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有本书叫《改革新启蒙：思想市场驱动中国变革》，怎么理解“新启蒙”？
我们一直到甲午战争以后才开始认识到启蒙的重要性，但是到上世纪20年代就结束了，我们用主义代替了启蒙。“文革”之后我们又开始新的启蒙，但是到1989年就结束了。我们近代两次试图启蒙都夭折了，这使得今天人们的好多观念没经过启蒙的洗礼，处于混沌状态，好多认识甚至还不如100年前。梁启超这些人，比我们现在好多人的认识都深刻。所以，没有观念的变革，人类不可能进步。
关于言论表达这件事，你曾说“历史上的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的独尊儒术，都是对思想自由的破坏，我们今天更应该反思”。反思的是什么？
无论什么样的观点都应该有自由表达的权利，不可以用非市场的方式强制某一种观念不能说，也不能用权力和资源吹捧某一种观点，因为那样做的结果会使大家讲假话。如果不能自由表达，你听到的大部分是假话，那我们人类怎么合作？
对那些负责生产你常说的“理念”的人，什么是最重要的？
生产理念和思想的人首先得诚实。每个人都应该对自己诚实，对自己不诚实既对不起自己也对不起社会。大家都不应该说那些言不由衷的话，更不应该宣传那些自己都不相信的东西。这对人类的损害太大了。我多次引证过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的思想家托马斯・潘恩的一句话：“如果一个人堕落到宣传自己根本不相信的东西的时候，他已经做好了干一切坏事的准备。”
法国人托马斯・皮凯蒂写的《21世纪资本论》近期风靡世界，他认为近几十年来，不平等现象已经扩大，很快会变得更加严重。你怎么看他的观点？
他这本书有好多错误。一个错误是我们不能看最富有的百分之一或者百分之十的人占有的财富比例，而要看这些人怎么起来的。比尔・盖茨的爷爷跟比尔・盖茨是两码事。有创造力、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给社会带来财富的同时他自己变得富有了，他怎么能富有，就是给别人创造价值。所以我们这个国家应该创造这样的机会。我们现在跟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有很大的不同。当时真正有关系的人谁去当个体户，谁去做生意？没有。但就是没有关系的人做了，最后他们变成了富翁。但是过去十来年，人们上升的通道越来越窄，大部分人是靠关系甚至金钱被提拔的，极少数人是靠才能。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如果这些人的才能得不到发挥，就会变成社会的反对力量。
我们常听到这样的声音：“为了国家的利益，个人做一点牺牲、受点委屈怎么了？”你怎么看这样的观点？
全世界都有功利主义。我必须说的一点是，因为我们一直没有树立权利的概念，所以我们的功利主义可能比西方要强得多，西方很多的权利有基本的法律保证。我们只是叫做为了国家的利益、为了党的利益，或者是为了共产主义的目标，那你受点委屈怎么了。我想这个有点过分了。我也不是说功利主义一无是处，但我们至少应该反思这个问题，我们能不能树立一个观点，（人们）有一些基本的权利，任何人不能以任何理由去侵害。如果我们树立不起对人的生命和尊严的尊重，今天损害的是别人，明天损害的就是你自己。我对经济学的不满有两个方面，实际的角度讲，它不是对事实最强大的描述，它忽略了很多东西，如忽略了企业家精神，结果思想理论最后变成反思想的理论。第二个，从它的规范角度来讲，它提供的很多政策推荐，缺少好的基础。过去大家说，为了效率，我们不会考虑其他东西，但我们最重要的是人类本身的幸福，而不是我们多少GDP，不是我们盖了多高的楼就幸福了。
有人称你为“思想的产生者、传播者、实践者”，你怎么看这三种角色？
我哪方面做得都不是很好，但我自己更喜欢做一个思考者。我喜欢过沉思的生活，但过沉思的生活也不太容易。我们人类的进步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我们要适应这个环境，环境就是我们造成的。我们人类避免不了犯错，我们确实很无知，我们经常好心干坏事，我们唯一避免巨大灾难的就是给我们更多的思想指引，所以我也愿意为推动思想市场、思想的自由做自己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