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树芬
上世纪80年代
就是那非常古典的复古
众所周知，辛树芬之被发掘的场景十分典型，是通过导演侯孝贤自己的话描述的：她那时是学生，正在街上闲逛。我给她名片，记下她的号码，告诉她我想拍她。一连串动作，把素人辛素芬拉进了银幕，拉进了侯孝贤上世纪80年代的电影叙事结构。她在侯孝贤的电影里出场四部电影，1985年的《童年往事》、1986年的《恋恋风尘》、1987年的《尼罗河女儿》和1989年的《悲情城市》之后，便像完成了对电影业的所有任务似的，当着人们的面遁匿了。1989年《悲情城市》获得台湾第一个戛纳奖的时候，整个剧组到处都没有找到她。这种出场和退场的方式，在彼时台湾电影业正兴盛的时期，着实比侯孝贤的电影还更富戏剧性。
在以她的形象为主的电影中，辛树芬在《恋恋风尘》中饰演的阿云几乎全部概括了那个令人心里一暖的“暖女”形象的全部。因为对演艺圈的淡漠，或者就像吴念真说的那样“她是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和应该做什么的人”，她给后来回忆她给人们留下的形象因为有大片留白而难以置信地丰满。这个丰满是对应着我们此时想定义的一种“暖女”女性类型而言的：“像干净的白袜子”、“非常古典（侯孝贤评）、“梦中情人，清纯明澈得就像一抹云”等等，所有试图评论她的词都是空泛而且很难明确意指的，然而却都是惊人地贴切。因为每个人心目中，都有一个在幻想的理想女性形象，它用来安慰自己。
尽管侯孝贤用“非常古典”来交待她的私生活：她跟她的丈夫青梅竹马，5年级开始认识相爱，后来她远去美国嫁给了他，有两个孩子，经营电脑生意。“古典”在此大概是指辛树芬其人“从一而终”，信守诺言的爱情。但在“阿云”这个角色，这种古典只是一种形态，或者说，只是衣着的款式，而不再与“信守诺言”的坚贞相联系了。这个故事很简单，阿远去当兵，两个青梅竹马的恋人就在倒数第387天时，分道两端。就像是对《童年往事》中阿孝的初恋情人的一个“继续”和时间上最写实的回复，“吴淑梅”脱去了校服，变成“阿云”到了一个裁缝店做女工。她坐在缝纫机前给阿远做衣服，但她没有信守那个沉默的诺言，嫁给了邮差。
那是一个“量身定做”的时代，女人们参照日系的时装剪裁杂志给自己做新衣服。简单的面料，细格子或碎花，时间上离“母亲”的样式并不远。但变化已经发生，单一的燕子领已经不适合用来表述一种已经悄然发生的“新身份”定位，因为“听说南部现在到处在盖房子，开挖土机好赚”，这场景是任何一个发展中的市镇都不可回避的。阿远应在那封信中发现了阿云离去的预兆，她说：“你有没有看到信里的一个商标，是一种叫做‘黛安芬’（苹果？）的内衣，我想了好久才买的，很贵，我觉得好浪费。”
如果仔细解读这个“很贵，但还是终于买下来”的信息，则辛树芬象征的“暖女”已经面临了质变，这质变是台湾于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间经济突飞猛进的节骨眼，财富上升期直接在情书中导入了“名牌”标签。意味深长地，辛树芬和“阿云”，便要从那无穷无尽对乡土的眷恋退去了，大家都在向城市进发，人与故土同时进发。于是―― 伊能静
有人说，伊能静“最好的时光”都在侯孝贤的电影里了。当时她已经是一个当红的流行偶像歌手，侯孝贤却觉得她同时有“天真与世故”。是了，天真与世故，用这种气质来调停这个节变时代听起来也是适合的。延续着一种继日本经济发展的脚步迅速发展起来的台湾，也是以差不多前后脚的速度，跟上香港、新加坡，照着人均生产总值不断接近发达国家。消费大潮汹涌席圈这个小岛，侯孝贤真是“分秒不差”地贯彻着电影叙事。从《风柜来的人》中以罗大佑的《鹿港小镇》铺垫下的前景音乐――或说是预告，然后《南国再见，南国》就已经明确了这种告别的被动式：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但我们都去台北。
《南国再见，南国》中的伊能静是以一身X世代的潮装出场的：橙身紧身T恤、低胯印花裹裙、橙色松糕凉鞋，黄色透明胶挂包。刺目之状，断然决然地脱离了上世纪80年代辛树芬留下来的“暖女”印像：温和、沉默，但她仍是颠覆了母亲的“燕子领”。伊能静在上世纪90年代侯孝贤的电影中，始终想要保持的是祖母的“忠义”。形象上的回溯已是不可能，这一代的“暖女”伊能静不是设法消除自己的特征（像初恋情人那样隐入平凡日常，好能在其中凝固下来），相反，她是想方设法地标榜自己的特征，而在时尚消费大潮中却又是表现出了廉价，这廉价正是引起忧伤的所在。一切皆有价格：“阿威死了就死了，有三百万总是好的。”
霓虹灯继续映照《好男好女》场景，它是一个切割时间和乡土的象征物。既然“暖女”形象的保存在时尚潮流中已是不可能，乡土被摒弃了，母亲的样式失效了，但祖母的固执留了下来。两个故事主线，在两个女性“蒋碧玉”和“梁静”两个角色中切换叙述。彼时映照此时，那时的“抗战勇士”令这时的“堕落”都有了光照，最后在死亡的场景中，形成不同时代悲痛的合流。
“暖女”因为样式的花哨，转向内在。“阿威，你回来吧。”情人死了，她仍记挂着他――忠贞不渝的现在进行时。 舒淇
千禧年 被“物”团团包围起来的困兽
《聂隐娘》中的舒淇演的是“侠女”角色，侯孝贤女性角色中又一个能“暖心”的女性角色变形，有出神入化之绝技“遂白日刺其人于都市，人莫能见”。与此同时，侠肝义胆。侠肝义胆贯穿侯孝贤始终，不是以武侠的方式，而是武侠的精神，一路在侯孝贤电影中青年们的街头巷斗，不打个几场，青春都不知道怎么交待了。所以，早就铺垫好了，“终于还是要好好打一场”才能罢休的“武侠梦”。
从舒淇出现在侯孝贤的电影开始，“暖女”的外在形态已经彻底地消失了。《千禧曼波》的第一个情节：“小豪”笨拙的调情和VICHY的冷漠答：“没有啦。”这时候，他们都到了都市，并在那里浸染多年，时尚的元素无所不在，而又无所在。漂染的发色、紧色的T恤、声色迷醉声光影，他们正是被“物”团团包围起来的困兽，就像VICHY开场为这段关系定下的价格（是价格，也是期限）：“50万花完就分手”，亲密关系之内空空如也，什么也没有，可是不能离开，因为无处可去。
漫无目标的消耗，被时尚物质和形式填得满当当的青春，内里是迷迷茫茫的空虚。在一场场告别乡土的出走中，祖母、母亲、初恋情人一而概之地消失了，惩罚也来了，正如伊能静在她的文中说的“有一种身份迷失感，没有爸爸的怀抱可以回”，大家买到的都是单程票。这个过程，被《最好的时光》中的“自由梦”追溯了，《马关条约》和1966年的爱情梦，遍寻台湾找一个台球小妹秀美吃一碗面；在城市里恍恍惚惚纠缠的青春激情。
至此，“暖女”在侯孝贤的电影中，形态样式被时尚剥离了，精神气质被城市割断了，最后剩下了空的斜事诗，只好去古代传奇故事《聂隐娘》中找那至情至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