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仲子先生是我国著名的音乐教育家、篆刻艺术家，我国近代高等专业音乐教育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也是我国推行国乐改进实践的先行者。他为创建我国高等音乐学府的专业化、民族化和正规化，为培养优秀的专业音乐人才，为打造精良的师资队伍付出了巨大的努力。2015年是杨仲子先生诞辰130周年，笔者想通过此文，对杨仲子的音乐教育思想进行归纳和研究，以纪念他为中国高等音乐教育所做的突出贡献，同时更想借此唤起学术界对杨仲子先生更多的关注，以启迪后人，学习他的开拓精神、奉献精神以及担当精神，希望后来者能够沿着他的足迹继续向前。
1901年，杨仲子从南京江南格致书院毕业后考取“庚款”官费留学，入法国根特大学和图卢兹大学理学院学习化学。后考取瑞士日内瓦音乐学院，主修钢琴和音乐理论。1920年回国后，他响应萧友梅“以美育代宗教”的号召，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音乐体育专修科、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北京艺术专科学校等多所院校任教。
1927年，时任教育总长的刘哲以“音乐为有伤风化，无关社会人心”为由，取消了除北京女子大学音乐专科以外的北京各大院校音乐系。杨仲子随即在北大国乐改进社主办的《音乐杂志》上发表《质疑》一文，质问奉系军阀，为音乐教育界请命，要求恢复音乐系。文中显示出杨仲子一生都极为关注且为之努力的音乐教育中的几个问题：国乐的改革、师资的建设、专业音乐院校的创建以及音乐专才的培养。
1928年6月12日，北京音乐界人士在北大第三院召开联席会议，杨仲子受命向国民政府和大学院院长蔡元培请命，建立“国立北平音乐学院”，并拟写了《请并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艺术专门学校音乐系、女子大学音乐专科，改设国立北平音乐学院计划书》和《拟国立北平音乐学院组织大纲草案》等文件。这个建议得到了北平政治分会和大学院长蔡元培的认可，但南京政府却未同意。虽然音乐学院最终未能成立，但这两份文件却饱含了杨仲子对中国高等音乐教育的殷切期望，他坚信中国一定会有一所世界一流的音乐学院，为了这个信念他为之等待并准备了整整13年。
杨仲子在北京的十七年（1920-1937），担任过多所高校的音乐系主任，而建立专业的音乐院校是他一直的梦想，虽然在北京没有成功，但他却一直坚守着这份信念，并在1941年任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乐院院长时得以实现。该院为他在1928年《拟国立北平音乐学院组织大纲草案》一文中所提出的“介绍世界音乐，及改进国乐，养成音乐专门人才”提供了条件和场所。虽然杨仲子任院长只有一年半的时间，但在这段时间里，他为建立高水平的专业音乐学院，投入了全部的精力，他尽情地实现着自己的理想抱负，为学院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总之，杨仲子一生最大的音乐教育理想就是在中国建立专业化的高等音乐院校，为实现这个理想，他一生殚思竭虑、呕心沥血，培养了一大批高水平的专业音乐人才。那么，杨仲子的音乐教育思想具体包含哪些内容，又有哪些特点？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做深入了解、研究、分析和总结的。
学界以往更多关注的是对杨仲子生平的研究，主要有《东方音乐之奇星――记音乐教育家杨仲子》（栗子）《中国近代高等专业音乐教育的拓荒者、奠基者――（重庆）国立音乐院院长杨仲子》（俞玉姿）《著名音乐家和书法篆刻家杨仲子》（郭存孝）《不要遗忘老音乐家杨仲子》（向延生）《杨仲子传略》（赵后起）《我国现代专业音乐教育的先驱者――杨仲子先生生平简介》（赵后起、蓝南）等。而对杨仲子在音乐教育思想方面的研究文章并不多，仅有《音乐家杨仲子的奋斗历程及其音乐思想流变》（常增宏）一篇文章。作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著名的音乐教育家，杨仲子不仅担任过许多重要音乐教育机构的音乐系主任和院长，同时他还在政府部门任过要职。例如，担任中央文化事业计划委员会专门委员、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主任、南京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等。他一生为了我国的音乐教育事业费尽心血，即使在食不果腹的艰难时期，仍坚持七点出门上课，直到晚上十点才回家，但他却毫无怨言，还自嘲地说到：“为此的卖苦力，到了月底，所得的结果是什么？八个字可以包括：索债盈门，衣食不周……本来艺术是与贫困并肩而行的，这也不足为奇。”正是有了这种不怕吃苦、为了音乐教育事业可以放弃一切的精神，才能够让他成为我国近代音乐教育史上重要的音乐教育家之一。更重要的是他的音乐教育思想影响了后来的一大批音乐教育家。同时，他还奠定了我国近现代高等音乐教育院校的基本教学模式，是“中国近代高等专业音乐教育的拓荒者、奠基者”。遗憾的是，这些宝贵的音乐教育思想没有得到后人很好的整理和研究，仅有的几篇文献也没有能够将他的音乐教育思想全面、系统地进行总结。笔者在整理搜集档案材料的过程中得到了许多珍贵的文献资料（例如，北平时期发表的文章、访谈记录，重庆时期的教学改革、会议提案等），它真实并且完整地反映了杨仲子的音乐教育思想。笔者认为，对这些档案资料的整理和解读，不仅是对现有研究空白的弥补，更是对杨仲子音乐教育思想的进一步完善和深化。
