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大概是我最熟悉的一个文艺男中年。我知道他暮年的长相，枯瘦，两颊有肉，丑。谙熟他的家世，兄弟若干，儿子六个。记得他两三篇诗，无论真诚浮夸，总之不聪明。更有甚者，我曾堆叠许多稿纸，一一细数他收藏过多少书画――至少三百余件，这也算得很多了。在他那代收藏家里不为最先，却也绝非最后。他颇骄傲，自以为风流、文雅、有眼光。隔着三百年往前看，风流文雅实则未必，而“有眼光”，竟然并不全是虚名。我已经不太记得为何选他来做博士论文的男主角，只知道在那区区十万字的故事里，他兴高采烈，演技优长。
他叫宋荦，字牧仲，号漫堂，生于明亡以前十年，卒于康熙六十岁生日之后，按传统算法，享年八十岁整。他爸爸是位识时务的俊杰，看出明政权不靠谱，清军一入关就投了诚，那时他还小，战乱中不能读书，只把边关男孩子常玩的把戏叉个精熟，出塞、骑马、射猎。就凭这手功夫，老子投诚后没几年，他便得到御前侍卫的职务，后来又参加专门为功臣子弟设置的考试，得了第一名，当时就要授官外任的。
在那天下初定，满汉、南北官员各有斗争的节骨眼上，他英明的爸爸大约觉得形势难辨，不愿十几岁少年过早面对未知的风险，便拦下了这回事，给皇帝上道折子，说儿子太小，还是在家多读几年书，考个举人再说吧。
如果命运也曾忘记偏爱他，大约就仅此一次。他考举人，数度不中，一直拖到好爸爸去世也没成功。这下丁忧三年，耽误了考试，再展翅时朝中早已无人。也许因为当不上官，他二十多岁时的诗都很忧愁。我当然不佩服这种忧愁――并且，在读过晚年那些心满意足的作品之后，回望他这些少作，简直有点儿滑稽――可仿佛也能理解，大概就像一个没有当过班干部的小孩，总想尝尝同学注目、老师喜爱的滋味。很可惜，到他真正当上黄州通判的那一年，早已双脚跨进了而立之年，再也不是那个昂扬卓立的小男孩了。更要命的是，这官位并不令他满意。他是带着几分怨气出都赴任的，并且在任上继续写着同样忧愁的诗。读者到此想必要暗叫不好。一个三十好几还没混好的官二代，满心酸涩，满腹牢骚，简直要叫人瞧不起了。
北宋时候，苏东坡因为贬官，曾经在黄州待过。宋荦到了黄州，很快找到了这个现成的偶像和榜样。也许他需要一根足够粗壮的精神支柱，以便让自己难以调适的情感看起来得体一些。于是他不止学苏氏作诗，还学苏式风雅。苏轼喜欢奇石，他也喜欢起来了;苏轼追求古墨，他也跟着去收集。古今多少人，步入“收藏”的因缘各不相同，可是像他这样以奇怪的姿势闯进来的，还真是相当少见。虽然幼稚，倒也有点儿天真。
不过，说一个中年人幼稚天真，不见得是句好话。有兴趣便要人捧着，不能自娱自乐，仍是叫人瞧不起。宋荦有位幕僚张仁熙，为了给他的爱好凑趣儿，拿出了自己收藏的古墨不说，还捎带帮着写了一部《雪堂墨品》。这部书味同嚼蜡，并且由于内容少，简直只是味同嚼蜡渣。
幸好，差不多这时候，宋氏果断踏进了古书画圈子。如果石头墨锭好比游泳池，书画便如同汪洋大海，真伪混杂，优劣难辨，一个大浪就淹人半条命。而他早年并不富有，手上最牛的东西，不过是顺治三年皇帝登基之初，打开府库赏赐给他爹的一批古代作品。这批书画数量不大，但其中有北宋李公麟的《九歌图》、《罗汉图》，范宽的《雪山萧寺图》，巨然的《溪山林薮图》等等。我们知道，书画作品的绝对价值是无法衡量的，若非时空变迁，它们未必能日渐增重。在清初，北宋初年的作品肯定算是好东西――再往上就是唐五代了;再再往上，晋代的顾恺之、陆探微这些人，基本上就是传说。他们的画长啥样，没人说得清。对宋荦来说，老爹的遗产意义深远。一方面，这可能是他首次接触到高质量的古代书画――按照传统算法，顺治三年他已经十三岁，正渐渐从弓马娴熟的小男孩变作一个有志于诗文的少年，可能正是这些御赐的名迹，在他心里种下了文艺的种子。另一方面，唐宋大家的作品存量不多，往往有价无市。就算家富万金，没有渠道和势力也照样难以买到。而国家稳定时期不会随便开启府库，官家精品纵使散出，也难以大批量地流向市场。这些获赐的东西，帮助宋荦打下了基础。尽管数量上意义有限，但质量则无可置疑。
