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商君书》中的管理思想是在中国社会文化土壤中形成的东方式的激励管理。《商君书》以对人性的认知为基础，把实现管理目标建立在人性利用的基础上，注重利用人性的好利恶害进行管理，以利农战为目标，厚赏重罚，信赏必罚。随着全球化过程中东方经济的崛起，未来的管理将是如《商君书》对人性、对人际关系和谐的重视，将是中西方管理的融通。通过文献梳理，对已有的关于《商君书》的研究成果进行回顾、评析和审视，同时借鉴西方已有的研究成果，对现实中的激励问题出现的原因进行合理分析，激励模式在实际企业中可以有效提升企业员工的敬业度和工作的满意度。
关键词：《商君书》；刑赏；激励；融通
引言
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在漫长的文明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不同于西方社会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思想。法家的管理思想在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中独树一帜，别具特色。中国传统社会治理中强调“外儒内法”，法家在社会治理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商鞅是法家的前驱，是早期法家的重要代表人物。商鞅的著作《商君书》中的“刑赏”激励管理是法家管理的一个典型。分析《商君书》中的“刑赏”激励管理，对于中国特色的管理思想的丰富，对于管理实践有一定的启发作用。
人力资源管理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激励管理。激励是指通过激发人的行为的心理，从而激发企业员工的工作动机，通过管理实践中采取各种有效的方法去调动企业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使企业员工去努力完成组织上安排的任务，实现组织所赋予的既定目标。西方管理学家贝雷尔森和斯坦尼尔给激励下了这样的定义：“一切内心要争取的条件、希望、愿望、动力都构成了对人的激励――它是人类活动的一种内心状态。”[1] 激励作用的关键在于调动人的内心，激发人的内在潜能。激励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但是根本上说，则是调动人的积极性。中西方文化中的激励手段和方式有着共同点但也有着差异性。商鞅《商君书》中的“刑赏”激励方法是中国话语背景下特有的一种激励。
一、《商君书》中激励管理研究的价值
要谈《商君书》中的管理理念就必须要谈到商鞅。商鞅（约公元前395年至公元前338年），我国战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改革家、思想家，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卫国人，卫国后裔，姬姓公孙氏，故又称卫鞅、公孙鞅。后因在河西之战中立功获封商于十五邑，号为商君，故称之为商鞅[2]。作为中国传统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他一生专注于政治管理，强化依法行政，富国强兵，可称得上是一位管理实践家。大多数学者们对商鞅管理思想的研究，从商鞅变法中可窥其一二。由于受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能够全面、系统的解读其管理思想的论著比较少。《商君书》是否为商鞅本人所著，虽然存在争议，但普遍认为可代表其管理思想。故本文中对商鞅管理思想的探析，也是以此书内容为主而展开的。
从商鞅变法的结果来看，商鞅的管理思想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商鞅的管理理念适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具有一定实践意义，这一理念和《商君书》是中国先秦文化管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通过文献资料，我们认为了解《商君书》，对了解先秦文化有着较高的科学研究价值。我们就管理思想的研究来读《商君书》，主要是针对商鞅管理思想的具体内容、《商君书》中的有关校释和《商君书》的成书等方面的涉猎。从商鞅变法的成功可以看出商鞅管理思想的合理性和可操作性。