一、重视传统音乐文化，大力推行国乐教育
杨仲子历来都特别重视中国传统音乐的教育，他认为应该对传统音乐进行更深层次的学习、整理和研究，同时他还强调学习西方音乐的重要性，使之达到“洋为我用”的目的。1941年杨仲子任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乐院院长后，依五年专科学制，设国乐系和西乐系。他大力推行国乐，把国乐和西乐放到同等重要的位置，并在任院长后不久，就向国民政府教育部申请增设国乐系。在申请书中，他写到：“窃职到院以来，抱最大之决心致力推动国乐，以符钧座中西并重、殊途同归、昌明乐教之宏旨，拟具增设国乐系计划大纲呈请鉴核。”这份《国乐系计划大纲》其实酝酿已久，而杨仲子更为此足足准备并等待了十几年的时间，最终在任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乐院院长期间得以实现。早在1928年6月，杨仲子在拟设国立北平音乐学院时就有设立国乐系的想法，他说到：“国立北平音乐院以介绍世界音乐，及改进国乐，而养成音乐专门人才为宗旨。”在学科建设方面，国立北平音乐院“先设预科、本科、专科、选科，于必要时再增设研究科，本科及专科分理论、钢琴、提琴、声乐、国乐五系。采取学分制，不定年限。”虽然后来国立北平音乐院因为种种原因没能成立，但杨仲子倡导民族音乐教育，推行国乐，设立国乐系的宏伟蓝图并未泯灭，在这十几年的时间里，这个计划在他心中不断生根，逐渐完善，最终得以成熟。这份《国乐系计划大纲》目的之明确，内容之详尽，意义之深刻，不仅凝结了杨仲子对我国民族音乐教育的心血，同时，这种西乐系与国乐系并行的学科建设模式，为国内之首创，具有历史性的开拓意义。 杨仲子在《计划大纲》的开篇明确指出：“本计划鉴于过去国乐训练之缺点，察今后人才种类之需要，先定目标。凡课程分配教授方法，一以此所定目标为指归。”他的这份计划书，是在总结过去国乐教育不足的基础之上，综合考虑到了国乐的发展，人才的培养，使其更加全面，为推动国乐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计划大纲》的目标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内容：
1.造成兼长独奏、伴奏及合乐之技术人才
过去大学音乐系所造成之技术人才大都限于独奏。每遇合乐，辄多束手。独奏既成风尚，学校虽有合乐之课，每不加重。结果学者寥寥，成着百无一二。音乐演奏会中，合乐节目，每感困难。管弦乐团，无从组织，遂不能穷众乐和同之趣。本计划为补救此失，故于国乐乐器技术训练，除注意各乐器基本技术及独奏技术外，同时加多乐器，对于合乐曲调，准备作系统之介绍。对于学生仍以个别训练为原则；而各组各人所习曲调，均本预定系统，平行进行。务求所造成之人才，分则能独奏，合则成合乐，为将来组织管弦乐团之准备。
为培养合乐人才，杨仲子在筹建国乐系时，特别增设了合乐组这个专业。该组学生不但要学习至少两种以上的民族乐器，还要兼修钢琴、提琴或西乐管弦乐器及昆曲等。可见，他对合乐组的学生要求特别高，他希望合乐组的学生不仅能够独奏，知道独奏乐器的古今名曲，更需熟知合乐曲调，做到在合奏、独奏中游刃有余。组建“合乐组”的目的不仅是为了音乐会节目之需要，更是为“组织管弦乐团”做准备。杨先生有胆有识地提倡培养合乐人才，建立合乐团，展示出了先生高瞻远瞩的思想。1950年4月，（南京）国立音乐院迁到天津，与北方各综合大学音乐系合并，成立中央音乐学院，为了教学和实践的需要，经张子锐提议，特将国立音乐院国乐系“合乐组”设置扩大为中央音乐学院民族管弦乐队，并在同年的10月1日赴北京中山音乐堂演出，受到了中央领导的好评，得到了观众的认可。中央音乐学院民族管弦乐队的成立实现了杨先生组建合乐组的初衷，更为我国民族管弦乐团的快速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可以说，杨仲子为中国的民族管弦乐立下了汗马功劳。
2.造成国乐材料收集整理及研究之干部人才
本国音乐曲调，见之书籍者少，传于私家口头及器上者多。少数乐调之见于书籍者又多略而不详、粗而不尽，用之演奏，去实际甚远。非根据实际技术，收集整理而研究之，无以保存丰富之民族音乐材料，抽寻原理，而施之创作新调，以奠民族音乐之初基。本计划主意此种研究人才之培养，故于学科之中，顾及多方面之需要。