宋荦有两位父辈孙承泽和梁清标，都是鼎革初年就投诚的老臣，也是清朝书画收藏风气的开山祖师。宋荦说自己入行时就跟着这两位学习过经验。很巧，我找到几封梁清标写给宋荦的信，歪打正着地说明了这“学习”的过程：宋荦寻得古书画，便寄给梁清标看，梁氏对每幅都品评一二，有时决定出手，便请宋荦代为派人讲价。有时遇到一整个画册，也会跟藏家商量看看能不能拆开来零卖。读这些信，不难发现，在私交甚好的大藏家之间，新见的书画可以互通有无。刚刚入市、没人接盘的书画往往在小圈子里流传着，任人观玩。大家有商量的余地，也会无可无不可地谈谈价格――这恰恰说明这些藏品都是要掏钱的。而那寥寥数语的“品评”，已足以成为后进者的津梁了。
文艺男中年当官并不差。过几年，再过几年，很快升迁。少年不得志都忘记，买字买画，也像当年玩墨那样，竟然有了捧角儿的。在他当上江苏巡抚――正二品大官儿――之后，周围有了许许多多人。治下的新举人新进士写信给他，求他照拂家里，顺便就送自己的画。老名士也写信给他，寄些明代人的画儿给他留着玩儿。他的收藏渐渐得着风雅的名声，他也真的相信自己眼力很好，能够像老吏断狱那样看出古画的真伪。有人家藏一幅鹌鹑，明代的陈洪绶题跋说，应该是北宋人所画，却不知是谁。宋荦一看，说，“崔白。”座上众人窃笑。接着大家把画拿起来，对着日光透照一番，惊讶地在背面一角发现了崔白的印章。又有一次，有人设宴，大厅里挂了幅画。宋荦去赴宴，坐着轿子在门外往里一张，说，“林良。”结果他又对了，客人们惊叹不已。这当然都需要眼力，需要对古人画风的准确把握。可是宋荦竟然还说，有人黑夜里拿了书画来，自己暗中摸摸、闻闻，也能知道真伪――未免太神乎其技，近于英雄欺人吧;可是回想起他那一点点幼稚天真，又觉得有此言论也不意外。
何况总也有些文献，能证明他确实培养出体面的趣味，也懂得当时的鉴定规则。严格来说，趣味这种东西，不可能是天生的。早有学者证明，一切画家都不能诚实地“画其所见”，他总在用自己的眼睛和画笔筛选出值得入画的风景。其实，谙熟风格史的收藏家也必定在历史知识指导下方能投身书山画海，而他们收藏的东西，与风格史往往趋同。那些一路挨批的作品，除非历史足够悠久，否则总是渐渐落得无人喝彩;到了今天，只剩文献中干枯的作者名字，再没人知道画风究竟如何。 宋荦当然也不例外。他的府库十分精彩，放在今天，几乎是一部书画史的教科书。可是如同那时所有的收藏家一样，他的趣味也很“得体”。明代浙派的东西，早在晚明便被目为狂态邪学，对此他基本不收。不过，与浙派大有渊源的南宋院画却在他的收藏之列――只收集，不赞美。我一遍遍读过他的书画题跋，北宋被崇拜，元代被歌颂，明人闲雅也颇受欢迎，只有南宋落寞。他还含蓄，只说“刻画”，没有更多恶詈。我又一遍遍翻过清初多数收藏家的著作，发现他们像约好了一样只收集而不赞美。有那一等不积口德的，还要讲，某甲之画，“残山剩水”;某乙之画，“恶札”。收藏圈有点儿像高级宴会，人人盛赞松露怡口，鹅肝肥美;假如你一时热血上头，声称自己其实喜欢手剥松子，爆炒猪肝，不会有人再带你玩。
那么问题来了。假如这高级宴会上的鹅肝，实际只是躺在厚厚鹅肝酱里的猪肝，收藏家们真能品得出来么？其实未必。在今天看来，猪肝鹅肝有天渊之别，而古人并不一定这样想。假设那是一块“古早的猪肝”，只要自宋至明、代代收藏家一路坚持说，“啊，唐代人做的鹅肝！”清人便真相信了。又或者，只要经过某些著名“菜谱”，例如《宣和画谱》的著录，他们便愿意相信某画为真，而不考虑后人也可以照着书做假货。
