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姥姥叫陈麦香。我记事的时候，她已操持着十三口之家，吃喝拉撒睡，缝补织裁绣，样样活儿在邻里都是拔尖的。她高高大大的身材，方方正正的脸盘，一双粗拉拉的手上布满老茧和裂纹，从早到晚总有干不完的活儿。村里人说她在娘家就是远近闻名的勤快贤惠姑娘。
姥姥生有三儿三女，长子死于抗日战争，次子从政，三子在家务农，三个女儿都嫁在本村里。我父亲在外地工作，母亲带着幼小的弟妹相随，我留下跟着姥姥。姥姥治家严，一根柴禾棍、一块破布条也要从街上捡回来，常为碗里剩了几粒米、摘菜扔了几片半黄不青的叶子、猪没喂饱、牛添的草料不够、鸡把蛋下到外面呵斥儿媳和子孙们，却从没大声训斥过我。在姥姥几个外甥中数我淘气，在外面打架受了欺负，回家挨了父母打，都要跑到姥姥面前哭一顿。每当这时，姥姥便把我揽在怀里安抚。夏夜她一手抚摸着我的头一手拿着蒲扇为我驱蚊，直到我进入梦乡才肯躺下;寒冬晚上钻进姥姥铺在炕头的热乎乎被窝里，她总是把我一双冻得冰凉的小脚放在怀里暖着，给我讲述她经历的故事，教我长大如何做人。一年又一年，我枕着姥姥的胳膊，依偎在她那宽厚温暖的怀里成长。我幼小的心灵里，姥姥犹如一棵参天大树，可以为我遮风挡雨，可以给我力量和智慧，她是世界上最好最伟大的人。
姥姥有个规矩，不管日子过得顺不顺心，地里庄稼丰与歉，每年春节正月初二，都要把三个女儿全家叫来吃顿丰盛的“娘家饭”。四家人30多口聚在一起，大人们有说有笑、谈东道西，孩子们又吃又闹、玩耍游戏，别提多开心了。每当此时，姥姥的脸就笑成了一朵放光的菊花，一会儿给这个孩子往兜里塞压岁钱，一会儿给那个孩子捧花生大枣和糖块，一双小脚走里跑外格外有劲儿。母亲笑着数落说：“没见过你这当娘的，见了外甥们连亲闺女也顾不上搭理了！”姥姥哈哈笑着说：“人活着图啥？就是盼子孙旺哩。看见他们活蹦乱跳的，就是比看见你们高兴！”在我童年的记忆里，那是最快乐最美好的时光，天天都盼着参加这种一年一度的亲人大聚会。但1961年春节姥姥家的“娘家饭”，却成了我终生难忘的伤痛。
那一年我刚12岁，是国家三年自然灾害最重的时候，也是我正长身体的时候。正月初二，姥姥虽然依旧召集三个女儿带全家回来吃“娘家饭”，却没了往日的快乐和欢笑。她实在包不起白面肉馅饺子了，就用红薯面包萝卜缨饺子招待我们。饺子煮出来端上桌，只有十几碗，大人们你推我让谁都说不饿，没有一个人动筷子。饿得肚子咕咕叫的孩子们早就等着饺子出锅了，望着桌上热腾腾的饺子，个个两眼放光、嘴流涎水，听到大人们说不饿便如狼似虎抢上前，争相手抓嘴啃往自己肚里填。“没出息的东西！”我正吃得高兴，母亲抄起炕上的笤帚狠狠打了我一笤帚疙瘩，顿时头上起包哇哇大哭起来。姥姥和舅舅急忙护住我，瞪眼与母亲吵起来。吵着吵着，大人们都成了泣不成声的泪人儿。过后才知道，那些包饺子的红薯面和萝卜缨，是姥姥、舅舅、妗子和表弟表妹们起早贪黑用了一冬时间，从生产队收过的红薯地萝卜地里扒雪刨土捡回来的一个个红薯把、烂冻块和干萝卜缨子攒下凑起来的。为了这顿“娘家饭”，姥姥还把从食堂领回的全家过年粮放进去了，姥姥、舅舅、妗子和表弟表妹们已经饿了一天。
上中学，我离开了家乡，离开了姥姥，但姥姥的影子始终伴随着我。我思念姥姥，每当寒暑假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去看姥姥。见了我，姥姥高兴地笑着，问这问那，不时撩起衣襟擦着潮湿的眼睛，然后便拉我走进堂屋里间的储藏室，翻箱倒柜拿出一包精心保存的柿饼或大枣或核桃花生，塞进我的手里和兜里说：“快吃、快吃，这是留给你的！”
姥姥一生最悲伤的事，是“文化大革命”。那时，二舅因所谓“历史”问题被撤职审查，我父亲因顶撞造反派被打成走资派游街遭批斗，一班又一班造反派登门找姥姥调查战争年代曾在这个家住过的所谓叛徒、特务，一向因对革命有贡献而闻名乡邻的家突然变成了亲友不敢登临的黑门庭。这个打击实在太大了，年过七旬的姥姥天天以泪洗面、忧心忡忡。她是个不识字的普通农村妇女，一生以勤俭持家、善良贤惠为本，怎么也想不通：打日本鬼子时被她掩护过、在这个家里躲藏过的老干部、老党员为啥都成了叛徒特务走资派？腰里掖着脑袋、吃草根树皮跟着共产党闹革命的儿子、女婿咋会有历史问题、反党反社会主义？她问过不少人，这是为什么。可当时没有谁能给她解开这个心中的疙瘩，终于积忧成疾，带着悲愤和疑团离开了人间。
姥姥出生的时候麦穗飘香，去世时也正好麦穗变黄，只是那年的土地被忙“革命”的人们无暇顾及，麦穗长得又瘦又小，没有了往昔的醉人芳香。可惜当时我因公远在外地，没能亲自为疼我爱我的姥姥送行，至今悔恨愧疚。所以，每当清明，无论多忙，我都要驱车赶回故乡，在姥姥那长满荆草的坟前献上一份深深的怀念和哀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