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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作为标志性成果，二十年来，民办大学不论是在制度创新还是适应经济社会变革方面，均作出了重要的示范性贡献，加快了中国大学制度现代化的建设。民间兴学的成功，凸显了大学治校理念与“治校权”的不可分割性。
论文关键词：民间兴学 制度创新 艰苦创业 校长治校
一、民办大学是改革开放一个标志性成果
1905年，即科举结束的当年，私立中国公学一位创始人留下了这样一句遗言：“考各国学术进化，莫不有民立学堂与官立学堂相竞争，相补救……今我中国公学实为中国前途民立大学之基础，若日进不已，其成就将能驾耶鲁大学与早稻田大学而上之。”
1983年，即私立大学成为历史名词之后的三十年，京沪等地悄然诞生了几所民办高教机构，迄今二十年。可以说，寻求“发挥余热”是民校出现的最早动因。对文革失去的岁月，对体制弊病的不满，使许多老一代教师在仍有所为时，选择了为落榜生提供学习机会的“社会力量办学”之途。
二十年最值得回味的，不是节省或创造了多少教育资源，培养了多少“落榜生”，而是对中国当代大学从制度到理念的影响，尽管这种影响通常是滞后的，但却是实实在在的。不必讳言，太学、国子监并非今日中国大学之滥觞，是西方教会在华人士创办的“新式教育”，即中国最早的私立大学，开启了中国近代大学教育的历程。世界高等教育史告诉我们，在l
7、18世纪，欧洲的大学拥有大量的土地、房产、捐款、政府拨款以及各种无形的资源，而早期美国大学完全是崭新的“人工制品”。它们由社会创造，由校外人士组成的董事会协助安排和使用有限的资源，使高校和整个社会一开始就保持密切的联系，没有社会支持，也不可能有今日遍及美国东西沿岸的一流私立大学。对其成功的“经验”，史学家丹尼尔·布尔斯廷一语道破：“我们今天回顾这段历史，很容易认识到‘世俗人士’控制美国高等学府，决不是出于任何个人的智慧或远见，而是由于客观的需要和美国高等学院一无所有的实际情况。”
“一无所有”的我国民办大学，虽未重现美国私立大学的历程，但也因其理念和制度的创新，突出的办学效益，已成为大学变革不可或缺的内容，促进了中国大学教育制度化、国际化的进程。人们记得，“摸着石头过河”、“大胆地试”、“杀出一条血路!．．……曾是第三代领导人针对(经济)体制改革留下的“名言”，但在有“计划经济最后一个堡垒”之谓的高教领域．全是“体制外”(退休或非教育界)人士。其实践者儿乎人们还记得，1978年改革开放正式启动的标志之一，是从远离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贫困农村“大包干”开始的；产业运作的市场机制也是由民间的“乡镇企业”率先开始；就连基层组织的民主选举，也由一向被视为处于文化素质最底层的农民创造并成功地“写”入了国家的法律．“村民自治”成了举世瞩目的民主盛事二十年来．教育体制最具社会意义的改革，也无疑是从民间兴学开始。
有识之士早已指出，公办大学附属于政府机构的体制困境如不能从根本上得以解决，政府办学整体效益不高的状况就难以改变。
事实表明，由民间人士(如农民和退休教师)“自发”地来承担改革开放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成本，最大限度地保证了改革开放过程的稳定性。
二、民间兴学促进了大学制度的变革
“缴费上学，不包分配”、“实行真正的聘任制”、“后勤服务社会化”已是我国大学制度变革的核心内容，成为了牵动大学教育制度化建设的“三驾马车”。作为独立的办学实体，民办大学创办伊始即在这三个方面踏出了坚实的脚步。
80年代民间兴学对教育改革作出的最大贡献，就是缴费上学与不包分配。由学生缴费来维持学校的运行，是民校的物质基础。
1956年，随着所有制改造的基本完成，大多数非生产性人员也逐步成了“国家工作人员”。伴随着行政级别在各行业的比照划分，严格的干部人事管理制度的建立，专业教育即培养“干部”的观念逐渐形成，加上单一的政府办学体制，逐渐地，“受过中专以上教育者便是国家干部；国家干部必须由国家培养与分配”成了新“传统”观念。自费求学，在8O年代初、中期，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因为人们已经习惯了从幼儿园到大学免费或变相免费的正规学校教育，并演变成一般人视为理所当然之事。“缴费上学，不包分配”本身，就是对这种传统观念的强烈冲击。
自费求学与自谋职业，不仅要求学生目的明确、刻苦学习，掌握服务社会的真本领；也同样要求办学者主动积极地及时调整招生、学制、专业和课程，以满足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受民间办学者的启迪，在80年代后期，部分普通高校也作出了要求“适当收费”及“双向选择”的呼吁和实践。尽管后者在“收费”，特别是“不包分配”上遇到了极大的困难，但从国家民族根本利益出发，大学势必要沿着“适当收费，不包分配”的路子走下去。这已为后来的改革实践所证实。民校创新之举对高教体制改革起到了推动与借鉴作用。"
