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常州大学鲁武霞撰写的《职业教育的阶梯：高职专科与应用型本科衔接》从国际发展策略、多学科理论、经济和产业发展及地区实践等多个角度出发，提出了我国建立本科职业院校的可行路径，明确了地方本科院校和专科高职院校定位及其衔接策略，对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促进高校分类管理和优化高等教育结构等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关键词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高职专科；应用型本科；衔接
中图分类号 G71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6）06-0053-03
高等职业教育体系是高等教育的重要内涵和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现代高等职业教育体系，既是当前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重大规划与战略决策，又是深化高等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关键环节。虑及我国应用型本科院校转型发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根据普通本科院校人才培养的现实状况和就业困难的现实处境，需要不断深化高等职业教育体系改革。这项改革涉及到高等职业教育的诸多方面，如高等职业教育管理体制、投入体制、招生就业管理的制度设计、人才培养体制等。而在高等职业教育体系改革过程中，加快高职专科教育（院校）与应用型本科教育（院校）之间有机衔接显然是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内在要求和重要趋势。当前，我国许多省市正在试点探索高职专科与应用型本科衔接的体制机制与管理办法，取得一定成效，高等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质量也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但从省域试点实践看，专科高职院校与应用型本科院校衔接培养也遇到了诸多问题和目标偏差，比如，衔接中的管理体制、招生机制、人才培养、质量评价标准等存在诸多障碍和困惑，需要不断明晰衔接培养的理论基础、目标导向、核心内容以及实践模式与保障等。
常州大学高等职业教育研究院鲁武霞副研究员撰写的学术著作《职业教育的阶梯：高职专科与应用型本科衔接》就是对上述一系列问题的系统回答，值得高等教育管理者、研究者尤其是专门从事高职教育管理的教育行政系统、应用型本科院校以及高职院校管理者和教学人员慢慢品味。
一、适应国家教育改革发展战略，研究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关键问题
新世纪以来，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借鉴德国双元制模式、澳大利亚TAFE模式、美国社区学院教育等多种职业教育模式的成果，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现代职业教育发展之路。2010年起，高等职业教育进入了改革发展的黄金期和机遇期。《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通过建立层次齐全的技能型人才培养体系，满足现代产业发展的迫切需要。2011年，中组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中长期规划（2010―2020年）》，提出“加快培养造就一支门类齐全、结构合理、技艺精湛、素质优良的高技能人才队伍”。教育部《关于推进高等职业教育改革创新 引领职业教育科学发展的若干意见》（教职成[2011]12号）提出“拓宽高等职业学校应届毕业生进入本科学校应用性专业继续学习的渠道，鼓励高等职业学校与行业背景突出的本科学校合作探索高端技能型人才、应用型人才专业硕士培养制度”。2012年，党的十八大做出“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积极发展继续教育，完善终身教育体系”的战略部署。随后，《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国发[2014]19号）、《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和《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教发[2015]7号）相继提出，到2020年，形成适应发展需求、产教深度融合、中职高职衔接、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互沟通，体现终身教育理念，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探索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向应用技术类型高等学校转型，重点举办本科职业教育；建立高等学校分类体系，实行分类管理。最近，教育部在《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8年）》（教职成[2015]9号）中，明确“支持部分普通本科高等学校转型发展、优质专科高等职业院校创新发展”的政策思路。
由此，政府出台的宏观文件及改革政策为高等职业教育改革与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目标、任务、保障、措施进行了系统规划和战略部署，这同样需要高等教育、高职教育研究者对其进行理论研究和论证解释。《职业教育的阶梯：高职专科与应用型本科衔接》这一著作就是抓住了“衔接”这一改革的关键词和落脚点，对国家及政府层面出台的有关职业教育规划、政策措施的理论回应与政策诠释。其不仅回答了高职专科与应用型本科衔接的理论基础、逻辑起点、目标导向及核心内容，还展示了西方发达国家的衔接培养制度模式与培养政策。同时，该著作还结合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现实情况和诸多困惑，提出了高职专科与应用型本科衔接的观念突破、制度保障与主体支持。
