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导报结识孝和
1944年初夏，身为职业青年的我加入了以当时复旦大学学生杜子才、陈以文、戴文葆等人和其他各大中学进步学生共同创办的《中国学生导报》（以下简称“导报”）组织集体。从此，我进入了有组织、有领导、有方向的实际工作中。
我很快和孝和见了面。他瘦削身材，灰布制服、略显严肃，举止斯文，我们一见如故，坐下立刻畅谈起来。他也是从湖北某中学来的流亡学生，于1941年进入中央大学化学系就读，他品学兼优，又积极参与学校内的多种进步活动。同时，孝和在校内时，还是中共南方局在各大学内将可靠的进步学生组成核心的“据点”成员之一。
在随后的多次交往中，我们俩结下了深厚友谊，他表现出的心态沉着，知识广泛，见解透彻，处事周详，远非当时一般年轻学生可比，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组织进步学生奔赴解放区
7月14日，中大正举行毕业典礼，我带了少量换洗衣服和盥洗用具，悄悄离开沙坪坝。16日，我们这一批人到吴佩纶家里集中。有老熟人，也有新朋友。共同的向往，使我们一下子都成了亲人。吴佩纶的母亲招待我们吃了午饭，用亲切和期许的目光看着这群年轻人。
17日清晨，我们怀揣通过各种门径弄到的“证件”，8个人分散开来登上了开往丰都的小火轮。到丰都搭了一只小木船继续赶路，夜里到了忠县。在江边一个饭铺里的条凳上度过了征途中的第一夜。
次日搭船到万县。这是反动军警林立之地。靠着我们带的“证件”，万县之夜平安地过去了。
……
我们于8月16日早晨向长江南岸的藕池口进发，都剃掉了长头发（在当时，这被认为是知识分子的一个明显标志），换上了一般老百姓穿的便服。刚开始不大习惯，显得有些不自然;说的又是南腔北调，没有一个人会讲本地方言。仔细观摩，就会发现我们这个队伍有些可疑之点。这是令人担忧的。刚离开津市的时候，行人还比较多;走一段路之后，同行的人渐渐少了。有4个农民模样的人和我们同行。他们也去藕池口，正好搭伴。从津市到藕池口，一路走在湘北洞庭湖滨的大平原上。当晚，住在一个被日军占领过的小镇。第二天早晨刚一上路，任健悄悄地跟我说，和我们同行的4个人是新四军到津市来采购的。我问他怎么知道的，他说昨天在路上他和他们之中一个彪形大汉打通了关系。我们商议：还没有到安全地带，可以和他们结伴同行，彼此之间“心照不宣”，暗中有个照应就行了。午后，我们在4位旅伴带领下坐了一段木船，到了长江边。傍晚时分，在一个与长江相通的汊子旁边找到一个无人的小屋住下。在这里，他们4人和我们挑明，完全是同志关系了。他们用随身带的米做好饭款待我们。
到了新厂渡口，有十来个鬼子兵。日军投降后检查已不严了，只是见了国民党统治区的钞票就要。到了中午，可以渡江了。过了这最后的一关，我们上了岸，顺一条小路向北跑去。不到一里路，几位同伴告诉我们：“这里已经是解放区了！”啊！渴望已久的解放区，终于到了！
相约早日在北平再见
随即我进入了山东解放区工作，1946年至1947年间，从撤退东北，又奉派返回国统区并执行某项任务，途中历尽艰险，再回到北平，立即和孝和见面，在育英中学校内孝和所住的小屋内，详谈了我的任务和种种情况，并要求协助我解决某些困难，确定了以后的联系。
几天之后，按照我的需求，孝和以其巧妙方法，为我办出了一张具校长胡适签章的北京大学证明函件，先解决了我前往上海购买船票和旅途军警盘查之用，同时他又于次日亲自陪同我乘火车前往天津，当晚寄宿于孝和熟人的南纸店内。第二天清晨，他又陪送我登上前往上海的海轮后方才回到北平。
从1947年秋到1948年秋的两年时间里，我在国统区的上海、南京与台湾等地多方奔走，努力按组织要求完成任务，其间还往返北平两次，为的是当面向孝和汇报工作情况、困难和要求。到了1948年底，孝和转达了组织的意见，同意我返回北平，并由孝和作为我的入党介绍人，带领我举行了入党宣誓的程序，我随后成为地下的南系职青支部的成员之一。
1948年至1949年，在我解放军重重包围之中，北平城中居民生活尚较平静，等待和盼望尽快解放。我们在支部的安排下，加深了多方面的工作和准备，李炳泉和仓孝和（当时他们是支部正副书记）则争取傅作义将军和平解放北平作出了贡献。由于事属高度机密，我们支部其他成员均未参与其中，只知道李炳泉半公开地参与其事，而孝和则从未露面，只与李炳泉多次密商。由于孝和一向为人低调，任何工作中的成果，他从未居功自傲，不宣扬不留下文字记录，认为这都是他应尽的工作职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