中国传统音乐博大精深，有着分布广、种类多、即兴性强、变异性大等特点，其传播方式多为口传心授，不易保存；加之专门的乐谱少而不精，十分不利于中国传统音乐的传承和发展。考虑到国乐的这些实际情况和困难，杨仲子在音乐学院专门开设了一门“听写及翻译”课，这门课是所有学生的必修课，除了向学生介绍中国从古至今的各种谱式、符号、律制等知识以外，还会听写比较复杂的曲调。这些基本功的训练为学生收集、整理、研究中国传统音乐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为今后的实践工作做了充分的准备。对于国乐材料的收集、整理、研究工作一直都是音乐家们特别担忧的问题，而这样的担忧同样体现在时任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乐院教授杨荫浏的身上，他在《国乐前途及其研究》一文中，专门列出了“国乐研究多方面的准备”这一节来探讨这个问题。文中他提到：“关于乐律问题，历史论著甚多，对于它们所论列，要作比较彻底的认识与比较适当的利用，我们便不得不在现代数理和音响学方面先有一些必要的基础。我国地域甚为广大，我国历史最为悠久；然民族音乐的材料，留存于民间尚待搜集者多，已经前人搜集见于书籍者少；见于书籍，而能与实际演奏情形接近相符者更少。未经综合、沟通的材料，在符号和技术方面，都是互异而不相一致。我们面对着这样丰富的、复杂的、未经开发或整理的材料来源，要想着手参加收集和整理工作，便不得不先在已知的技术方面，作一些相当的准备。”⑥这篇文章分上、中、下篇分别发表于《乐风》月刊1942年7月的第2卷第4期、1943年1月第3卷第1期、1944年1月第3卷第2期，仔细分析可知，从其观点、例证、措辞等方面都与杨仲子的《计划大纲》中目标之二如出一辙，因此我们可以推断，杨荫浏对于国乐研究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杨仲子的影响。
3.造成国乐曲调修改及作曲人才
国乐旧有曲调，除保存原本之外，为求充分推广，合理发展起见，有时有研究修改之必要。例如：昆曲音域太广，高低音数，必加减上；生角假声，国语柔曼，必加降低等等。故在初期推广之阶段中，研究修改工夫，比之作曲，更加重要。而二者均须根据已知理论为之。本计划注意此种人才之栽培，故于国乐理论之研究与灌输，加以相当重视。
在对国乐的原始材料进行挖掘、收集后，紧接着就是对材料进行系统地整理、归纳和研究。而研究工作能否做到深、细、透，这将会直接影响到国乐的传承。中国传统音乐多而杂，同时，由于时代的进步和发展，原有的曲调、唱词、乐种和乐器等逐渐被淘汰，这种“淘汰”其实也是一种进步，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取舍，更是一门学问。研究者不但需要具备扎实的国乐理论基础，同时还需要具备考古学、音韵学、国学、摄影学、绘画等各方面的知识，才能做好这项工作。为了能够更好、更专业地培养此类人才，杨仲子认为很有必要在国乐系里设立研究组这个专业。其实，在1928年杨仲子就有开设研究组的想法，他在《拟国立北平音乐学院组织大纲草案》中第四章“学科组织”的第15条中写到：“必要时得增设研究科……研究科为研究高深学术之所，至必要时再增设之。”他认为，研究组作为一门系统研究音乐理论的学科，在其学科建设方面更为复杂，需要做更多的准备，这种准备应包括学科的定位、师资队伍的建设、人才的培养、设备的准备、管理制度的制定等。在经过十三年的耐心等待、辛苦筹划后，终于在杨仲子担任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乐院院长时建成，虽然经历千辛万苦、百般挫折，但杨先生对于国乐发展的全面建设从未放弃，因而最终得以实现。他的这种不屈不挠精神值得我们后人学习和尊重。 1943年，杨仲子在任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主任时，依旧坚持发展国乐，把国乐作为音乐学院的必修科目。在1943年5月15日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中，杨仲子针对国乐共提了三条提案：
1.通令全国音乐院校系科增设国乐组及国乐必修课程，以宏乐教案；
2.设立国乐院，集中国乐专家以完成继往开来音乐教育之大业案；
3.拔专款集合专家开办国乐乐器制造厂以利乐教案。
以上提议全都围绕国乐的发展和建设，不难看出杨仲子对国乐的重视程度。这次会议由时任教育部部长的陈立夫主持，16人出席，共提议案24条，上报14条，涉及音乐教育教学、音乐书籍出版、音乐会议等各个方面，而杨仲子仅关于对国乐发展、保护、建设的提议就占到三条。在后来上报教育部的文件中，第一条由于师资、教材等客观原因没有被采纳，但增设国乐系和把国乐定为必修课程的这一建议在1947年新成立的湖南省立音乐专科学校中得以实施。湖南省立音乐专科学校的“校长为胡然，教员有姜希、黄源洛、陆华柏、喻宜萱、巫一舟、夏之秋等，首届招收五年制专科及三年制师范科共七十余人，专科分为理论作曲、声乐、钢琴、管弦乐及国乐五组。”可以看出，从校长到教员，大部分都曾是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乐院的教师，他们1947年离开重庆来到湖南，创办音乐专科学校，在办学模式上仍然沿袭着国立音乐院的教学思路，虽然当时全国各大音乐高校都没有国乐系，但他们却依旧坚持并延续着杨先生的音乐教育信念，提倡国乐、保护国乐、推行国乐。第二条提议，国民政府教育部的处理办法是“拟令国立音乐院应中西并重，不必另设机构”。至此官方正式把国乐纳入高等院校的教学中，强调学习中国音乐和西方音乐应同等重要。应该指出的是，1964年，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提议，成立了“以培养从事民族音乐研究、创作和表演的专门人才为主，同时培养面向农村的中学音乐师资和基层群众音乐干部”的中国音乐学院。这是我国唯一的一所以中国民族音乐教育和研究为主的专业高等音乐学府。虽然那时先生已经作古，但中国音乐学院的成立也算是了结了杨仲子多年以来的心愿，同时更弥补了我国在国乐研究中缺少专业机构的这一空白。第三条提议的处理办法是“拟以司函国立礼乐馆及大同乐会拟具办法送部参考”。随后，大同乐会便从国民政府贩济委员会中选拔了30名难童，成立了难童国乐教养院，其目的就是专业培养制造乐器的技工。
