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教会大学建立了独立灵活的招生考试组织体系、民主公开的招生考试程序和科学合理的考生分类方法，开始形成独具特色的运作模式，为当今大学自主招生考试改革提供了有益借鉴。实践表明，大学自主招考应建立健全规范的制度，在民主决策、公开公正的基础上，凸显学校的个性特征；应以生为本，实现人才选拔目标和考生求学意愿的最佳平衡；要加强招考数据的实证分析，服务于招考改革和人才培养活动，实现选才与育才的有效衔接。
关键词：中国近代；教会大学；招生考试；模式
中图分类号：G649
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14-07-17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近代私立大学招生考试研究”（12JJD880017）；济南大学科研基金资助项目“中国近代大学自主招生考试研究”（X1315）。
作者简介：虞宁宁（1974-），女，山东临沂人，教育学博士，济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讲师，主要从事近现代高等教育及考试研究。
在中国近代教会大学办学实践中，自主招生考试发挥了重要功能。20世纪二三十年代，教会大学在招生考试组织体系、考生分类和招考程序等方面开始形成独具特色的运作模式。在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下，教会大学享有广泛的办学自主权，坚持按照自身的办学理念和人才标准，选拔优秀生源，培养通识精英人才，服务于社会需要。其通过民主决策、科学规范、高效运作的自主招考模式，选拔了大批优秀生源，为其成功办学奠定了坚实基础。教会大学的招考实践，为当今大学考试招生制度变革留下了有益启示。
一、独立灵活的招考组织体系
教会大学的自主招生考试组织体系，是由教会大学、教会中学、基督教会、青年会、基督教教育协进会等机构所组成。各方在自愿、民主、平等的基础上，形成一种自由的松散联结，共同承担招生选拔活动。其招生考试灵活而高效，为人才培养提供了保障。
1.大学内部参与者分工合理
如果大学不设招生或考试委员会，那么招生考试活动的重要事务（包括确定试卷评阅标准、录取标准以及特别生的录取等事务），则由教务会议讨论决定。为了保证合理公正，先由各系科教员会制定本系学生入学、升级和毕业的标准[1]（P110）。教师参与招考工作的主要职责是：参与讨论确定各系科的招生标准；参与命题、监考、阅卷和面试工作；以及作为主试官被派往外地主持招考。
2.大学外部参与者积极协作
招生考试活动是大学与中学、大学与学生、大学与社会之间多向互动的重要平台，教会大学虽然发挥主导作用，但只是其中一方，整个招生考试活动还要依靠教会、教会中学、公私立中学以及其他组织的积极协作。
教会是教会大学招生组织体系中的特殊机构，对教会大学自主招考产生特殊作用。早期教会大学作为教会的传教组织而设立，教会直接参与大学招生策略的制定和实施。如：天津工商大学第一年招生，就是通过教会组织，在各主教区进行宣传。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大学部招收的第一批学生，则是教会中学高年级学生的组合。教会大学每年都保留教徒子女或基督徒学生的助学名额，有些学生则由教会保送，免试入学。辅仁大学中一道特殊的风景，就是有许多学生穿黑袍，这些教会保送的学生，被学校里不信天主的学生称为天主教会派来的学生[3]。
