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科举制是隋唐宋元明清六朝重要的人才选拔制度。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廷颁布谕令废止科举，停废科举对于“习举业”的广大士子群体的震撼和冲击是可想而知的，然而越来越多的资料表明社会各阶层尤其是青年士子对这一变革表现的相当平静。《朱峙三日记》的内容还原了晚清士子的生活，反映了当时青年士子对科举停废的平静反响与积极调适，让我们对科举停废和近代乡村士子有全新的认识。有助于我们探究其背后的社会文化根源，士子们表现出的冷静、与时俱进对我们当代年轻人的现实意义也是不容忽视的。
[关键词]科举停废;乡村青年士子;社会文化根源;平静反响与积极调适;与时俱进
把科举学作为一门学问来研究不过百年，这期间关于科举制度改革学术界研究颇多。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哈佛大学出版的《中国科举制度改废考》，首次将科举改废做为专题研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出版的王德昭《清代科举制度研究》作者运用清人笔记小说，文集等文献较为全面地论述了清代科举的发展变化。2005年科举百年祭活动的开展以来国内科举学宏论迭出。
解读《朱峙三日记》可以帮助我们从微观层面来展现一个时代的人物命运及生存状态。限于资料的完整性和典型性本文着重讨论以朱峙三为代表的信息比较通达的南方乡村青年士子的反响、态度与境遇。朱峙三，湖北人，清末秀才，其日记至今留存比较完整。对于乡村青年士子中“乡村”的概念这里有必要重申一下，清代行政区的划分是没有城乡之别的，因此大部分士子都属于乡村士子的范畴。在近代科举学的研究中对于科举废止对士人影响有两种观点，一种是科举制的废止导致了士农工商的传统四民社会的解体，士人被边缘化。一种是科举废止，绅权上升社会更加平等化。本篇论文仅就一人研究部分群体以及某些业已存在的影响和事实。
一、科举停废与青年士子的平静反响积极调适
科举制的废除要从其变革说起，1841年广州总督祁贡上书开启了倡导科举变革之风，经历了道咸同光四朝，到1896年才正式开始了科举变革之路。1905年，科举骤停，最直接的受害人是广大“习举业”的士子，其中自然不乏刘大鹏式的有的旧式士子，对他们而言科举制的废除无异于晴天霹雳。为此，刘大鹏在日记中写道：“世变至此，殊可畏惧”，“甫晓起来心若死灰，看得眼前一切，均属空虚，无一可以垂之永久……”（1）。刘大鹏式的抗拒不是个例，对于偏僻地区和以此为生的中老年士子而言有关个人利益的牵扯和个人生计的无着让他们苦不堪言。然而对于更广大的青年士子而言，虽有怨艾，但是他们早已看清停废科举已是大势所趋，他们没有选择坐以待毙而是及早的做出反应与调适。这一过程是怎样的，他们又做出了怎样的调适呢？
二、冷静与积极调试背后的社会文化根源
（一）异途冲击对科考的破坏
在相当长的一短历史时期内，科举为乡村士子提供了一条相对公平的取士之路，但科举的独木桥毕竟狭窄难行。晚清以后，吏治腐败让本就艰难的科考难上加难，捐纳，保举冗烂，使得正途入仕的比率明显减少。张仲礼通过对5473个案例进行研究观察后得出：“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各省获得绅士身份的新进者比例高达40%到56%，他们大多数是通过捐纳进入绅士行列的”，“由于捐纳制度中涌出的官吏人数日增，传统的由考试竞争的机会均等原则更不复存在”。这种异途冲击必然会导致广大士子的极端失望，进而导致科举制的向心力下降，科举的魅力和吸引力大大减弱。
（二）晚清政府在内有外患背景下的政策导向
封建社会的旧中国，社会的变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导向，晚清政府在内忧外患的危机情势下急需各方面人才，科举制选拔的人才已不能适应社会现实的需要，从1896年到1905年，科举改革已经喧闹了多年，十几年摇摆不定，对此士子们对科举制的废除早已有了相当长时间的心理准备。加之各种新式学堂的与日俱增，新式学堂通过各种形式的奖励章程以逐渐成为清廷取士的正式来源。1904年颁行的癸卯学制，通过《奏定学堂奖励章程》实际上学堂继承了科举以考试入仕进阶的传统，除此之外晚清政府还鼓励留学。早在科举废止之前，清政府内部就开始了商议科举废止后的善后章程，事实也是如此，几乎与科举制废除同步，政府就为广大的士子提供了多于以往的种种优待。 （三）社会风气的转变
自1840年鸦片战争始，中国社会就逐渐开始成为一个大熔炉，新学和旧学，中学和西学不断交织碰撞，社会和人的思想的各个方面都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从拒绝到接受从量变到质变。作为知识分子的士子阶层必定受到新思想的洗礼。早在1903年在接触到新学后朱峙三发出这样的感慨：“本朝现代虽有恩与百姓，然知识高尚，值此学术昌明之世，满汉之界犹严……吾邑旧学先辈未见此书，总曰本朝深泽仁厚，奈何！奈何！”作为知识分子在目睹国家内忧外患之时，一方面，排满情绪四起。另一反面，家国意识、民族意识逐渐强化，青年士子的视线已从个人的达官显贵逐渐转移到强国御辱的革命之中了。除此之外职业倾向的转变，西方思想东渐，留学教育对等等也使他们不再视科举为唯一。
三、青年士子所表现的出的冷静与积极调适的现实意义
王学典先生曾在《史学引论》一书中指出史学家的责任在于还原历史，还原历史归根结底还是探求现世的价值为现代人所用。本篇文章旨于通过《朱峙三日记》还原社会变革时年轻读书人的心态及对自身的调整，给我们现代年轻人提供一些指导和借鉴。历史不只是历史本身，历史应该带着现实的存在感，裹挟着现代人不断前行。
朱峙三等南方乡村青年士子对社会变革的冷静基于在变革前对社会大趋势有清晰和正确的预见，并能避虚就实的找到解决办法。现如今的世界也处在飞速发展之中，年轻的读书人往往在走出校园后茫然无措，我们要做的并是被动的等待时代的拯救，而是要在认清现实的基础上顺应时势。在科举变革之中，青年士子所表现出的积极调适、时俱进精神和革命精神也是值得我们思考，学习和借鉴的，我们似乎忽略了我们时常口诛笔伐的旧社会的酸腐文人在一百年前面对社会变革所展现出的勇气，魄力和胆量。这只是我对这事件的表象的粗陋理解，历史往往比他表现出来的更加深刻，这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的研究和剖析。正如1906年1月科举制废除六个月后严复在《论教育与国家之关系》的演说中所说：“不佞尝谓此事乃吾国数千年中莫大之举动，言其重要，直无异古者之废封建，开阡陌。造因如此，结果如何，非吾辈浅学微识者所敢妄道”。
参考文献：
[1]朱峙三，《朱峙三日记》，中南地区辛亥革命史研究会、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编，第10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注释：
（1）《退想斋日记》，1905年10月15日、17日，第14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