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针对社会转型期日益严重的虐待老人问题，将社会控制理论运用于应对策略中，结合我国老年人受虐待现状和困境的考察，探讨法制建设和孝文化重建在解决虐待老年人问题上的积极作用。
【关键词】虐待老人；社会控制；法律保护；家庭伦理
在社会结构急剧变迁的转型社会中，由于生理性衰老以及社会地位和社会资源占有方面的相对劣势，老年人成为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和无权群体。老年人不但在自身需求和愿望的满足上受到限制，其利益和需求也容易受到忽视和侵害，并且由于畏惧、“家丑不可外扬”等心理，加之占有的资源和权力相对不足，往往不能勇于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本文在综合分析虐待老人问题面临的困境的基础上，建构新型的社会控制模式，将法律保护和道德约束应用于老年人权益保障的对策探索中。
一、受虐待老人群体面临的困境表现
联合国将虐待老人定义为“在本应充满信任的任何关系中发生的一次或多次致使老年人受到伤害或处境困难的行为，或以不采取适当行动的方式致使老年人受到伤害或处境困难的行为”。
目前，对虐待老人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美国学者对老年人受虐待的原因分析中，较为流行的解释有压力论、暴力循环论、个人行为论和老人无能论 。而我国在这一领域则缺少详实的调查数据，严重影响了虐老问题的有效解决。笔者结合国内外的相关研究，对虐老问题的现状进行了深入分析，从群体自身以及社会客体两个层面上总结出当前老年人所面临的受虐待困境。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受虐老人是典型的相对“无权”或”弱权”的群体
从个体层面上看，老年人到达退休年龄离开工作岗位，与之相联系的一系列的物质资源、社会地位迅速下降，从而造成老年人心理上的相对失落感和不平衡感。而从社会文化及个人与社会的互动来看，占有丰富生存经验和社会支持的老年人在传统社会的家庭阶层地位中居于统治地位。但随着社会转型的加速，家庭趋向小型化，代际之间和男女家庭成员之间关系也开始趋于平等。因此老年人在家庭的权威地位便逐渐降低，不得不依赖子女实现自身照顾需求的满足。两方面因素导致老年人成为相对无权或弱权的群体，因而其合法权益常常遭到侵犯。
（二）社会保护的不足增加了虐待老人问题的风险性
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迅速发展、人口流动性的不断增强、家庭结构的核心化趋势，家庭养老功能正日益弱化。目前我国养老保障制度已经基本实现全覆盖，但农村养老保障水平远低于城市。同时，城乡社会化养老服务仍属于稀缺资源，老年人对社会养老服务的潜在需求和实际利用之间存在较大差距。社会支持和保护力度的不足，在老年人一旦失能而需要长期照料的情况下，对家庭的依赖大大增加。老年人对照料者趋高的依赖程度，加之与照料者在观念、经济方面的冲突，都可能引发虐待老人问题。
二、“制度―文化”：解决虐待老人问题的新思路
在虐待老人问题的解决上，伍小兰，李晶认为要逐步建立和完善家庭养老支持体系，为问题家庭提供必要的经济、健康和照顾服务，减少老年人遭受家庭内虐待的风险。笔者认为，主张通过“财政输血”的经济式援助难以在现实中改善老年人的受虐待状况。相关法律的“空白”状态和行政部门的执法不力等制度保障的滞后是虐老问题频发的根本性因素。因此，需要从制度层面拓展应对思路，即从法律和文化角度探索更有效的解决对策。笔者将之成为“制度―文化”控制模式，包括两点：
（一）加快政府“服务性”职能的转型，突出制度建设的核心作用
在社会转型的时代背景下，政府在职能发挥方面应变“管理”为“治理”，增强服务意识，积极适当地介入微观层面的问题领域。并且以制度为先，进一步细化和明确《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在禁止和预防各种虐待行为形式的相关规定，做到有法可依，提供可靠的法律保障。此外，政府应协同立法、司法等部门，加大执法力度，优化执法效率，提高执法水平，并着眼于实际增强法律的可操作性，实现控制手段的可应用性和可嵌入性，切实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二）促进新时代家庭伦理的重建，推动“孝道“观念的理性回归
在个体自主性高度膨胀的社会中中，伦理重建不仅能够通过共同价值的塑造来弥合传统权道德体系与“现代性”之间的“断裂”，培育共同意识以促进社会整合。而且在私人领域，“孝道”文化再次嵌入到严重失衡的家庭关系中，并以法律制度作为合法性保障，实现社会大众对老年群体的身份和地位重新认同，维持高度个体化的个人在家庭与社会之间的平衡，强化代际之间的情感联系，从而加强家庭关系的团结，为虐待老人问题提供根本性的解决途径。
三、结语
总之，随着经济发展和法制社会的进步，通过建立一个包括法律、道德、政府机构等多部门、多渠道、多形式的老人群体的社会保护体系，为弱势的老年群体提供全方位的社会支持，相信尊老敬老的传统美德定会理性地回归进而发扬光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