教会中学是教会大学招生考试活动的密切合作者。由于同属教会教育机构，教会大学与教会中学在宗教信仰和教学管理上相当契合，联系频繁而紧密。史料显示，在多所教会大学的学生群体中，教会中学毕业生占明显优势。20世纪20年代，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学生中来自教会中学的毕业生比例一直在80%以上，立案之后到抗日战争爆发之前，这一比例仍高达60%以上①。因办学优良而被教会大学承认的教会中学（以下简称“承认中学”），更是其招考体系的核心成员。这些承认中学具有向教会大学推荐优秀学生参加提前招考的权利，并与教会大学共同组织此类招生考试。随着教会大学招生范围的扩大，一些外地的承认中学成为教会大学最佳的委托招考机构和考点，从而保证了招生考试活动的高效运行。
此外，一些外地的宗教组织、青年会或校友会也是教会大学在当地招考的主要协作单位。教会大学之所以能够在全国主要城市，如北平、上海、天津、广州、武汉、福州以及其他教会中学较为集中的地方设立考点，主要是依靠教会体系内的各类教育机构和宗教组织的积极协作。如：1937年福建协和大学在上海的报考点，即在上海圆明园路169号全国基督教协进会[4]。广州、福州等地的基督教青年会，也经常是各基督教大学设立招生分处的地方。
教会大学内部的招生考试机构和参与者，连同大学外部的招考协作机构，共同构成教会大学自主招考的组织体系。整个体系以具有宗教性质的组织为核心，既有一定的稳定性，又容易沟通和协作，因而具有较高的运作效率。教会大学针对承认中学和教会的招生具有封闭性、排他性，而面向公、私立学校的公开招考则具有开放性。封闭性招考主要为教会大学招收具有基督教品性的精英学生，是教会大学保持宗教特色和学术水平的理想学生群；开放性招考旨在为大学招收更多教外的优秀学生，以利于促进学校内部的文化交流，增强教会大学的活力，提升大学整体的教育质量；同时又可使更多教外学生直接接触和认识宗教，扩大宗教传播的对象和空间。 二、民主公开的招考程序
按照招生考试对象的范围不同，教会大学招生考试可分为特殊招考和普通招考。特殊招考包括面向教会的推荐免试和面向承认中学的推荐考试或免试；普通招考面向所有符合入学考试资格的学生，又称为公开招考。无论是承认中学推荐考试，还是公开招考，其招考程序都体现出教会大学招考的民主、公开原则。
1.充分参考各方建议，民主确定招考方案
教会大学的招考政策是在集中校内外各方建议后确定的。就校内而言，招考标准的确立，经历民主集中的过程。各院系教员会是讨论决定本院系招考标准的基层组织，教员对本院系招生标准有充分的发言权。经各院系教员会讨论确定的院系招生标准，是大学确立总体招生标准的重要依据。
就校外而言，教会大学组织招考，需要广泛听取、参考其承认中学和社会各界对学校招生考试的建议和评论。教会大学与教会中学长期共同组织承认中学的推荐考试，双方深入交流和探讨是此项考试顺利开展的重要保障。此外，教会大学也及时关注社会各界对学校招生考试的评价或问题反馈，以及时调整招考策略，适应考生的投考需求及社会各界对学校招考的了解。20世纪30年代，燕京大学负责招生的行政人员常在招考季节走访其承认中学，体察中学对招考的建议；在考试结束后，将招考试题统一整理，公布于众，以期得到社会专业人士的评价和建议。1936年招考前夕，为使招考试题更适宜教育部课程标准和中学教学实况，燕京大学还将往年试题分寄给一些中学教员，以求批评，作为命题改革的参考[5]。
除了招生的学术标准主要由院系决定外，教会大学的招生数量也是由校内各方民主商定。学校教育资源的供给能力决定其招生数量，当年各院系的师资聘用状况和实验设备、图书资料，尤其是学生宿舍的容纳能力，是其中的决定性因素。在教会大学招生考试专项教务会议上，各学院院长依据本院系教学资源状况，提出各科系拟招名额，包括一年级新生名额和转学生名额；以及院系的招生标准。总务处依据学生宿舍的容纳能力，提出学校总的可容纳新生数，最后经过协商，确定大学整体的基本招生标准和各院系的特殊要求，以学校为单位，确立报考手续和考试时间、地点、考试科目等基本内容。
2.精心组织各环节，公开招考和录取信息
