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美国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用动画来充当宣传工具，但在“铁幕”落下以后的类似宣传活动就有点鲜为人知了。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美国中央情报局把大笔税金花在文化产业上，将其作为秘密武器在全球范围内对抗共产主义。斯特诺尔・桑德尔斯在《谁来付钱？――中央情报局与文化冷战》中就提到了一部动画片，即约翰・哈拉斯和乔伊・巴特勒1954年制作的《动物庄园》。
中情局投拍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庄园》的动画版几乎可以说是有道理的，但也只是“几乎”而已，因为在这部小说中，猪和人类（分别象征共产党和资本家）最终团结了起来，两者都是腐化没落的邪恶力量。斯特诺尔・桑德尔斯称，中情局负责秘密行动的“政策调节办公室”派了两位心理战人员去搞《动物庄园》的影视改编权，以便让这部小说为己所用。霍华德・亨特是整个拍摄行动的主脑，他后来因为参与“水门事件”而名声不佳。此人在好莱坞的联系人是卡勒顿・阿尔索普，是一个潜伏在派拉蒙公司的卧底人员。阿尔索普还有个同事叫菲尼斯・法尔，是一位常居洛杉矶的作家。
阿尔索普和法尔去了英国，以跟索尼娅・奥威尔（乔治・奥威尔的遗孀）谈判购买改编权的事宜。奥威尔夫人是在《地平线》杂志当编辑助理时进入文学和艺术圈子的，所以她很可能本来就认识法尔。她跟阿尔索普签了协议，法尔则为了“表示感谢”，牵线搭桥帮助她见到了偶像克拉克・盖博。出面安排这次见面的乔・布莱恩也是一位中情局官员。
亨特之所以选择德・洛克蒙，是因为他们曾在《时代进行曲》中合作过。德・洛克蒙多年来还曾大量参与在社会和政治方面有争议的电影的制作。他曾制作过反纳粹电影《间谍战》（1945）和《失落的边界》（1949），后者是最早探讨种族问题的电影之一（影片讲述了一位黑人医生假扮白人执业最终却被黑人社群揭穿的故事）。
按照托尼・萧的新书《英国电影与冷战：国家，宣传与共识》的说法，德・洛克蒙之所以决定让哈拉斯和巴特勒来制作这部动画片，是因为英国的制作成本要低一些，而且洛克蒙对某些美国动画家的忠诚度抱有疑问。国会的“非美活动委员会”在1951年开始就电影行业中的共产主义分子问题举行听证会（迪士尼本人曾在1947年的一次听证活动中作证），结果多位动画家被划入黑名单，职业生涯遭到巨大打击。
此外，人际关系上的因素也有很大影响。约翰・哈拉斯和乔伊・巴特勒的女儿薇薇安・哈拉斯可能是他们从德・洛克蒙那里拿到订单的真正原因。德・洛克蒙在海军里有两个当过编剧和制片人的哥们儿，分别叫菲利普・斯塔普和洛萨・沃尔夫，他们曾和德・洛克蒙一起在海军的电影部门工作过。薇薇安的母亲曾在1949年和斯塔普合作过一部反映马歇尔计划的电影叫《鞋匠和帽匠》，制作人就是哈拉斯和巴特勒，因此，斯塔普和沃尔夫也受雇撰写《动物庄园》的剧本。
因此，尽管美国的一些动画公司当时正面临政治上的困境，但仍然可以认为，哈拉斯和巴特勒的声誉、私人关系和财政上的低要求是他们得以制作这部动画片的真正原因。毕竟当时洛杉矶还有一些在政治上无可非议的动画制作工作。
