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话：这些年，我始终是个在夹缝中挣扎、成长的散文诗人。
这个夹缝：官员诗人与非官员诗人，主流与非主流，主旋律中追求质量与只图数量的，诗与散文诗……我也习惯了。我不会在某个圈子里陷得很深。我是独立的。我不会在看不惯我的那些人里丢掉我的快乐。还是那句话：让别人说去吧，我走我的道。平坦的行路人，积累的力反而不足。障碍，能促使你聪明起来。
从“文革”阴影中走出的我，非常庆幸自己成熟于此，献声于今！爱和恨，是我的一双眼睛。
记得在塘桥高峰论坛的朗诵会上，我演绎贺敬之老师的《中国的十月》时，竟然痛哭失声。电台主持人随即问我流泪的原因，我哽咽着回答：“听到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我还在农村，在凤阳沉闷的古城墙下。学大寨工作队队员脚上套的解放鞋，鞋带是用稻草绳代替的。没有那个十月，我们这一代会是什么样？真是不敢设想！”
好像是盖在嗓子上的瓶塞被一下子拔掉，用自己的声音喷爆出来《第一次诱惑》。1987年，那时候写散文诗真是有争先恐后之势。我在《上海文化报》上班，轰轰烈烈主持每周一整版的《视野》大特写，傍晚赶到巨鹿路贴一张张剪报，然后到外滩乘摆渡船回浦东陆家嘴，再转车塘桥。从早到晚就这么赶，这种快节奏至今还影响着我。而采访社会方方面面，给了我许多素材的积累。第一线上的记者，其实与第一线上的诗人的区别在于：一个用事实，一个则还要展开想象。而许多时候，我是白天、晚上各尽其职。
一张熟悉的脸踱过来了：一条肥肥的白色平角裤，套着他的拖沓。诗人最不值钱。诗，有时候还换不来他手中的那一把葱。这时候：那辆公交车靠站了。我来不及向他告别。他肯定不理解我这么匆忙的67岁。他也不明白：我的微信里还有许许多多留言。这也很平常。我们不都是路边那一树正在纷纷飘落的枯叶吗？赞之金灿灿的，有。叹之病迹斑斑的，也有。我们都将被强劲的大扫帚，收入等候着的垃圾车。
我只有在诗中才能抓住青春的笑容和英姿。最难得：在这已经不看手表的年代，我这个老年诗人在手腕上还拨快了童年的表。拨快一秒，不就多一次微笑吗？
尽管我时常烦恼、委屈、不如意，甚至想发火，但我总是以饱满的精神对待人、对待工作。为什么呢？因为正能量，就是得给人鼓舞，催人奋进，身边的合作伙伴才喜欢与我接触。正能量，不是空洞的虚张声势。
有人说我“离政治太近了”。离政治不近，属于“事故多发地段”。关键是，是不是政治的传声筒？我对那些贴着政治脸，又没有自己立场的蹩脚货，十分看不起。政治难道离得开下一顿是否喝清汤？离得开床上是否盖破被？那些空洞的诗，政治家也看不中啊。那些诗人，就酸溜溜地反咬一口。应该说：生活根本离不开政治！任长霞不断被百姓拨响的手机就是政治，我就要写！孔繁森身上的遗物只有六元八角纸币就是政治，我就要写！古城的“动拆办”被连锅端就是政治，我就要写！而且，写得理直气壮！
我感恩。我也感恩对手。对手使我的写作更加严格。不轻易出手。不开打。只管写自己的作品。就上海这些年来的写作状态，《新民晚报》的一位资深记者一针见血地指出：“桂兴华在孤军作战！”当时，他有些同情地看着我。我感谢他深层次的理解。而且，将闷在心里的话直说了。我，是在一个人战斗。但身后支持的目光其实非常多。
这里，也许放置了一面镜子，照出了中国当代散文诗界的许多表情。“大海之阔，非一流之归也”。散文诗如此，我自己也如此。年轻时爱照镜子。年老时怕照镜子。但镜子的提醒我是不能忘记的。看看自己的散文诗，是否还有独泡一杯清茶的雅兴，心是否还在远行，笔下是否还能涌出新鲜的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