就教会大学而言，招考活动的核心步骤是：发布招考信息→接受考生报名→安排入学考试→组织评阅录取→发布录取信息；从考生角度而言，相对应的五个步骤是获取招考信息→填交报名材料→参加入学考试（资料审核通过者）→等待评阅录取→到校注册入学。
教会大学会充分利用内外部途径宣传招考信息。社会媒体、学校报刊和教会组织是教会大学发布招考信息的三大渠道：《申报》等社会主流报刊，《燕京新闻》、《约翰声》、《协和校刊》、《金陵光》等教会大学自办报刊，在每年的招考季节都刊登教会大学的招生广告、招考简章，以及向学生发表的考试指南等信息资料；教会也通过其内部组织系统，在教区内发布招生信息。此外，一些教会大学（如燕京大学）为指导学生报考，还专门将以往招生及考试要求、真题编辑成册，公开发表，便于考生参考[6]。
接受考生报名时，大学招生课或各招考处明确要求考生提交志愿书、品性表、成绩单、体格检验证书（有的教会大学后来改为入学时由学校统一组织体检）、保证书以及毕业证书等资料。通过这些报考资料，学校可大致了解考生的家庭背景、宗教信仰、学习经历、服务经历、求学意愿、品行表现以及健康状况，对考生做出基本的定性评价，以判断投考学生是否符合学校的初步选拔标准。
考试与评阅环节涉及人才选拔的公平公正性。为防止作弊行为的发生，保证考试的规范性和结果的公平性，教会大学制定入学考试的考场纪律、管理操作规范等细则。如监考过程中，采用号签纸的方式，将考生姓名、考号另行记录，而不是直接填写在试卷上，以防舞弊。入学考试结束后，教会大学自行组织评阅试卷，决定录取结果。由于考生规模不大，试卷评阅人多为各院系的院长、主任或知名教授。对考生及社会人士而言，试卷评阅人并非机密，可通过公众媒体，获得相关信息。
录取信息采用多种形式公开发布。如登报发表、邮寄送达和电报通知等，最具特色的是在校门前张榜公示。这一方式继承了科举考试的传统特色，寓意考生金榜题名。辅仁大学在北平本校的录取名单就是在学校门前榜示公布①。按照年级、性别、层次、入学身份等不同的录取方式分别标明。大部分学校录取名单分为本科一年级新生名单（分男、女）、转学生名单（分二、三年级单列）、专修科录取名单、特别生录取以及旁听生录取名单等；有的学校录取名单是以院系为单位，分列各年级、各类学生名单，还有的列正取生和备取生名单。
接受新生注册是招生工作的重要一环，标志着招生工作的结束和学习生活的开始。由于近代大学普遍实行自主招考，许多考生同时报考两至三所大学，导致各校录取名单多有重复，学生被多所大学录取后，也只选择最心仪的大学注册。大学录取人数并不等同于入学人数，甚至出现较大差距，因此，入学人数才是大学招生工作最准确的衡量指标。许多大学为了应对录取学生报到率低的问题，在公布录取名单时，还会列出备取生名单，当正取生超过报到期限未注册时，学校便会依次通知备取生到校注册。由此可见，新生注册也是大学招生考试活动中比较重要的步骤；另外，注册新生的选课安排、转学生的编级等，都要以入学考试成绩作为重要的参考。
3. 全面整理招考数据，科学调整培养策略
新生注册后，教会大学注册科进行招生数据的统计，有的对新生数据进行单独统计，有的以每个学期或学年学校全体注册学生为对象进行统计。一些教会大学向大学托事部提交的年度报告，需详细记录各院系、各年级、各类学生数量，且要求男、女生分列。大学自身为了解招生状况所作的数据统计更为多样，除包含各类学生数，还包括学生籍贯分布、年龄分布、男女性别比例、学生家长职业、学生宗教信仰以及原毕业中学等各项数据统计，从而有助于学校了解生源状况，科学制定或调整人才培养策略，并为学校开展院校研究、规划办学方向、提高办学效益等提供重要的数据参考和支撑。 教会大学自主招考的各个环节都有明文规定，整个录取过程也有详细的工作记录，显示出学校招考的公开性和规范性；而对招考数据进行整理、统计和分析，并以此为据改进招生和教学，则反映教会大学对招生考试的重视程度和对招考数据的科学研究与运用。
