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自我导向到行政导向:我国政府业绩考核机制的得失
任何一个时期的政府都肩负有特定的使命，也有其特定的完成使命、的条件和环境，同时，也需要一个有效而符合时宜的政府业绩考核机制作为完成其使命的动员、鞭策和检验机制。没有那个特定的政府业绩考核机制能适应不同时期肩负不同任务的政府评价工作。我国对政府及公务员的考核机制大体上经历了从自我导向考核(软考核)到行政导向考核(硬考核)发展的历程。
所谓自我导向考核就是以组织及其公职人员的党性公德自觉性为支撑，以批评和自我批评为手段，激励组织和成员发挥工作的积极性、创造性，以完成计划工作任务的机制。激励的诱因是动员自我进步，考核表彰主要以荣誉和符号物为主。这一机制在我党长期的革命和改革开放前的国家自主建设时期沿用。它不明确规定考核内容的重点，也没有硬性的考核等级比例结构，而是突出模范事例、强调高度认可，考核等级宁缺毋滥。它追求的是一级组织和干部工作的自觉性和能动性，鼓励成员间相互评价、自我评价，强调组织内部合作互助，而成员间的竞争只是促进工作的手段。
这样的考核机制是符合时代使命和环境的。因为建立新的政权、制度和国民经济体系有很强的探索性和挑战性，因此，对公职人员给定任务的做法是不可取的，鼓励内部竞争的制度也不利于各级组织共同完成具有探索和挑战的任务，同时，当时的工作条件和物质待遇也不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根据评价结果做出区分性安排，加之，公职人员整体的工作理想和动力维持在较高的水准上，这些因素都有利于维护以自我评价和互相帮助为基础的考核机制的效力。
所谓行政导向考核就是依靠上级专门制定的考核制度确定考核内容及其重点，明确划分考核等级、比例结构和结果的使用，它假定等额人群有相似的工作表现级差，鼓动相关部门和人员被动竞争，评价的内容、方式和结果都很少有伸缩性。说它是行政导向的业绩评价，一方面是指评价的重点内容是以上级部门核定的中心任务及其数量指标为基准，另一方面是指评价过程和结果的认定是以纵向主管部门或人员为主导。
这种考核内容高度统一、评价权力高度集中、竞争压力高度紧张的业绩评价机制同样也适合我国改革开放后的时代使命和环境。因为，时代的使命很明确就是追赶，这就需要效率和动力，需要上上下下心无旁鹜，一心一意谋发展。可以说，这种考核机制是我国改革开放后国家发展动员和激励制度的重要分支，其引擎作用毋庸置疑。事实也确乎如此，197 8年至2013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9.8%，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年平均3%左右的增长速度6.8个百分点，是世界平均发展速度的3倍多，走完了他国100年的发展历程。
二、新常态背景下政府的履职使命与评价政府的社会诉求
当今的时代有什么根本特征?政府在其中应发挥怎样的核心作用呢?由美国太平洋基金管理公司总裁埃里安提出的新常态一词，可以很好地揭示当今时代社会的根本特征。意思是说，世界也许再也无法回到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前稳定的正常状态，他的这一表述也成为2012年瑞士达沃斯第40届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的主题。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首次提出的中国要容忍经济增速放缓的新常态。其核心要义就是经济发展要从重速度向重质量转型、从重规模向重结构转型、从重总量向重民生改善转型。士其实，从社会民众对经济增长的现实需求和政府自身对经济增长的追求思维转型角度讲，新常态的概括与西方发达国家四十年前对对风险社会来临的预测是一脉相承的。换言之，新常态意味着社会面临的主要风险在转变。在传统社会人们主要面临工业化的技术风险，生产要素配置缺陷贫困生产主义构成的因果路径三点一线的推进图式，使解放生产力成为人类别无选择的政治需求。政府的使命就是生产增长、创造生活机会和摆脱物质贫困或剥夺。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民众认识到，他们面临的风险不只是或主要不是贫困和财富的多寡，而是生产主义本身。我们一心一意致力于增加财富，却没有因此变得快乐。两瓶啤酒让我们觉得很好，因此10瓶啤酒会让我们的快乐增加4倍。事实是如此吗?显然不是。麦基本更是发出了发展与幸福不成正比的呐喊。根据他的研究:1946年，美国是世界前四大经济强国中最快乐的国家;30年后，它在前11个先进国家中排名第八;再过10年后，它23个国家中排名第十，其中许多国家是第三世界国家〕认为自己婚姻幸福、对工作和生活环境满意的美国人比例持续下降。这种现象并不仅限于美国，跟随美国走向富裕的其他国家，例如，英国在1973-2001年间国内生产总值增加了66%，但是人们对生活的满意度没有丝毫改变。日本在1958-1986年间人均收入增加了5倍，但是满意度没有增加。反而，许多地方酗酒、自杀和患抑郁症的比率却大幅增加。慨而言之，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必须明白社会真实需要的变化以及政府应该为满足社会需要的职责。用吉登斯的话说，如果理想政府的目标是推动人们追求幸福的话，那么政府就必须关心公民的精神状态，而且不止是公民的物质财富水平。江所有这些反思都将人们的视野引入到对强化社会性管制的期待中。
风险社会形态虽然是特指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西方主要现代化国家的社会境遇，但按照当前线性式的现代化进程，北半球的大部分国家都会很快跨入其中。当前，我国许多地区就处于向这样的社会形态过渡的阶段。据最新公布的2013年我国省区GDP数据，上海、北京、天津的人均GDP都超过1.3万美元，达到中上等富裕国家的水平卢而一些规格略低的发达城市，如广州、深圳、苏州、杭州等的人均值可能还更高。但与此同时，一些看似费解的现象也大量出现，人们的幸福感并未与经济增长同步提高。比如，产品丰富了但吃啥买啥都觉得不安全了、逃离北上广现象增多了气在国内投资发展但选择在国外定居生活的人多了、城市漂亮了但水和空气等自然环境差了、物资丰富了但精神却浮躁了，诸如此类，其实，就有明显的风险社会的迹象。因为，这些地区的人们面临的风险已经不是或主要不是物资的匮乏和数量的短缺等确定性的需求，而是快乐、安全和健康的生活空间等不确定性的感受需求得不到满足。质言之，经过数十年的连续激励，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暴露出的一些问题表明:经济增长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手段。根据相关调查，经济增长也不是民众最关心的政府职能。
也就是说，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经济增长对满足社会民众需求的贡献会降低，民众最迫切希望政府担负的职能将由关心经济问题转向关心社会问题。同时，政府也越来越难以主导、更不用说单独承担抗拒复杂风险的责任，政府与社会合作共同分担风险的机制将越来越成为各方的共识。这就意味着，政府工作的好坏将越来越不以经济增长为评价基准，下级政府工作的好坏也将越来越不以上级政府的评价为基准。因此，政府任期政绩评价需要从内容和方式上加以改善。提高社会管理绩效在政府政绩内涵中的比重，提高社会评价在政府政绩评价中的分量将是大势所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