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高等教育大众化；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层次性
[论文摘要]目前，在我国高等教育已经进入高等教育的大众化阶段，上海等地甚至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时，但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培齐目标层次过高而且不十分分明。这种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的观念势必会降低高技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从而削弱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而我国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大学生的现状等因素，要求思想政治理论课必须区分教学目标、内客等方面的层次性。
一、当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目标
目前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目标，不是内在的、多层次的、循序渐进的定位，而是一次性的、理想化的一元化定位，即不分教育对象自身存在的思想境界、人生观念、道德意识、接受能力等差异性，而且目标要求还是“高、大、全”：“一是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深入进行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同时，要积极引导大学生不断追求更高的目标，使他们中的先进分子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确立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念”。“二是以爱国主义教育为重点，深入进行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教育”。“三是以基本道德规范为基础，深入进行公民道德教育”。“四是……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理想是一种对人的价值关怀、意义关怀。在一定的意义上，思想政治课的目标之一就是要通过现实的活动而将理想转化为现实的存在中体现着人的价值，提升着人从实然自我向应然自我的发展，“培养有理想的人”。但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中，“有理想”几乎从来都不是凡夫俗子对其职业、生活等的憧憬，而是被演绎成为共产主义理想。诚如邓小平所言“我们一定要经常教育我们的人民，尤其是我们的青年，要有理想”；“要特别教育我们的下一代下两代，一定要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这样，在追求理想道德、理想人格的教育中很大程度上排斥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取向，容易使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走向脱离社会生活实际的极端。把宴然和应然、理想和现实割裂开来的理想教育不仅是空洞的，往往也是低效的，而且极有可能走向反面。
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在目标上分层次的原因
上述的层次过高而且不十分分明的培养目标，会导致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用同一的内容，采取“齐步走”的方法教育处于不同层次、不同阶段的受教育者，忽视大学生的心理、智力、情等的差异，从而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缺乏针对性。这种急功丘利、急于求成的观念，因为缺乏成就最终目标的切实可行的一系列的中间环节，势必使最终目标成为空中楼阁，从而降低高校卷育有效性。所以，为了增强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针对性，当务艺急是通过确定符合学生与社会实际的、有层次的思想政治教亨目标，并确定相应的教学内容。笔者主张高校思想政治理论童育的目标、内容分层次的理由如下：
那么，相应的大学生培养目标，也应该确立为首先是使几乎所有的大学生成为一个身心健康、具有一定的人文素养、掌握一定知识技能的能够自食其力的个人。完成这个任务已经实属不易，毕竟在2004年9月时全国高校毕业生的平均就业率为73％；其次是侧重道德与法律的教育，旨在把绝大多数大学生培养成一个遵守基本的道德、法律，一个明白个人应该享受的权益、必须履行的义务、可能承担的责任的社会人——公民缔民，使其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最后是使少数大学生接受体现我国高等教育阶级性的无私奉献、共产主义等等，使其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上述大学生的培养目标，可以简单的概括为，大学生的培养目标前提是身心健康的个人，再次是遵守基本的道德法律的社会人，最后才是具有共产主义等品质的接班人。
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基本定位的基础是培养身心健康的个人、合格公民／市民，也符合我国的现实。1978年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导致个人从建国后长期的“政治人”转向市民。在解放后30年高度政治化的大一统社会(其特点是几乎所有的社会活动与社会生活都表现为政治活动与政治生活)中，大众当中所流行的也是高度政治化的革命理想主义与革命英雄主义的价值观(积极参加政治运动，入党或当劳模)。那么，1980年代后期以来，上述两种价值观都逐渐地变得由盛而衰，由衰而绝，取而代之的是世俗主义、实用主义、物质改善主义、甚至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的价值观。这是第二阶段社会转型的必然结果，是意识形态导向的政治社会向市场导向的消费社会过渡的必然结果。尽管这种转变有着许多负面的影响，但值得关注的是个人不再被视为道德高尚、政治觉悟高的个人，而是趋于现实、承认个人合理利益要求(如合法致富光荣)。对此，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在尝试着进行调整，我国《民法典》草案一度提出遗失物拾得人有权获得保管费或报酬，把个人由假想中的道德圣人恢复为普通人。现行“民法通则”没有明文规定拾得人的报酬请求权，即“第79条所有人不明的埋藏物、隐藏物，归国家所有。接收单位应当对上缴的单位或者个人，给予表扬或者物质奖励。拾得遗失物、漂流物或者失散的饲养动物，应当归还失主，因此而支出的费用由失主偿还”。在新中国成立后，以雷锋精神为代表的大公无私奉献精神被广为颂扬，“拾金不昧”更是作为这类精神的代表被大力推广宣扬和身体力行，以至于我们大多数人一直都是把拾金不昧当作传统美德而不是法律义务来看待，当作最基本的公共道德来遵守。这实际上一定程度上把个人视为“活雷锋”，显然拔高和夸大了普通人的思想意识觉悟程度，忽略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对利益的要求，这样做容易导致拾得人失去归还的动力。我们不要忘记“见财一半”的俗语，这个俗语说明我国古代历朝拾金不昧也并非不给予报酬，像清律就明确规定，捡到遗失物，一半还失物之人，一半当作奖赏给拾得人。有学者认为，我国《民法典》草案摒弃了民法通则的有关条款、规定了遗失物拾得人有权获得保管费或报酬，从而把个人由假想中的道德圣人恢复为普通人。事实上，通常个人也的确是个凡人。1300人参加“央视东方时空调查——拾金不昧是否该有经济补偿”网上调查，有80．8％的人认为“应该”，只有15．5％认为“不应该”。可惜的是，目前公布的民法典草案，迫于舆论压力等原因也不再坚持使得人拥有酬金请求权了。
三、余论
不过，值得指出的是，目前我们主张思想政治理沦教育分层次，不是遭人唾弃的“根正苗红”那种身份论的翻版，而主张因材施教在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中的切实运用。具体地讲，就群体而言，从高职生到博士生的不同层次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内容、要求均有所不同；就个体而言，教育方式上，中小学生的德育以隐性教育为主，大学阶段则应该显性教育、隐性教育卡¨结合；教学目标上，改变我国道德教育过程中存在希某-阶段(如上述大学)目标倒置的现象，乃至从小学到人学这个漫长过中目标倒置的现象：小学阶段就开始培养原木属r高层次的道德理想与信念，但由于学生认知发展水的限制，很难真正获得良好效果。到了大学阶段，有时却仅局限于抓校纪校规，理想、信仰教育底气不足，流于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