在1944年的国民政府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上，杨仲子就“如何提倡并充实我国固有各项歌乐案”的问题和委员们进行讨论，最后议决：“1.搜集古人词曲、今人作品及民间歌谣；2.搜集古今乐器陈列展览；3.搜集边民歌谣研究整理。”在国民政府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的会议上，杨仲子反复多次地在会上强调国乐、推行国乐、改进国乐，并且还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宝贵意见，可见，在他的音乐教育观里，国乐教育占据了很大的比重。他肯定传统音乐的价值，提倡应由专业的音乐研究机构和音乐工作者，通过科‘学的手段加以收集、整理和研究，这样不但能够使国乐得到更好的保护和重视，还可以让中国的作曲家在创作作品时获得更有价值的传统音乐材料，从而创出更多具有中国民族元素的作品。
杨仲子重视中国传统音乐，鼓励国人学习传统音乐，增设国乐系，建立研究组，强调对传统音乐应该采取科学方法进行抢修、保护、收集、整理和研究。但是，他对中国传统音乐历来都是持批判继承的态度，既不自轻自贱，全盘接受西方音乐理论；也不自高自大，排斥外来的一切理论。他要求学习国乐者应同时学习西方音乐理论，因为要想实现中国音乐能够在“他日之世界中或尚能容吾国占一席地”的梦想，就必须借助科学的音乐理论，在吸取传统音乐的精髓之上，创作出既富有时代特点又不失民族特色的音乐作品。他在任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乐院院长时，特别重视对学生全面素质的培养，坚持“中西兼容”的思想。例如，在课程的安排上，他要求国乐系的各组学生都必须学习两年的西洋乐器或者是美声演唱，国乐研究组的学生还要学习两年的西乐高级理论；而西乐系的全体学生必修一年的国乐通论。从学分分配上来看，合乐组、古琴组、琵琶组、二胡组和昆曲组所修的西方音乐理论和西洋乐器学分占到音乐专业课总学分的33%，而研究组更是占到了43%，这体现出杨仲子在对待西洋音乐文化和本土音乐文化上的一种权衡，以及“中西融合、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他认为传统音乐的精髓深藏在几千年丰富的民间音乐之中，只有采用较为精确的记谱方法，培养一批专门的音乐人才，才能高效、准确地对不可胜数的传统音乐进行收集、整理和研究，才能提炼出具有中国特色的音乐元素，才能有机会走出国门，为全世界人所知。
二、打造精良师资队伍，关注基础音乐教育
杨仲子深知优秀的教师队伍对音乐教育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师资力量的强弱直接关系着学生的前途，学校的发展以及中国音乐的命运。杨仲子在任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乐院院长时，尽可能地网罗全国最优秀的音乐家到离重庆市区40多公里以外的青木关任教。那时的重庆作为抗战时期的大后方，市区经常遭到敌机的轰炸，战事不断、伤亡惨烈，因此学校在考虑校址的时候就必须要避开战区，选择偏远但相对安全宁静的地方，而“青木关地形如马鞍状，南北两侧山岭海拔均在500米以上，两峰对峙，天堑浑成，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更重要的是青木关远离战区，因此，这里便成为抗战时期大后方众多学校、机关驻扎的首选之地。在杨仲子任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乐院院长期间，音乐院成为当时全国音乐名师的汇集地。例如，声乐教师有黄友葵、李俊昌、蔡绍序、莫桂新等；钢琴教师有葛丽华（比利时籍）、杨体烈、易开基、洪士钍等；作曲理论教师囊括了黄自的“四大弟子”：贺绿汀、陈田鹤、江定仙、刘雪庵等人；国乐教师有杨荫浏、储师竹、陈振铎、曹安和、刘北茂等；还有负责音乐史和小提琴教学的张洪岛、长笛教师叶怀德等。这些知名的音乐家们在抗战时期聚集于此，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音乐家。西南联大的校长梅贻琦曾说过：“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青木关虽然地处偏远的山区，交通不便，校舍破旧，条件极为艰苦，但大师的云集却把这里变成了一座所有人都心驰向往的神圣音乐殿堂。 一流的大学须有一支优秀的教师队伍，才能培养出一流的学生。而学生的基本音乐素养也决定了这所学校的整体水平，但学生的基本音乐素养却来源于基础音乐教育。高等专业音乐教育的发展离不开基础音乐教育的质量，只有基础音乐教育不断地得到提高和重视，高等专业音乐教育才能更快更好地发展。同时，只有高等专业音乐教育质量得到提高，才能培养出更多更优秀的基础音乐教育工作者，基础教育才能有质的飞跃。这两者在任何时候都是对立统一的关系。有鉴于此，在1941年4月13-14日的国民政府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中，委员们提出“为促进学校和社会的音乐教育，特饬国立音乐院附办音乐人员训练班”的议案（见彩色插页）。时任国立音乐院代理院长的杨仲子任该音乐教员讲习班的班主任。对于这次音乐教员讲习班，国民政府教育部高度重视，教育部教育次部长顾毓L、余井塘还分别在开班和结业时题字祝贺。