就整体而言，教会大学作为私立大学，享有比公立大学更多的招生考试自主权。从个体来看，各教会大学招生考试自主权的实现途径不尽相同，但其招考程序却高度一致，各个招考环节清晰、明确，整个运作过程民主、公开，重视和充分发挥教师在招生考试这一学术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
三、科学合理的考生分类
为了提高招考效率，选拔优秀生源，教会大学基于考生的求学意愿和实际状况，将考生进行科学分类。其中，涉及不同层次、不同类型以及不同国籍的考生，并针对各类考生的不同特点，确定相应的入学资格、报考手续、中学成绩要求、考试科目以及录取标准等。
按层次级别，教会大学招考的新生包括各院系一、二、三年级，以及研究生一年级，早期还包括预科一年级。相应地将考生被分为预科生（1930年依国民政府规定取消）、本科生、研究生；按入学后的身份可分为正式生、特别生、旁听生；按国籍可分为本国生（国内生和侨生）和外籍生。在招生简章中出现的招生类别是不同分类标准的综合：如，一年级新生、二三年级转学生、特别生、旁听生（选修生）和专修科生。除规模最大的本科一年级新生外，转学生和特别生是其中两类非常典型的考生群体。
转学生是教会大学多样化考生类型中的重要一类，是指来自其他大学二、三年级的考生。特别生是教会大学招生人数极少而入学手续较繁琐的另一类考生，主要是指招生入学时以不同于普通正式生的标准或身份进入教会大学的学生。特别生大多只能选修课程，不得获取学位，其招生名额的规定也有很大的随机性和不确定性；另外，特别生入学还要经过个人书面申请、资料审查、面试（或考试）、教务会议讨论等程序，比普通入学程序略为繁琐，但个别教会大学曾规定特别生有转为正式生的特殊权利，还可在达到学业标准的条件下申请获得学校的毕业证书和（或）学位证书，这是对志在求学的特别生的莫大鼓励。①
多样化的考生分类，充分考虑到学生实际水平和求学意愿的不同，体现出教会大学招考制度以生为本的理念。而转学生和特别生招考制度的实施，既尊重了考生个体的求学意愿，为考生的自主发展搭建了畅通的渠道和平台，也使得招生考试更加公平。按照考生的实际状况区别对待，这些措施无疑提高了人才选拔的效率，促进了大学自由、民主之学风的形成和发展。
综上所述，中国近代教会大学建构的自主招考模式，将大学与社会连为一体，共同为人才选拔服务。借助这一招考平台，教会大学利用政府、教会中学、其他公私立中学、教会组织及其他社会团体和大众传媒的协助，保障招生考试体系的有效运作。政府的弹性管理给予教会大学高度的招生自主权，教会中学的密切配合为教会大学输送部分优秀生源，其他组织机构的积极支持，使教会大学能够在外地顺利招考。同时，教会大学在招考活动中严格而完善的管理，保证了招考活动的公平与公正。而对考生进行科学分类、多元录取的制度设计，体现出教会大学在招考方面的人文关怀。这种内外结合的招考机制，促进了教会大学的人才选拔与培养。
四、历史作用与现实启示
教会大学的自主招考运作模式在本土化和世俗化的进程中保持了在人才选拔上的相对独立性，既保障学校稳定地获得一定数量的具有基督教品性的优秀生源，又充分吸收教外优秀学生进入教会大学就读，使教会大学的人才选拔和培养质量显著提升，成为教会大学成功办学的有力保障。
第一，通过有序开展招考活动，提高人才选拔的效率。在整个招考组织体系中，教会大学处于体系的核心和主导地位，是整个招生考试活动最主要的决策机构和统一组织者。招考体系中的其他机构多属于大学总体招考方案的协作者，但在组织当地具体招考活动时，又享有高度的自主权，除入学资格和考试科目由大学制定、各科试题由大学统一提供外，其他事务均可自主，如考场的设置、监考人员的安排等。整个体系的各机构间基于平等协商形成了良好的互助合作关系，教会大学招生部门与各院系之间、教会大学与承认中学之间、教会大学与委托代考机构之间、大学外派主考人员与当地协作机构之间，都是在平等互助的基础进行合作。各机构间基于宗教服务精神形成一种松散联结，整个招生体系的存在基础是内在的精神力量而不是官方的行政制度。体系内部除大学专门的招生机构外，都享有参与或退出的充分自由。教会大学招生考试实践证明，这种松散联结的招生组织体系，因为各成员有着共同的目标，反而表现出更高的自律性，从而促进了教会大学招生考试的效率，使招考活动顺利、有序、高效地开展，人才选拔质量逐步提高。