二、从国际发展策略、多学科理论、经济和产业发展及地区实践等多个角度开展研究
首先，作者对专科高职教育与应用型本科教育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叙述，找到了二者之间的内在关联与衔接可能，为后续的内容安排和结构建造打下了基础。其中对于职业教育介绍，分别选取了世界上相对发达且具有代表性的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瑞士三元制职业教育、美国生涯职业教育、澳大利亚TAFE职业教育和新加坡“教学工厂”展开叙述，并对我国高职教育发展进行了梳理；对于应用型本科教育，重点介绍了美国和德国这两大代表性模式和特点，以及我国举办应用型本科教育的背景、发展、现状和问题，为后续论述作铺垫。
其次，从理论基础与逻辑起点来看，作者把职业带理论、终身教育理论、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教育生态位理论、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等用于分析和阐释高职专科与应用型本科衔接，不仅展现了多元的研究视角，丰富了职业教育理论体系，更体现了作者扎实的理论功底和研究能力。关于逻辑起点，作者把服务“人”的发展需要、高技能人才的技能成长、高技能人才与职业教育、高技能人才与终身教育作为高职专科与应用型本科衔接的逻辑起点，体现了高等教育“以人为本”“以人才培养和人的发展为中心”的教育理念，抓住了高等教育的本质和基本职能。 再次，作者将高职专科与应用型本科衔接的目标导向定为适应产业转型升级、发展本科职业教育和完善高等教育结构体系。这充分表明，作者看到了高等职业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尤其是产业转型升级的互动关系，指出了高等职业教育体系改革的社会发展与社会需求动力，同时也看到了应用型本科院校转型以及与高职专科衔接对优化高等教育结构和延伸高职教育层次的重要价值。这样的认识，与教育的外部关系规律和内部关系规律这两大基本规律完全呼应，反映了作者对教育发展规律、教育改革目标的理解和把握能力。
第四，作者根据上述理论分析、逻辑起点与目标导向，着重论述了高职专科与应用型本科衔接的核心内容、国际典型模式、制度保障、观念突破和主体支持。其中抓住了培养规格目标衔接、升学招生制度、专业课程衔接等衔接的核心内容，梳理了国际上典型的衔接模式，包括德国应用技术大学制度模式、美国社区学院转学模式、英国双证书转换模式、澳大利亚资格框架模式，介绍各自职业教育与普通（应用型）教育衔接融合的机制。同时从政府公共责任出发，提出以“应用技术大学”为载体建立本科职业教育学校制度，重点分析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转型和国家高职教育改革试验园区整合提升的必要性、可行性与操作性。这些章节的论述正是围绕如何解决我国高职专科与应用型本科衔接中的模式困惑、制度障碍和主体困难等现实问题而展开，可见作者的研究是有的放矢、落地生根的。
最后，理论阐释与实践剖析紧密呼应。作者结合江苏省2012年以来开展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试点改革实践，总结了国家高职教育改革试验园区（常州高等职业教育园区）高职专科与应用型本科“3+2”衔接培养的实践经验与启示，包括所遇到的体制障碍、目标偏差和操作问题，提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二者顺畅衔接、“立交桥”架构等未来展望。这本书在结构安排和内容叙述上具有很强的逻辑性和系统性，可读性强。
三、提出可操作性的研究结论和对策建议
人才链演进带动教育链演进，高职教育层次断缺的结构性缺陷已成为影响高职吸引力的主要症结，高职教育必须探寻层次延伸的可行路径。针对我国高等教育结构体系现状，推进应用型本科转型、加快高职专科与应用型本科衔接显然是构建职业教育直通车或立交桥的总体趋势。但是，目前应用型本科院校转型积极性并不高，对管理体制、观念认识等存在许多困惑，他们究竟担忧什么？同时，部分专科高职院校主张升本（实为抗拒应用型本科转型），他们是真的想办本科还是担忧生存空间被挤压？这些问题是多层面而且错综复杂的，需要进行立体化研究。《职业教育的阶梯：高职专科与应用型本科衔接》这本书，立足产业升级和高等教育结构优化研究高职专科与应用型本科衔接的基本理论问题，基于国际教育标准分类勾画高等院校分工图谱，提出我国建立本科职业教育院校的可行路径，具有较强的操作性和参考价值；基于劳动力就业结构矛盾和教育生态位研究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和专科高职院校定位问题，对优化高等教育结构以及调节教育资源配置规则，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从主体观念层面分析束缚转型和衔接的深层次因素，对促进专科高职院校和应用型本科院校回归教育理性，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在2011年一次学术会议上与作者偶遇时，得知作者正在开展高职教育与应用型本科教育衔接研究，当时我就意识到这项研究的前瞻性和可持续性，期待研究能够开花结果。如今念读此书，我感受到了作者随着国家高等职业教育改革深入推进而不断跳动的时代脉搏和持续更新的研究思路，尤其是关于应用型本科转型以及与高职相衔接研究的诸多方面，拓展了高等职业教育研究和改革实践的视野。可以说，问题化切入、多视角剖析和立体化阐释是该书的一大特色，该著作的相关结论对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促进高校分类管理和优化高等教育结构等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诚然，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还有诸多研究需要展开，一本专著不可能把职业教育体系的所有问题研究透彻并满足高职教育实践改革的需要，这需要广大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研究者和改革实践者继续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