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昔日多次喝“剑南春”酒,每宴饮,主人唤取酒来,知乃佳酿,却未曾究其产自何地,今方知产于德阳绵竹。赴绵竹参观剑南春酒厂便成为日程中一项了。
“剑南春”这个酒名,我觉得起得好极了,它本是以地名名酒,从汉字搭配来看,一个“剑”字一个“春”,兼有阳刚阴柔之美,自古沿袭为“剑南之烧春”。“烧春”即酒,“唐人酒多以春名”。早在《诗经・国风》中就说:“十月获稻,为此春酒。”春酒不是春天的酒,而是稻米酿的清酒的泛称。然“春”从字面解,却含有春青滋荣、生机勃发意,甚至可和色欲联系起来。而“烧”则是烧锅,酿酒的作坊,南北方都差不多。老窖、木甑、万年糟、立火灶,这就是酿酒必备的。赤膊的“糟房郎”,汗流浃背,哼着酒歌,犹同那《红高粱》电影里表现的,原始的性本能和酒神酩酊时为的“野”和“力”的美!唐人诗中解“烧”为“熟”为“浓”,最浓艳的句子当推牛峤词:“卓女烧春浓美,小檀霞。”将色、香、味乃至女人都包含在其中了。
故而贵族才女卓文君和司马相如弃家情奔,别的都不干,偏偏要到成都的邛崃小巷里当垆卖酒,大概也是因为“烧春”能激发诗思的缘故吧!卓文君放下架子,死心塌地发展酒文化,可司马相如“下海”以后,大概攒了点儿钱,成了不大不小的“款儿”,便喜新厌旧,想娶小老婆了,卓文君愤而作《白头吟》,她的武器还是离不开诗。
话说到了剑南春酒厂,厂前广场上竖立的并非是“城雕”、“拓荒牛”或“工农并肩”或抽象的跃进象征之类作为厂标,却塑着苏东坡和一位吹箫的道士,这引起我浓厚的兴趣。原来这才是剑南春的滥觞!剑南春的祖师爷是“士大夫不能读坡诗便自觉气索”的苏东坡!和苏东坡平起平坐的道士是谁呢?他也绝非等闲之辈!这位道士叫杨世昌,本地人,住在武都山的仙观里。他能画画,懂音律,会鼓琴吹箫。杨世昌道士和东坡知交,不安于武都山道观枯坐蒲团,却要随诗人乐山乐水放浪形骸。《前赤壁赋》中的“客有吹洞箫者”即是此道兄,他吹箫和东坡的歌,配合得那么默契,情调一致,如“舞幽壑之潜蛟,泣孤舟之嫠妇”,尤其是后面的一段话,说破了道家的哲理:人生如蜉蝣朝生暮死,时间如长江东流无穷,唯有侣鱼虾、友麋鹿,与大自然翕然合一。
东坡和杨世昌最有共同语言的,非道即酒。僧侣禁饮,独道人可,其教义在于解脱和超越,飘飘而欲仙,依凭内觉和静观,外借酒力一法;道士最接近隐者和诗人,离不开山水、清茶和醇酒。因此,杨世昌常常在石室里山麓下自酿自饮,历三度春秋,酿出了新品种――“蜜酒”,并将“蜜酒”的秘方传予苏轼。苏得法创之,酿成后,作《蜜酒歌》赞其“三日开瓮香满城”。日后东坡著《酒经》,专写了酿酒法一章,可能也得益于杨世昌。
“蜜酒”是什么颜色呢?肯定不是纯白的。我近读清代济南王士正著的《陇蜀余闻》,文中说:“蜀有竹蜂,好于野竹上结房,蜂与蜜并绀色。”四川多竹林,野竹林中的蜜蜂酿蜜是绀色的,蜜酒也应是这颜色嘛!据《方舆胜览》考:汉州产鹅黄,其地包括今德阳绵竹,故“鹅黄”即蜜酒。宋代诗人陆游曾咏:“两川名d避鹅黄。”可见古代蜜酒和今人剑南春有先后承继关系。
苏东坡本不擅酒,我想他喝一点便会红脸,不胜酒力,但他为诗而喝,为激发灵感而喝。“春江有佳句,我醉堕渺茫。”他酹江滔滔,把酒临风,他觉得“我观人间世,无如醉中真。”他认为“酒中固多味,恨知之者寡耳!”他醉后草书,醒来时觉有天趣,是平时所达不到的。写文章则乘兴数千字,“觉酒气拂拂从十指出也”。
告别剑南春酒厂,厂方赠客人一瓶新装陈酒,我千里迢迢携回塞北与友人同享,觉香冽、绵厚、平和,委实胜出各地店家贩运者。
我国饮酒一向讲究佐酒菜肴的,不同于外国人饮洋酒干喝,俗称木脑壳酒,以为大忌。故剑南春酒宜边观“绵竹年画”,边赏蜀地山茶,边听中江苍山大乐以佐之,而鼓乐宜慢打细敲,似熙风甘霖,心神皆爽。嗟乎!我其实亦不擅酒,未饮而先醉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