从商鞅管理思想的理念来讲，任何的一种管理活动必定有特定的管理理论思想来支撑，而任何管理理论思想又必将有一定的管理思想哲学来制约[3]。因此通过对《商君书》的研读，我们认为，商鞅管理理念不但是某种管理思想哲学的实践，也是管理科学成功的案例，也是实践的哲学范本[4]。因此，对商鞅管理思想的研究，对于了解中国古代文化管理思想，不断探析现代管理思想理论并指导管理实践，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商君书》中的“刑赏”管理是建立在人性基础上的一种激励管理。纵观中国古代史，从先秦至明清，合理的人性假设对其管理思想的演变，始终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5]。经过研究，我们认为商鞅的管理思想在工具理性特征上具有明显性[6]。目前，大部分学者对于商鞅管理思想和《商君书》的研究均围绕文献展开，通过结合文献和相关人物资料，进一步整理、分析并进行批判，研究方向集中在法治管理思想方面。本文旨在从管理科学的激励制度去看待商鞅的科学管理思想。
二、《商君书》基于人性和目标有机结合的激励管理
商鞅变法以“重法”和“刑赏”而著称。《商君书》中“刑赏篇”指出：一个国家、组织要做到奖赏的统一，刑罚的统一，教化的统一，这才是治理国家或组织的好方法。只有真正实施了奖赏的统一，国家的军队才会逐渐变得强大，才会逐渐形成强大的军事力量；只有真正实施了刑罚的统一，一个国家、一个组织的各项法律法规、政策和命令才能够得到有效实行；只有真正实施了教化的统一，人民群众才会严格的听从国家或组织的政令，才知道什么该做还不该做，国家的任何人、任何事之间也将没有特殊性，从而逐步减少特殊性。一个国家、一个组织需要公平公正的奖赏，实施公正奖赏的目的就是到了一定程度可以不再奖赏；一个国家、一个组织需要公正严明的刑罚，实施严明刑罚的目的就是到了一定的时期可以不再刑罚；一个国家、一个组织需要修明的教育，实施修明教育的目的就是到了一定时候可以不再教化[7]。以上解读实际上就是《商君书》中“刑赏”所表述的“奖赏统一、刑罚统一、教化统一”这三个方面的内容。任何人都不能通晓一切事物，我们只能探索事物发展的规律，掌握其核心价值理念。因此，我们治理国家时，需要抓住要领才能取得成绩，而这个“要领”就是实施奖励、刑法以及教化。事实上如何治理一个国家、一个组织，道理大家都明白，可是知易行难。我们说，圣贤不用去称赞，平凡君主也不一定要废除；对于某一个人实行刑罚不是残暴，奖赏不是仁爱，所有的种种都是因为有着公正严明的国家法律。国家的君主凭战功、农功等取得的成绩授予每一个人官职，赐给每一个人爵位，正因为此，所有有功的、取得成绩的人不会担忧得不到认可。国家的君主由于公正严明的国家法律，从而不用去宽恕任何人犯错误，不用去赦免任何犯人的刑罚，因此那些所谓的恶将逐渐消失，从此不会再发生。综上所述，我们发现，人们需要治理好一个国家或组织，只需要考虑如何进行统一奖赏、统一刑罚和统一教化，并且坚持执行就可以了。 商鞅管理的逻辑是将人性的好利恶害和激励管理有效的结合，并将人性好利恶害的特点有效的植入其管理的逻辑里，并成为其管理的基础。首先，商鞅阐释了为什么必须进行法治管理，他认为只有人性基础上的管理才能够很好地实现管理的目标；其次，商鞅设置了法规，利用法规的强制性约束人好利的本性；再次，商鞅在管理上将人性的好利恶害和管理目标有效的结合在一起，用科学的管理理念来进行功利驱动的有效控制，并且在激励管理中，根据人固有的好利恶害的本性进行了“赏刑”的激励管理设计，并大力推行功利驱动的激励管理，从而为富国称霸服务。
激励管理从本质上说就是有效地把人的动机引导到组织的目的上，将人的自身动机和社会动机形成合力，并成为一种激发的力量。人性理论认为人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为此商鞅提出“因人性而进行利导，因法规而进行治理”。《商君书》中的“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人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8]就是告诉我们要因人性而进行利导，因此商鞅在大众管理中运用利益这一手段进行激励，“以利使民尽力，合乎法者赏，违法者罚”这就是商鞅的激励管理。商鞅用“刑赏”两种相反相成的手段推动变法的实施，以此实现国家富强的管理目标，保障利农利战的国策的实施，进而有效地将人民大众的自身的动机性引导到为国家、为组织的目标上来。商鞅的“刑赏”方式的实施，是将国家宏观组织目标得以实现的重要手段和保障。
三、《商君书》激励管理的具体内容