1951年11月，他们的动画公司得到了《动物庄园》的拍摄权，并在1954年4月完成了电影。合乎逻辑的推测是，在签协议之前，德・洛克蒙就清楚地表示，电影不用拍得跟原著小说一模一样，而且他可能会给出一个简单的故事大纲，并提出其他一些指导原则。薇薇安说，电影剧本在制作期间经过了很多次修改。
这部动画电影的制作共动用了约80位动画家。哈拉斯在1959年的著作《动画电影技术》中宣称，《动物庄园》的目标观众是成年人而非儿童，而且当时他们还得设法简化剧本。薇薇安・哈拉斯还补充说，这部电影在冷战期间一直没能在巴黎上映，因为它被认为“过于反共”。到1993年，电影终于举行了巴黎首映式，结果当时奥贝维利耶（巴黎郊区城市）的市长竟声称，这部电影是在“向共产主义致敬”！薇薇安说：“我的父亲说不行，这部电影拍的不是共产主义或者反共产主义，而是一部事关所有时代的寓言。它的主旨是反极权主义，并传达了人道主义的信息。”1981年时，乔伊・巴特勒还曾在写给动画史学者吉安诺伯托・本达奇的信中宣称，他们当初是想拍一部关于自由的电影。
除了把菲利普・斯塔普和洛萨・沃尔夫找来跟乔伊・巴特勒一起写剧本之外，德・洛克蒙还有一个海军电影部时期的朋友也参与了这部电影。此人叫博尔登・梅斯，在他的恩师德・洛克蒙为《动物庄园》专门成立的公司中担任总裁。在2002年的一次采访中，梅斯告诉薇薇安，德・洛克蒙对剧本的每一次修改都拥有最终决定权。虽然没人知道动画版《动物庄园》的最终结尾是谁的点子，但很明显它正对中情局的胃口。为了满足中情局的要求，电影结尾处只有猪是完全腐化的，其他动物则发动了一场革命，成功地推翻了统治它们的猪。结尾中没有提到人类的情况。
薇薇安回忆说，剧本修改都是随着电影的制作过程进行的。当时至少有9版剧本，而且大家一直都就结尾展开激烈的讨论。“我母亲尤其感到，修改原著的结尾是错误的。”薇薇安还保留了一份录音，其中她父亲说，动画版的结尾给出了对未来的希望。在1980年英国的一次电视采访中，他还曾公开捍卫电影版的结尾，认为有必要给观众提供一个有希望的未来。“你不能让几百万观众看完电影后满脸迷惑。”
电影制作期间，原著的出版商弗雷德里克・沃伯曾几次到工作室探班，并观看正在制作中的作品。有人认为，沃伯曾建议，“革命先驱‘老少校’的声音和形象应该近似于温斯顿・丘吉尔”。更重要的是，沃伯也曾和英国的情报组织“军情六处”打过交道。他为他们充当前台人物，收取他们的支票，存到自己的户头上，再写私人支票付钱给反共的自由文学刊物《遭遇》。他可能给《动物庄园》当过那种“顾问”，负责让电影更好地具备宣传工具的功能，但也可能没有。
电影取得了不错的票房成绩，评论界的反应也不错，但有些评论家指出，人们应该去看看原著小说，以看看电影拍漏了什么。美国信息署通过其海外图书馆网络将影片发行到世界各地，还有人认为，电影和原著小说在阿拉伯国家起到了极佳的宣传作用，“因为猪和狗在穆斯林看来都是不洁的。”
薇薇安曾被问到过，她的父母是否知道中情局参与了影片的制作。“我觉得他们当时都不知道有中情局的事。弗兰西斯告诉我，在20世纪50年代前期，中情局并不像现在这样被人当成笑柄。”到20世纪80年代时，她的父母听到了中情局参与《动物庄园》制作的流言，“结果我父亲认为这是扯淡，但我母亲就觉得有点困扰。”
中情局就是这么个奇怪的组织。当它遭遇失败的时候，我们能从媒体得知真相。但它取得成功的时候，我们却几乎什么都不知道。不管你怎么看中情局对电影界的影响，其在动画版《动物庄园》中起到的作用都可以被看作是一次成功的隐蔽行动，而且在公众面前被隐瞒了将近5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