杨仲子在《国立音乐院附设音乐教员讲习班同学录叙》中说明了开办音乐教员讲习班的目的，同时表达了对来渝学习的音乐教员们的殷殷期望。他写到：
政府当局，渐知注意音乐机关，先后成立者有教育部之音乐教育委员会，军政部之军乐研究会，内政部之乐典编订委员会，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之音乐组。复令国立音乐院设立本班，调训各校优良音乐教师，予以切实训练……因思各级学校音乐教员，在乐教复兴运动中，关系至切，责任至重，本班同学，又皆一时之秀，训毕散归，必能各展所长，力肩重任。乐之大义，将由小而大，由进而之远。乐之影响，将由微而之著，由浅而之深。
1941年8月1日，音乐教员讲习班正式开班，于9月6日结束。有44名来自重庆境内及周边的川、黔、滇、陕、康、鄂等地的中学、师范学校音乐教员参加。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乐院为此次讲习班认真准备，精心策划，而院长杨仲子更感责任重大，丝毫不敢懈怠，他不但派出了国立音乐院最强大的师资，同时还借调了其他音乐机构的音乐名家，如郑颖孙、金律声、吴伯超、郑志声、常任侠等。开设的课程与学员的教学实践紧密相关，例如有李抱忱的合唱、指挥法，缪天瑞的音乐通论、音乐教学法，陈田鹤的和声学，刘雪庵的作曲法，张洪岛的音乐略史、视唱练耳等；除了专业课还开设了12次音乐专题演讲，涉及音乐理论、中西音乐史、音乐教育、戏曲等；4次精神讲话小组讨论、5次党务思想小组讨论、5次音乐教育小组讨论。其中，杨仲子主持了一次题为“我的为学经过”的精神讲话小组讨论。这次的讲习班得到了学员和教育部的一致好评，其中还有一位学员在国民政府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会刊《乐风》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记国立音乐院附设音乐教员讲习班（自由谈论）》的纪念文章。杨仲子在这些学员的眼中是一位“说话总含着笑意的长者，脸上的皱纹，刻画着30年来辛苦经营中国音乐教育事业的痕迹。他穿着蓝布长衫，青布鞋，不认识他的人，谁相信他是中国音乐教育的首创者之一，现任国立音乐院的院长”@。除了上课、讨论以外，杨仲子还组织了两次教员音乐会，张洪岛、戴粹伦、易开基、杨体烈、曹安和、杨荫浏、陈振铎、叶怀德、金律声、蔡绍序、罗莘田、张充和等大师纷纷上台表演，学员们目睹了名家们的风采。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基础音乐教育相当薄弱，政府对此也比较漠然，认为音乐伤风败俗、音乐教育浪费金钱，因而停办在京所有的音乐系。这对当时本来就脆弱的基础音乐教育来说更是雪上加霜。萧友梅总结我国近代音乐教育落后的主要原因有三点：“第一，国立的音乐教育机关或作或辍，不能继续维持；第二，进去教坊的学徒，多半没有受过普通教育而且常有身家不清白的；第三，因为教坊里头的品类太杂，顽固的假性理家表面上是讲道德的人，所以政府国民都容易信他们的话。”这三点是导致我国近代基础音乐教育发展停滞不前的根本原因。没有坚实的基础音乐教育何谈专业的高等音乐教育？而当时的基础教育在杨仲子看来，和国外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差距，同时由于政府、教师、学生、社会等各方面的原因，导致了“目前所造就的，只是应社会的需要，养成学校的师资而已，其实在外国的高中音乐程度，就已经很高了……”从这句话可以看出，杨仲子对当时基础音乐教育师资以及当局政府的失望和无奈，但是他却并没有放弃，坚持夯实基础教育，促进其发展和进步。
三、倡导建立专业院校，培养各类音乐专才
杨仲子十六岁就赴瑞士留学，一去便是十六年，虽然在留学之初受到了“科学救国”的影响学习理科，但他却极喜欢音乐艺术，因此在课余时间自费请瑞士音乐家教他钢琴和音乐理论，每周三个小时，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了有六七年的时间，直到他考取瑞士音乐学院。之后，杨仲子又在音乐学院系统地学习了九年音乐。从开始了解音乐到后来专业的学习音乐，杨仲子接触的都是西方音乐理论，接受的都是西方音乐教育理念，因而，他深受西方音乐教育模式的影响。回国后，他看到中国音乐教育的状况，深感中西音乐教育之间的差距，对中国音乐教育的未来无比焦虑，因此从他回国投身于中国音乐教育事业开始，就一直在思考和探索一条更适合中国专业音乐教育发展的道路。他筚路蓝缕、历尽艰辛，为推动中国近代高等音乐发展教育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对于创办高等音乐专业学校，杨仲子从1920年回国时就已经开始把这种想法付诸于实践，他和同年从德国回来的萧友梅一起，开创了在中国“高等教育机关内音乐单独成一个学系”的先河。1928年，杨仲子公开在《音乐杂志》上发表《北平音乐教育运动》一文，并亲拟《请归并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艺术专门学校音乐系、女子大学音乐专科改设国立北平音乐学院计划书》及其《国立北平音乐院组织大纲草案》。这是他首次正式提出建立高等音乐专业学院。