长期以来困扰着我国各领域负责人有效开展工作的一个症结是人事任用制度上“铁饭碗”与“大锅饭”。作为常识，从根本上杜绝“干好干坏一个样”，乃至消除许多无谓的纠纷和人际矛盾，就必须打破这种“只能上不能下”与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尽管无“下岗”一说，但作为大学打破平均主义的尝试——“聘任制”却演变成“假聘”，即人员几乎无例外地得到原单位的“聘用”。至于根据工作实绩拉开报酬距离也只是一种理想。率先将聘任制落到实处的，仍是民间办学者。对优秀和合适的教师人选，校长可以三番五次上门请求前来学院“赐教”；对不合格不胜任的教师也坚决予以解聘。
饱尝创业艰辛与育人甘苦的民间兴学开拓者，最能把握合格教师及员工的标准。大多数办学者赏罚分明，聘与不聘取决于教师与员r_[的实绩。他们养不起“闲人”，也从骨子里看不起“不学无术”或不热爱教育事业的平庸之辈；他们看重的是在培养人才上同心同德．在教育事业志趣相投的有德有识有才之士。
可资借鉴的是，当前．高等教育机构的终身聘用制度正受到空前的挑战。英国、日本都试图步美国后尘或publishorperish或修订各大学的章程，使其能在“有良好理由”(forgoodcause)的情况了解聘教师及研究人员。
由于诸多方面的制约，民校不可能与民企一样迅速壮大，从而对公办高校的地位产生根本性的影响，但其促进与示范作用，不容低估，尤其是在社会办学校方面，由于不涉及敏感问题-在大学教育界，不论是决策者还是办学者，近年来都将后勤社会化视为提高办学效益的突破VI，并争先恐后地倡导或出台各种举措，“社会化”成了人们一个口头禅。
人员精干与后勤社会(市场)化，是每一所民校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条件，这也是“民办”与“公办”在办学成本上最鲜明的区别之一。
改革开放一个伟大成果，就是肯定了“制度创新”的积极意义。国家从默许到鼓励由利益主体自己实施制度创新，然后给予界定和规范化，而不再像以往那样，一切由政府主管部门根据某种所谓“理想”和出发点，去事先安排一所大学未来的目标及一系列的行为规范。在教育制度创新中，经验的作用不可忽视，而国家比起“初级行为主体”(办学者)来，为此付出的信息成本要高得多。或许，这才是民间兴学对大学制度变迁最具深远影响的贡献。
三、民间兴学弘扬了教育界“艰苦创业”的精神
很难说从什么时候起，“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面向基层、面向农村”等观念已从许多人的头脑中“淡出”，从许多民校创办者和求学者身上，人们再一次强烈地感受到这些VI号所具有的社会价值。
早期民校的创办者都是老一辈知识分子，作为“所有者”，他们珍惜学校的一切，也尽可能地降低各种成本，他们的办事效率与办学效益也常为人们所称道。流行于大学生中的“高消费”之风，在自费求学的学生身上也不多见。依靠家庭支付学费的民校学生学习更为刻苦，因为多数人的父母并没有“先富起来”，他们深知每年父母要拿出全部收入的近五成供养他们上学并不容易。在困难条件下，办学者与求学者表现出了艰苦创业与自觉自愿的奋斗精神，这种精神是共产党人所一再坚持与强调的，但在依靠政府拨款的大学里，反而显得淡薄，不能不说是一种讽刺。对那些视艰苦奋斗，“一分钱当作二分花”的精神为“陈腐观念”的人来说．是启悟．也是鞭策8O年代末，在试行毕业生分配“双向选择”的大学，领导人常为“急需人才的地方少(无)人去．人才济济的地方争着去”而苦恼。民校从办学指导思想、专业设置、课程内容乃至大多数学生入学前的思想准备到毕业时的求职意向，都是围绕着或瞄准了基层而展开的。有的办学者出于非营利动机，把招生重点放在边疆和边远地区．并不惜办学成本，为来自偏远地区程度较低的学生补课提高。在9O年代中期之前，还没有一所民校有学历证书授予权，在分配上亦不能享有与公立高校同等的权力，所以毕业生要想挤进人人向往的工作单位更为困难，这也从一个方面促使民校学生“眼睛向下”．愿意到条件更为艰苦或收入更低或未来更没有保障的农村、基层单位或乡镇(私营)企业去工作。
民校办学成本较低，关键有二：一是聘用了大批退休教师，为许多可以并愿意继续工作者提供了用武之地。每年因年龄离开原教学岗位者大都是学科带头人，业务水平高，敬业心强，也乐意继续为社会作贡献。这样密集庞大的智力资源，是民校师资上的优势，也是社会继续受益的一个源泉。对公立大学而言，他(她)们的去职在于“生理年龄”而不在于“实际水平”，但却由于体制的束缚与诸多的顾虑，不得不奉行“一刀切”政策，那份尴尬，没有哪一位校长不曾强烈地感受到，却无可奈何。二是采取借、租、合作等方式利用社会上的一些设施和仪器设备。注重拥有而不讲求使用，是官办机构在建设各种设施，特别是购置贵重仪器设备上的常见态度与状况。这也证明，民校可以去挖掘这些潜力，以联合、租赁等方式利用社会上的设施与设备．培养人才，从而培养出合格的专业人才。"
四、民间兴学凸显了治校理念与“治校权”的不可分割性
平心而论，中国能与蔡元培相提并沦的大学校长屈指可数。今人对其治校名言的津津乐道．显然是出自对当年“北大精神”的向往；没有“行其实”，“言”有何益?