《商君书》中“刑赏”作为一种激励的手段，因人性好利，故将利农利战设为赏，因人性厌恶害、厌恶重刑，而将害农害战设为刑。从法律实施的角度来讲，信赏必罚是商鞅变法中保障法律实施的前提，通过刑赏的激励方式，进而达到国家组织繁荣富强的管理效果。
（一）利农战为赏：人性因逐利而弃私
我们知道商鞅变法是为了达到国家组织繁荣富强的目的，商鞅管理的核心是从人性的角度出发，以利农利战着手，将农战作为获取名利的基础，通过法律的条文，使人民大众知晓要满足个人追求名利的诉求就必须而且只能从这条途径上获取。从人好利的本性这一角度来说，人民大众肯为国家拼尽全力，国家应该给予奖赏和抚慰，因此国家、集团或者组织设立了各种各样的荣誉、奖章，以及明确的奖赏制度体系。《商君书》中提到：“夫民之从事死制也，以上之设荣名，置赏罚之明也。不用辩说私门而功立矣，故民之喜农而乐战也。见上之尊农战之士，而下辩说技艺之民，而贱游学之人也，故民壹务；其家必富，而身显于国。上开公利而塞私门，以致民力，私劳不显于国，私门不请于君。若此而功名劝，则上令行而荒草辟，淫民止而奸无萌。治国能抟民力而壹民务者强，能事本而禁末者富。” [9]除此之外，商鞅认为要杜绝因私而赏，必须是为国家取得伟大功勋的大众才可以得到奖赏。而大众建立功勋也必须是建立在农战的基础之上，这就进一步指明了国家、集团或者各种组织应该并且必须通过法规的形式来限定刑和赏的范围和依据。鉴于此，商鞅提出了以“赏”为法这一管理制度，确立了只有在农战中取得了功勋的大众才能被颁发奖赏，给予肯定，这就是所谓的“利禄官爵抟出于兵，无有异施也。”[10]
（二）用重刑为主：人性因厌刑而去恶
商鞅把刑赏作为激励的方式融入到其管理目标上。其中，激励中的赏，即为农战之赏，所谓的刑，即是重刑。就商鞅的刑罚来看，首先是通过刑罚来强化社会稳定；其次便是引导人民为国家作战；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商鞅管理中的“重刑”既是兴农的必备条件，又是强兵之必要。在当时的环境下，对于刑的轻重而言，商鞅认为，制定刑的轻重与国家富强之间是一种很密切的关系：《商君书・去强》篇中有“行刑重轻，刑去事成，国强”。刑赏作为一种激励，其主要的目标是通过法规来约束人们的行为，法规的目的是为了“禁暴”。而关于禁暴，最适合的方式莫过于重刑，利用重刑去限制人们的暴力行动。《商君书・垦令》篇说：“重刑连其罪，则褊急之民不斗，狠刚之民不讼，怠惰之民不游，费资之民不作……草必垦矣。”[11]
《商君书》中是从人性角度去看待刑罚的执行结果的，认为用刑的最终目的是去刑以及去恶。重刑使人们怕刑，畏刑使人们去恶。书中指出：“此其所谓不义者，将立民之所恶，而废其所乐也……故以刑治则民威，民威则无奸，无奸则民安其所乐。以义教则民纵，民纵则乱，乱则民伤其所恶。吾所谓刑者，义之本也；而世所谓义者，暴之道也。夫正民者：以其所恶，必终其所好；以其所好，必败其所恶。”[12]以上内容指出，如果我们能够明确大众喜欢什么、讨厌什么，然后通过采取被大众所厌恶的刑罚方法去治理国家，人们心中就会自然而然产生畏惧，在此基础上制定出来的法规法则，将会被大众所接受，厌恶的事情也慢慢会减少发生的频率，从而达到天下大治。商鞅的管理理念认为重刑的目的是刑能去刑，“刑重者，民不敢犯，故无刑也。”[13]这个意思是说，人民大众会因为畏惧刑，因此不去或者不敢犯小罪，更不敢去冒险去犯重罪，这样的话，就会达到“以重刑去刑”，从而达到维护社会健康有序秩序的目的，所以“以刑去刑，虽重刑可也。”[13]
（三）信赏必罚：激励得以保障
《商君书》从法制内容的具体实施方面提出了“信赏必罚”的管理理念。变法作为一种社会规则，“信赏必罚”势必会关系到法制的运行及其产生的实质效果，包括国家政治体系的运行、社会正常秩序的维护。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信赏必罚”在管理机制中，将起着管理目标能否得以具体实施的关键作用。商鞅在变法的过程中，由于史无前例，或者说是一种新鲜事物，肯定会遇到社会各层面的重重阻力。可以说“信赏必罚”这一观念，是使得大众信任商鞅、信任法制的关键。因此说，商鞅的信赏必罚在很大的意义上首先解决了大众对其法规条文的质疑，从而产生了信任。
“信”就是人们愿意相信、敢于托付的一种内心表现。在商鞅的激励管理机制中，他非常重视“信”的作用，并提出：“上壹则信，信则臣不敢为邪”、“上信而官不敢为邪，民懊而难变，则下不非上，中不苦官。”[7]信任构架问题和商鞅的法治能否得到具体落实有着直接的关系。商鞅把 “信”这一问题落实到执法过程中，提出了“信赏必罚”。 “信赏必罚”，从具体内容来看，是指按照法规条令，对于应该赏的，一定要奖赏，应该罚的，一定要处罚。实践中，一方面，商鞅将其法规条文，以成文法公布于众，使得大众都知道此法的存在。另一方面，通过“徙木立信”这一事件，去推行其法制理念。《史记・商君列传》：“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于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14]
