的不尊重，是西方“现代主义小说”给中国当代小说写作带来的消极影响。
为了说明标点符号的文学意义和叙事学价值，帕乌斯托夫斯基专门在《金蔷薇》中，讲了一个令人警醒的故事。一个叫索鲍利的年轻人给编辑部送来一篇他的短篇小说。小说的题材很有趣，写得也很有才气，但是，由于作者漫不经心地乱用标点符号，就给人留下条理不清、乱糟糟的感觉。一个叫勃拉戈夫的老校对，不想轻易舍掉这篇小说。于是，他开始动手改。他一个字都没有动，既没有删掉，也没有增加。他创造了一个奇迹，“文中的一切都是清晰明朗的。原来那种急就章式的潦草及遣词造句的紊乱连一点影子也没有留下。”他最后的解释是：“我不过是正确地打上了各种标点符号罢了。索鲍利标点符号用得乱七八糟。我特别仔细地替他一一标上句点。还重新分了段。我的朋友，句读可是件大事。连普希金都谈起过标点符号。标点符号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了使思想有条理，词与词之间的关系明确，句子易解，意思清楚。标点符号就好像音符。它们把文章连成整体，不让它支离破碎。”
噫！标点、句读之用亦大矣，可不慎欤？
当然，就语言来看，季栋梁是位一丝不苟的作家。他有自觉的文体意识，语言干净而准确，文笔细腻而不乏诗意，显示出一种成熟的修辞能力。
总之，由于深爱着自己笔下的人物，而且深深地理解他们的疼痛和欣悦，所以，季栋梁往往能够贴近生活，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来写他们的情感和性格，从而塑造了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无论长篇小说《上庄记》，还是中篇小说《我与世界的距离》，都是最近两年乡土文学写作的重要收获，是值得人们认真阅读的忧患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