第二，立足考生实际，实行多样选拔，奠定了教会大学的办学基础。教会大学自主制定人才选拔标准并实行社会化运作模式，显示教会大学对自身办学质量的自信和办学行为的自律，这为教会大学的成功办学奠定了坚实基础。科学合理的考生分类在尊重学生求学意愿的同时，更促进了考生间的公平竞争，并使教会大学的人才选拔更具针对性，从而更有效率。在整个招考活动进行过程中，程序和信息都是全面公开的，参与各方享有平等地位和民主权利，搭建了人才选拔的有效平台。为了培养这些优秀生源，教会大学重视课程建设和教学管理，全面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实践表明，教会大学培养出了大批新式人才，促进了中国高等教育的早期现代化。
第三，教会大学的招考活动，推动了民主的校风和学风的形成与发展。教会大学自主招考政策的形成过程体现了民主的特色。考生分类招考制度尊重学生个体的求学意愿，为学生的自主发展搭建起畅通的渠道和广阔的平台，体现了以生为本的教育理念。合理的招考制度使年轻学子在逐渐寻找自身发展道路的过程中有了更多自由选择的机会。出版家邹韬奋原就读于南洋公学电机科，后来通过转学生考试“如愿以偿”地踏进了圣约翰大学文科[7]；辅仁大学历史系周一良也是通过转学考试进入燕京大学的[8]。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由于有了自由选择的机会，才使众多学生可以真正发现并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成才之路，为社会做出更大贡献。 中国近代教会大学的自主招生考试实践，为当今高校自主招考改革留下了有益启示。
其一，大学自主招考应建立健全规范的制度，在民主决策、公开公正的基础上，凸显学校的个性特征。教会大学在制定招考方案与录取标准、实施考试管理的过程中，坚持民主决策、公开公正的基本原则，这是一条重要的经验。高校应选拔何种规格的人才，不同学科专业要确立怎样的选拔标准，院系的教师最有发言权，要让学术权力主导学术事务。在教会大学招考活动中，确立招考标准的是基层的院系教务会议或专业的大学入学委员会，教授（教师代表）最具发言权，最终方案的形成也是民主协商的结果。在招考活动各个环节，及时向社会公布相关信息，接受社会监督。当今高校自主招考改革，也应当“以一定方式事先征询公众对其招考方案的意见，提前公布报考条件、考试科目与选拔标准；自主选拔程序与过程应公正公开，选拔结果定期公示，接受社会和大众传媒的监督。”[9]
在当今高校考试招生改革中，如何适应学生发展，体现办学的个性特色，这是值得深入探究的问题。反观历史，中国近代教会大学，在考试科目设立上颇有个性。如民国后期，多数教会大学设立“党义”考试科目，燕京大学却坚持设立内容更广泛、通识的“社会科学常识”考试科目；福建协和大学则考虑到所在地区方言交流不便，强调“普通话”考试科目，引导考生学习国语。燕京大学在自主招生实践中，率先引入智力测验，借助心理测量科学的研究成果，对考生进行智力测验，以服务于精英人才的培养目标，更显示出学校在人才选拔上的鲜明个性[10]。
前些年，高校自主招生出现的“掐尖”大战，实际上折射出高校对优秀生源的同质定义，即高校人才选拔的标准是雷同的。在高等教育大众化时期，适应社会对不同人才的实际需求，高等学校的内涵和外延发生了显著变化，多元化的高等教育体系得以形成。作为高考改革的先行者，实行自主招考的高校有理由、也有责任，创新人才选拔之路，立足学校的办学特色，选拔合适的优秀生源。