一百年来，大学校长能够“依其言”而“行其实”者几希?一个被复杂化了问题的简单答案是：校长缺乏稳定和实质意义上的“治校权”，是导致教育家如此罕见的根本原因。正如教师常设问的：校长跟“走马灯”式的换人，学校怎么能办得好?亦如校长常设问的：学校的“婆婆”这么多，大学怎么能办得好?
诺贝尔经济奖得主刘易斯(ArthurI．ewis)曾指出，就某一国家而言，持续性的经济成长在两个层次进行：一是靠该国的资源，一是靠该国的领导才能。借鉴其观点，一所大学的持续成长主要就靠领导才能。“领导才能”永远是最稀有、最珍贵的资源。民校的“掌门人”不同于有“皇粮”可吃，有“上级”可靠的公办大学“法人代表”，尽管后者通常也抱怨吃不饱，抱怨“婆婆”干预多．但按部就班执行“文件”是其难以逾越的雷池。
披露以诈财为目的各种“社会力量办学”确有“新闻价值”，赞美一所民校，则有变相广告之嫌。西安翻译学院及其“掌门人”丁祖诒先生频频出现于媒体难免有人为之质疑，但如果没有所谓“西译现象”，中国民校的历史恐怕要重写。继西译之后几所同样是“外向型”民办大学的产生，确立了西安作为民办高教大本营的地位。所谓“外向型”，指得是创办者无一例外地看好了极具商业价值的外语学习，也不排除受“西译”成功的启示，校名或外语或外事或欧亚各有所依共领风骚，“西译之路”必将载人教育史册。
有意思的是，近年来出现的一批杰出民校校长有一个共同点，都不是在退休后以发挥“余热”作为事业的起点，或尚处血气方刚的盛年，因深感包括自己在内的青年人缺少一技之长而办学创业；或是因对“传统”大学弊端有切肤之痛，在近知天命之年而毅然“下海”。
“领先一步，就可能领先一个时代”，如果没有创新精神，盲目跟进，也许已经与机遇失之交臂。这里并无贬低许多早期民校创业者作为探路者的意义，而是承认面对现实社会中各种诱惑与困惑时，带头人的过人精力与远见卓识，是实现一所大学持续发展的保证。
在市场经济条件中，校长相对稳定的“治校权”，必然导致创“品牌”的意识，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尽管多数校长都将教学质量视为学校生命线，这也就是一种创立“品牌”的追求，但民校校长却有着更为强烈和明确的“品牌”意识。作为商业行为，一些民校每年花几百万元在媒体上为学校做(招生)广告，其中的夸张成分为教育界同行所不屑，实际上这也是一种“逼上梁山”式的自我激励，一个众目睽睽的“理想大学”总是在鞭策着办学者。为实践诺言，求得名实相符，民校校长有着更大的压力与动力。
面对日新月异的教育市场，不仅让老一辈创业者领略了“教育市场”之大，也感受到了难言的价值失落与迷惘。“时势造英雄”，跃跃欲试者中有人难以自持，“办大学不如办小学”，“办学不如办班”。但也有一些兴学者把握住了时机，因势利导，不固守某一层次或领域的学校教育，效仿企业集团的组建方式，开始了“教育集团”的积极尝试。如以白云职业学院为核心的广州白云教育集团与以徐亚芬为董事长的宁波万里教育集团，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上海前进进修学院董事长蔡光天先生是当代中国民校最初创业者之一，在办学之初就力图建立真正的“私立大学”。2O世纪8O年代中期他曾与美国迈阿密大学就在美合办分校一事达成意向书．此事当年虽未成为现实．但却展示了他的胆识与气魄。近年来他同时投身企业界成就斐然．在前进进修学院接受过培训的学员超过60万人。其“置业养校”之途不仅可能在国内建立起名实相符的“大学”，也可能成为大陆中国人在海外办大学第一人。蜚声海内外的“西译”，也早已立下创名牌私立大学的奋斗目标。原北京科技管理大学早有机会被“承认”学历．就因为蒋淑云校长不愿更改她多年苦心经营的“大学”之名，曾主动止步于众人渴望跻身的“普通高校”行列。而“国有民办”的创举。为久蓄创办大学之志者提供了又一机遇。民间兴学．一样可以创名牌大学。所谓名牌耆．众所周知且成绩斐然也。准能否认。不会有民校“日进不已”奋斗下去，成为真正的一流大学?!
中国公学．中国近代第一所非西方人创办的私立大学．已成绝响，其未圆之梦。当有来者成就于新世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