在计划书中，杨仲子对建立音乐学院的理由、所需的经费、院址、组织机构、教学设备、学科设置等六大问题一一进行了说明和解释。《组织大纲草案》包括六章十二条，分别从学院的名称、目的、各处组织、学科组织、各项会议及附则等对音乐学院进行了详尽的规划和介绍，可见，他对建立音乐学院的愿望之强烈。“北平大学区组织大纲公布并无音乐学院，至其办法如何也无确实消息，将来北平大学经费预算月三十万元，而音乐院所需之五千元，仅占全数1/60，音乐教育之能否发展，视当局之诚意及同人之毅力如何而定，先以经过情形报告国内音乐界或亦诸君子所乐闻者钦。”大纲文末的这段话表现出了杨仲子的痛心与无奈，他把毕生的精力都放在了发展中国高等音乐专业教育上，他想把在国外学习到的知识传授给国人，更想把西方的教育教学模式引入中国，发展中国近代音乐教育。可是，当局者“对于音乐同体育，都不注重，认为这是吹鼓手和耍把戏的玩意”，对于深爱音乐艺术并在西方学习专业音乐达九年之久的杨仲子来说，这样的情形让他深感悲痛。1927年刘哲出任北洋政府教育部总长后，将“北大附设音乐传习所撤销，北京艺专解散，并将女大赶出教育部”。这样的卑劣行为引起了音乐界的极度不满，杨仲子不畏强权，为维护刚刚起步的中国音乐教育事业，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他以个人名义在《音乐杂志》发表《质疑》一文，质问军阀，为音乐界请命，他“将数月来诸生质疑……代为披露”“深愿执政诸公，将其所有之正当理由，一一公布于世”。全文从历史到现实，政治到文化，社会到学术等14个方面向政府发难，强烈谴责政府的这种无理行为，“深望当局有以善其后，而免受摧残音乐教育之指责”。1932年，时任国立北平大学艺术学院院长的杨仲子联合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校长萧友梅、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校长林风眠上书教育部，在《为会衔呈请提高艺术教育恢复学院组织》的稿呈中，他说到“今也以科学为主体之国立大学学院比比皆是，尤嫌其少，以艺术为教学之国立学院伶仃孤立，竞以为多，此属校等为艺术前途惜者一”，“艺术者，图画雕塑音乐戏剧建筑工艺各系之合称也。逼考各国，从无科学专科学校之名，属于我国竞有艺术音乐专科学校之实名实所在，交野所关，此属校等为艺术前途惜者二”。1935年，杨仲子接受《世界日报》记者茜频的专访时，就曾说到当时的中国音乐界“能够早就同发现音乐人才的，机会最多的是学校，可是我国学校对于艺术，并不注重，关于音乐方面，也是同一样的漠视。我觉得应该设立独立的音乐学校”。 从现有的文献可知，学界习惯地将建立中国专业化音乐学院附中附小这一提议归功于贺绿汀或是吴伯超。的确，贺绿汀在解放初期提出了创建大、中、小一条龙的专业音乐教育体制，并且他曾经提出“音乐专业学校必须有自己的音乐小学、中学。大学一般应招收专业音乐中学毕业生。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真正有国际水平的音乐专门人材”，“要使所有专业人员具有高水平，就必须有严格的长期专业培养”。而吴伯超由于在1945年创办了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乐院幼年班，更被当今的许多学者视为是提出建立音乐附属学校的第一人。然而，追溯历史的根源，可以发现早在1935年，杨仲子在接受《世界日报》记者茜频的“学人访问记”中就谈到：“我觉得应该设立独立的音乐学校，同时还须设立附中附小，普通的学科，固然应该注重，但是特别的注意音乐方面，久而久之，或者可以发现音乐天才，因为决定一个人是否有音乐天才的最重要时期，是在小学刚毕业的时候，中学几年正是训练同学习的时期，有这时期万一发现真正有音乐天才的人，那末就可以不误时机哩。”这短短的一百来字，蕴含着他对中国音乐教育事业发展的期望。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音乐教育刚刚起步，谈不上发展更说不上改革，一切都是在不断地学习和探索，从中总结经验和教训，杨仲子能在那个年代提出这样有远瞻性、超前性的设想，足见他对于中国的专业音乐教育有着比一般人更为深刻的理解和认识。而他的这个提议对中国音乐教育事业的专业性、持久性和现实性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但是，在那个贫穷、落后、战火纷飞的年代，对于中国人来说，生存都是一件极为艰难的事情，更不用说阳舂白雪的音乐艺术。因此，杨仲子对于中国音乐教育的设想，在当时，仅仅只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世界，独立的音乐学校很难得到政府的认可，更不要说“设立附中附小”了。但是，欣慰的是，杨仲子的音乐教育思想和理念影响了当时一大批音乐界的有志青年，这其中就包括了在杨仲子之后上任的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乐院第四任院长、国立音乐院幼年班的创始人吴伯超，以及共和国成立以后担任上海音乐学院院长的贺绿汀。他们在后来的中国音乐教育发展的道路上，历尽艰辛，克服重重困难，把杨先生对音乐教育的希望一个一个都变成了现实，中国的高等音乐教育因此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最终实现了“中国音乐能够在世界上占有一个地位”的美好愿望。