最后，在法制的具体执行和实施这一问题上，商鞅力求做到刑无等级，太子犯法，鼻刑其师为罚。商鞅以信使民，以信行法，进而使得大众信任其法制，从而有效解决了信任构架这一重要问题，也逐步实现了“民信其赏，则事功成；信其刑，则奸无端”的激励管理的信任问题。
关于商鞅“刑赏”这一管理激励机制，王安石曾评价：“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15]司马光对商鞅的这一机制，也有所评价：“夫信者，人君之大宝也。国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守国。”[16]
总之，商鞅的激励管理立足于社会现实和人性特点，以国家富强为其管理之根本目标，这样既对人性的法治管理和约束提出了一定的要求，又成为实现国家富强的一种有效路径。商鞅的管理目标，其本质的体现是一种实力的追求。在方法上，他是通过奖励农战来实施的。由于设定的管理目标本身具有一种现实功利性，所以说人性设置，并进行引导，从而实现其管理上的驱动。就商鞅的法治的实施来讲，重点在于赏和刑，商鞅又通过“信赏必罚”去运行法制的实施。单独就赏和刑来说，这是人性激励管理的一种结果，因此我们可以说，商鞅通过具体的法制实施，实现了其管理上的一种激励机制和效果。
四、西方激励理论在中国情境下的不足以及中西理论融合建议
商鞅的管理理念在当今社会发展中有重要的启迪作用。近年来，由于全球经济合作逐步加强，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进程逐渐减缓，中国、日本等东方国家，在东方管理思想的指导下却在慢慢的发展壮大。世界经济格局的逐步变化，使得人们的管理视野和重心逐步转向东方的“软管理”，开始注重东方管理中对人的因素以及人性的强调。
当今社会和经济的发展，需要一种更为先进的、更加科学的管理理论为其指导思想，西方的管理思想过于强调科学的“理性”和经济的“效率”，在包容、人本、服务等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改变和提升。而东方传统管理正在逐步显示出其所独有的内涵和文化特色，可以说，对东方传统管理的探析研究是全球经济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
东方管理理论强调的是“以人为本”，要求管理者在针对被管理者的利益时要进行换位思考，要多从被管理者的角度上进行分析和考虑问题，强调要重视多层次、全方位的人际关系，在日常的管理中，用自身的道德、威望、感召和示范作用，去无形的、积极地影响被管理者，从而使得管理中的人际关系处于一种最佳的状态，最终达到一种最佳的管理绩效。柔性管理时代的到来和影响，使得东方管理中的人际和谐思想，在未来必然会成为科学管理的重点和发展方向。
当今经济环境下，我们如何有效的进行科学管理，重点就在于对人力资源进行科学的利用，因此说，人力资源管理现在已是或者未来将成为摆在众多管理者面前的一道难题。众所周知，商鞅的管理思想和管理理念的产生，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战国时期，秦国是通过商鞅管理思想的具体实施统一了中国。因此，商鞅的激励管理从现实上讲具有实践性和客观性，从哲学角度来讲具有合理性，从继承这一角度来讲，商鞅的大多数管理思想，在今天及未来，仍然值得继承、发扬。比如说，商鞅对于经济实力这一管理思想的重视和运用的理念，在今天对我们的经济建设仍具有借鉴意义，其信赏必罚等众多管理观念对现今企业管理仍然有着重要意义和作用。
经济的全球化、区域性经济的合作使得东西方管理思想进一步融合。随着全球化的深入，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冲突、交流与合作，在现在和未来将成为全球化中永恒的主旋律。西方管理缺乏的是如何在管理操作过程中设置伦理价值观念和人际关系，而东方管理缺乏的则是对于如何在伦理价值上建立一种操作体系，从而去规范操作行为。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管理科学的发展，将会以东方管理文化为核心，汲取西方科学管理体系的精华和成果，从而形成东西方管理文化的大交汇、大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