其二，自主招考应以生为本，实现人才选拔目标和考生求学意愿的最佳平衡。在二三十年代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教育背景下，教会大学每年实行多次招考，并在全国各地设立多处考点，各大学的招考日期也并不一致，充分体现了教会大学以生为本的思想：报考日期不同，使学生具有多次报考机会和多种选择；同一所大学进行两次甚至三次招考，既可以让错过第一次招考的学生有机会报考，又使第一次失败的考生获得再次报考志愿学校的机会；在全国范围内设立多个考点，则使报考学生可以就近参加考试，避免考生来回奔波之苦。按照齐鲁大学早期的规定，如遇道路险阻等特殊情况，只要当地报考学生数超过8人，就可以申请择地设立考场①。多次招考、多点招考无疑给教会大学带来更多繁琐的工作，但教会大学招生考试制度的设计从学生角度出发，在保证人才选拔效率的前提下，更多尊重了学生的利益和需求。
从人才培养的角度看，考生求学意愿的顺利实现是其个人成长的强大动力。中国近代教会大学尊重考生的求学意愿，并结合学校的人才选拔目标，将考生进行科学、合理的分类，针对不同类型、层次的考生制定不同的选拔标准；同时，通过学校之间的交流、合作完善转学生招考制度，为学生搭建自由选学的平台，使学生通过两次甚至更多次的选择，寻找到更适合个体发展的自由空间。当前高校的自主招生考试改革，应多一些对考生的研究，明确考生求学意愿与学校办学之间的最佳平衡点，更好地实现学校人才选拔和培养的目标。在同一地域内，同一类型或层次的自主招考高校之间，也可以试行转学招考制度，使生源流动起来，给学生更多自我选择和自由发展的机会和空间。
其三，招考数据要加强实证分析，服务于招考改革和人才培养活动，实现选才与育才的有效衔接。教会大学非常注重科学统计招生考试数据，为改革完善招生制度提供客观的量化依据。1935年齐鲁大学文学院新生入学成绩表，将学生的准考号、姓名、性别、年龄、籍贯、原校名称、是否教友等各项信息填写得非常清楚、详细，学生每门课程的入学考试成绩、参加该科考试的试卷编码、报考系别、录取情况、录取号（未录取的也依次编号）都标注得一清二楚，还有一栏是“备考”（今备注），简要记录某些特殊情况，如学生是否为保荐生，学生的报考地点等；某些学生虽被录取，但个别科目不合格，需补习，也会在备注栏内注明②。通过这样简明清晰的记录表格，学校对考生的情况一目了然。教会大学在新生注册后还会按照各种维度对新生或全体注册生进行分类数据统计；校长的年度报告中对每一学年生源变化的现象及原因也都有所说明和分析，充分体现出教会大学对招生考试活动的重视和规范、科学的管理思想。对这些数据的整理和分析，是教会大学调整招考策略、制定人才培养方案的重要依据和参照。新生入校后的课程选择权限和学习顺序与学生入学成绩紧密相关，人才培养因此更具有针对性。
在信息化快速发展的当今时代，大数据的应用正在社会各领域延伸，高校自主招考既需要也能够运用大数据为考试招生和人才培养服务。通过对考生求学意愿、学术性向等数据的分析，可以使高校确立更有针对性的招生方案和评价指标，以选择更适合的生源；同时，也可使高校对学生的学习能力和认知特点有清晰的把握，从而制定有利于个体充分发展的培养方案，回归自主招生应有的价值取向，即“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导向，促进中等、高等教育的有效衔接和创新人才的培养”[11]。
参考文献
[2] 赵尔谦.梵王渡送考记[N].申报，1941-07-11.
[5] 燕大今夏招生计划规定[N].燕京新闻，1936-03-13.
[6] 招生课发行课程概要便利投考新生[N].燕京新闻，1936-05-01.
[8] 周一良.毕竟是书生[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18.
[9] 张亚群.自主招生改革的价值取向[N].光明日报，2013-01-16（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