在培养音乐人才方面，杨仲子特别注意中西人才的均衡发展，这一点可以从他在主政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乐院期间所进行的一系列教学改革得知。杨仲子在瑞士留学期间，主修的是钢琴和西方音乐理论，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立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音乐传习所）、北京艺术专科学校音乐系都是担任的钢琴导师，并且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还在国内率先开设“少年钢琴班、钢琴高级班以及暑期钢琴讲习班”。同时，他还和他的学生一起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和北京大学举办了多次钢琴演奏会，演奏了莫扎特、李斯特、辛丁等作曲家的钢琴作品，是“中国钢琴表演艺术学科的开拓者之一”。他为我国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钢琴学生，推动了我国近代钢琴专业学科的发展。而对于国乐人才的培养，杨仲子更是费尽心思，他认为“中国音乐有几千年的历史，自然有悠久存在的价值，可是无人提倡，所以到现在仍不见得有显著的发展”。因此，无论是担任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音乐系主任，还是任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乐院院长，他都把国乐教育教学实践作为一项主要的工作来做，为了充分调动国乐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尽其所能地为国乐学生创造演出实践的机会。例如，在国立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音乐系第37次演奏会（赴天津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演出）上，共表演了22个节目，分为国乐节目和西乐节目。而国乐学生表演的国乐节目就包括：琵琶曲《月儿高》《梅花点脂》《快板八曲》（包括《诉冤》《鸡鸣深树》《一马双驼》《平沙波浪》《云里雁》《平沙落雁》《天鹅反掌》《沙湖撩石》），南胡曲《光明行》《月夜》，昆曲《游园》（《步步娇》）《折柳》（《寄生草》）等。另外，他还组织国乐学生成立了国内首个女子民乐丝竹合奏乐队，这在当时不仅仅只是一种创举，更体现出杨仲子的胆识和魄力。
杨仲子留学归来之后便投入到中国的音乐教育工作中，而他的音乐教育事业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北平时期、重庆时期以及南京时期。这三个时期由于他职务、社会地位的变化，使得他在不同阶段的工作重心有所差别，而在人才培养方面，杨仲子在不同的阶段侧重点也有不同。
北平时期（1920-1937），杨仲子刚刚学成归来，在瑞士音乐学院他主修钢琴和作曲，同时还学习了西方音乐原理、音乐美学、西方音乐史等课程，回国后，他在北京各大高校的音乐系中担任钢琴教师，是我国最早的一批专业钢琴教师，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学生，多次举办钢琴独奏、师生音乐会，还向大众介绍西方著名的钢琴作品和音乐家。杨仲子对我国钢琴学科的建立做出了不了磨灭的贡献，这种贡献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应该得到学界的认可和肯定。
重庆时期（1938-1947），他最初是担任白沙国立女子师范学院音乐系主任兼教授，到了1941年3月才任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乐院院长，而不到两年的时间，在1942年的11月就调入国立礼乐馆任编纂（实为闲职）直到1947年。从时间上来看，杨仲子在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乐院待的时间特别短，但是，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他却把音乐院办得专业而富有特色。
第三个阶段是南京时期。1947年回到南京后，杨仲子接到南京戏剧专科学校的执教聘书，在“被贬”五年之后，能够有机会重新回到学校，继续完成他的音乐教育梦想，他感到十分的高兴，便欣然答应了。而杨仲子应戏剧学校之邀任职的原意是想开设乐剧系（歌剧系）。其实这种想法并不是他一时的心血来潮，而事实上已酝酿许久。在1935年接受《世界日报》专访时，他就曾说到：“中国的音乐事业还早得很，什么时候能够成立歌剧院，管弦乐队，那是不敢预料的。因为学校没有经费添这些科目正式教人，自然不会有这种人才的，同时即或有人愿意研究这些不同的乐器，但是没有相当的地方训练他们，仍是埋没了许多有志之士。”这是他第一次在公开场合表达设立歌剧院的想法。时隔近十年后的1944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他正式发表提案，“提倡并鼓励管弦乐及歌剧之演奏”，“在中国音乐教育的领域，杨仲子第一个提出了创建歌剧音乐教育的设想”。