宋荦自己就有一块古早猪肝，传为王维做的鹅肝。那是一幅《伏生像》，画上一个老头子佝偻着，捏着笔正在书写经典。笔意绢素都高古，虽无署名，可是宋代人已经美滋滋地传说王维做菜味道之绝了。须知王维的画名声虽大，流传却少，代代递藏不曾中断的更是稀如星凤，因此这画在康熙年间的收藏圈内享有盛名。如果让宋荦跟晚清藏家比一比，来个关公战秦琼，只凭这一幅，大概也稳操胜券。为什么？因为晚清人看到的东西更少，已无法要求代代相传;某些画，只要有清初藏家肯说一句“唐代鹅肝”，他们就敢信了。悲夫！
我曾觉得自己与文艺男中年的缘分大约及身而止。他一生留下各种蛛丝马迹，帮助我结识三百年前各路神仙，我已充满感激，不能要求更多;有时甚且想摸摸那颗幼稚天真的小男孩心，认真和他说声谢谢。可谁知道，正是这块“王维做的鹅肝”，让缘分又往下牵扯了八十年。
宋荦做了十几年江苏巡抚，最后进京做了吏部尚书。强为一譬，大抵是组织部部长，这官之大无庸赘言。他的六个儿子，三个发展得不错，另三个不幸早卒。最惨的一个婚后不久就撒手人寰，留下年轻妻子和一个遗腹子。妻子坚持了十二年，也一病呜呼而去;遗腹子就成了宋荦生前最爱护的孙子。这孙子争气，在宋荦过世前就中了举，那时他还是宋家唯一获得功名的第三代人才。
宋荦死前必定分香卖履，将一切收藏分与各房。以今日所知的零散信息，大概不是“作价平分”，而多少有些各取所需之意。譬如某位喜欢收藏书籍的小宋公子，就得到不少宋元善本。中举的孙子得着不少书画，大约继续传与子孙，便留下一本收藏目录。这目录过于简陋，实在几乎只是账本。可这本乾隆末年的潦草账簿，却太令人吃惊了。我不仅据此补缀了宋荦的收藏目录，更不无遗憾地发现藏品散出的轨迹。
1786年，元代胡廷晖的《修图》与任仁发的《饮饲图》转质他人，价格分别是八十两和六十两。文徵明小楷五种卖得五十两，与恽寿平的牡丹花一个价。卖出去的作品所在多有，例如范宽《溪山渔艇》、陆远《霜叶文禽》、黄鼎临李成《古松》、徐玫仿王渊笔意、杨晋《湖庄清夏图》、禹之鼎《得子图》与《竹枝芍药》、戴明说《墨竹》、恽寿平《梅花》、沈周《溪山行乐图》、程嘉燧山水、陈淳《双鹤图》，以及王武的写生、徐玫的翎毛和王荦的摹古……看起来，这份名单中大多只是明清作品，宋元毕竟不多，难道仍被爱惜宝藏吗？当然不是。
这本账里最为精善的一批藏品，正是王维的《捕鱼图》和《伏生像》，徐浩墨迹，宋代苏轼书《四诗》，赵孟坚《幽篁兰蕙》，黄庭坚正书《头陀寺碑》和赵孟双钩《急就章》，以及明代沈周《仿小米海岳庵图》。它们有同一个命运――“扬州卖”。有四件注明“壬午”，也就是乾隆二十七年。另四件虽然未注，以质量之高来看，可能也是同一批。其中《捕鱼图》和《伏生像》记有出售价格，“共卖得银五百”。把这个数目与学者整理的唐五代画作价格表比一比，鹅肝卖出炒肝价。
藏品一边被作价变卖，一边也被家人各自分取。有三十五件藏品为“七叔”取去，从挑画的眼光推断，七叔相当内行。另外有位“九叔”只要去两件，虽然分量也都很重――赵孟《五马图》和文徵明《真率亭图》。在清中期，这两幅画实在已经很了不得。
这还不止。账本里说，马湘兰的《兰竹》，被“六十哥携去赏曹松”，这位六十哥还拿走过沈周的画和文徵明的书法。张见阳的一幅字被赠与“十兄”。王渊《紫寿图》，又被“八十拿去挂没了”……那些在日常生活中黯然流失的故物就更令人扼腕。像宋克草书、仇英摹古、吴说手札、王曼庆《岁寒三友》、萧宗元隶书《道德经》等位列特等和一等的书画手卷、册页，条目下都寂寞地写着“旧没见”，也许清点账簿之前已经不知所终。
以上种种，若宋荦泉下有知，恐怕要垂死病中惊坐起。但他再也不能真的坐起来，得意洋洋地写一篇题跋，在春风里拈须微笑。我也不知道缘分何以引我走到这一步，走到康乾盛世的尾巴梢上。是要让我注意那位比宋大人更加得意自满的乾隆皇帝吗？还是要叫我去看从此以后江河日下的鉴藏界，看晚清人纷纷用艳羡的口气追溯康熙年间――承平士大夫生逢其时，是何等幸福而满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