在那个年代，像杨仲子这样有胆略、有远见、有想法的音乐教育家可以说是凤毛麟角。虽说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创办歌剧系、培养歌剧人才、建立歌剧院都一一实现了，但是就现阶段来说，我国歌剧教育事业和国外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 杨仲子在为中国高等音乐教育奉献的二十多年中，正式发表且保存至今的文章不多，但是在这为数不多的资料中，他屡次提及建立专业的音乐院校，培养音乐人才。因为，他深知，只有专业的音乐院校才有条件培养出高水平的音乐人才，而这些高水平的专业音乐人才，是建设一流音乐院校的前提条件，中国只有建立了自己的高等音乐学府，才能培养出专业的音乐人才，才有机会去成立歌剧院以及建立管弦乐队。杨仲子在20世纪初就已经认识到了它们之间其实就是一种唇亡齿寒的关系。因此，他一再强调在中国必须建立专业的高等音乐学府，培养高水准的专业音乐人才，高校与专业人才之间相辅相成，形成良性循环，这才是中国音乐教育发展的康庄大道。虽然历史不能假设，但如果杨仲子没有因为1942年的“学生被抓”事件贬职，那么，作为一院之长的他一定会带领着当时已经走上正轨且蓬勃发展的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乐院向着更为全面、更为专业、更为系统的道路上发展。
小结
杨仲子从1920年回国，到1942年调任国立礼乐馆做编纂前，是他事业最辉煌的时期，也是他为中国近代高等专业音乐教育无私奉献的二十二年，更是中国高等专业音乐教育拓荒的二十二年。在这看似短暂的时段内，杨仲子作为一名音乐教师，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不耽误学生一节课。1937年3月3日，国立北平大学校刊中公布了“女子文理学院二十五年度第一学期完全出席教课教员姓名单”，杨仲子便是全勤教员其中的一人。而作为一个把全身心都奉献给音乐的教育家，他不能忍受任何与艺术无关的纷扰。1932年10月11日，他公开在国立北平大学校刊上发表自己的不满，愤然辞去艺术学院院长一职。笔者浏览了现存所有的《国立北平大学校刊》（1931-1937），发现以个人身份致函北平大学，痛斥周遭环境，毅然主动离职的只有杨仲子一人。他在公函中写到：“均函殷殷以勉，任钜艰共。维校务相助，且辱承垂问，权勉有加，无任惶悚。仲子服务艺术界垂二十年，爱护艺术教育之心，岂居人后，但以现在本院环境险恶，非力求振作，积极整理，无以图存，自愿驽骀曷克胜此重任，请准自十月四日起不再到院负行政之责如。”从这段话中，我们不仅能够体会到杨仲子对艺术教育是一种发自肺腑的热爱，更能感受到他的痛心。他在北平时期，对中国高等音乐教育的思考和行为，充分反应出他对中国高等音乐教育的一片赤诚之心。在重庆时，虽然他担任国立音乐院院长的时间不长，但他却为国立音乐院的快速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他的许多思想、观点和看法影响了后来的一大批音乐教育家，而杨仲子的许多观点直到今天还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值得我们认真的学习和思考。例如，他不但提倡学习西乐，还特别强调对国乐的建设。他希望通过学习西方先进的音乐理论及技术，来改进、革新和提高我国本民族的音乐。与此同时，他更不忘整理和研究传统音乐，吸取民族营养，从而使中国音乐既不失民族特色，又能与国际接轨。观之当下，如今活跃在国际舞台上有影响力的中国作曲家，毫无例外地都遵循着这样的规则。
杨仲子作为一名近代著名的音乐教育家，他除了正常的教学工作以外，更多的还思考着中国高等音乐教育未来的发展。他长期奋战在教学的第一线，对中国音乐教育中所存在问题看得更全面、分析得更透彻、考虑得更长远，因此，他在半个多世纪以前所提出的问题，以及解决的方案，直到今天还值得我们深思。他无时无刻不在思考着中国音乐的出路，不断总结音乐教育发展中的经验，并利用当时他在音乐界的地位和影响，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如发表文章、接受访谈、提供议案、上书政府、亲自改革等）来实践自己对中国高等音乐教育的远大理想。他所做的这一切，对于20世纪之初的中国音乐教育界来讲无疑是一次“大地震”。从他想改革的那一刻起，就选择了一条特别艰难的道路，这条路在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条件下，注定是充满坎坷和荆棘的，但我们却从他激昂的文字中看到的是这样一位不畏权势、不慕荣利，全身上下充满了正气的音乐教育家，他的这种行为和精神，值得我们后人敬佩、敬仰。
总之，这位“与萧友梅并肩为伍，开创中国专业音乐教育事业，赫赫有名的音乐教育家”，在那样一个战火纷乱、民不聊生的年代，为了中国的音乐教育事业无悔地奉献了一生，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候也从未放弃过当初回国时的信念和理想。让我们记住这位可敬的音乐教育家，他那种百折不挠、勇于创新、追求真理的精神将永远鼓励后人奋发向前。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