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象学作为一种哲学流派，并没有像其他哲学思潮那样一峰突起，然后风靡某国的哲学界，但是现象学的影响却十分深远、长久。它的许多基本原理和方法默默地浸透到20世纪各种哲学思潮之中，因此出现了下列有趣的现象：除了奠基者胡塞尔之外，自从现象学问世以来，在哲学界举足轻重、成为泰斗的纯粹的现象学家，寥寥无几，但是运用现象学方法，受到现象学启蒙或影响的大哲学家却比比皆是。另外，现象学家们以及运用现象学方法或原则的哲学家之间，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出发点，也没有统一的研究领域和对象，所以也谈不上统一的理论风格或者哲学倾向。他们对现象学的基本方法与原则的理解也各执己见。所以西方把现象学称之为运动而不是流派，是再合适不过了。
第一节现象学的起源及在德国的发展
在20世纪第一年，德国哲学家胡塞尔发表了《逻辑研究》一书。《逻辑研究》的问世，是现象学诞生的标志。该书在当时德国哲学界引起了很大反响，很多人著文评论此书。它对当时学哲学的大学生影响更大。许多哲学学生特意从其他大学转学到胡塞尔执教的哥廷根大学学习。大约从1907年开始，一些最热心的学生除了听胡塞尔讲课之外，还每周举行一次哲学聚会，烟酒相伴，或宣读论文，或即兴谈玄，既而形成了哥廷根学派。胡塞尔本人很少跻身于这些活动。他甚至曾戏称这个小组进行的现象学研究为“小人书现象学（Bildbuch Phaenomenologie）”。这主要是因为，哥廷根学派的成员对现象学的理解，从开始便与胡塞尔不同。
早在胡塞尔的《逻辑研究》发表以前，在慕尼黑大学执教的心理学家李普（T·Lipp）周围聚集着一批学生，形成了一个哲学小组，专门讨论李普的心理主义哲学。《逻辑研究》发表以后，该小组的学生们开始以研究、讨论该书的内容为主要活动，并渐渐由李普心理主义的追随者转而热中于胡塞尔的现象学，并与李普展开辩论。胡塞尔还亲自去讲过课。这样该小组便转变成为现象学运动中的慕尼黑学派。
这两个学派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都直接受到《逻辑研究》中提出的描述现象学方法的影响，遵循胡塞尔力主的“回到事物本身去”的现象学纲领，深入到不同的学科领域中，对在本质直观中显现的“事物本身”进行直接的研究，并努力作出无偏见的分析描述。
1913年胡塞尔创办了一个哲学杂志《哲学与现象学研究年鉴》，并在创刊号上发表了他的第二本重要著作《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的第一卷。该年鉴成了现象学初创阶段的理论阵地。很多现象学家参与了该年鉴的编辑工作，并在胡塞尔指导或影响下为年鉴撰写书稿。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一书也是在该年鉴上问世的。年鉴共出了十一卷，于1930年停刊。《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一书中，胡塞尔一方面将《逻辑研究》中提出的方法系统化、完善化，同时又发展出了超验现象学理论，进而形成了现象学唯心主义系统大纲，但这个体系并没有最终完成。他的学生们大都坚持《逻辑研究》的基本立场，很少有接受胡塞尔后期理论的。
由于现象学运动发轫之处，就存在上述理论上的分歧，加之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许多学生奔赴前线作战（其中有些死于战事。比如，为《逻辑研究》编写概念及人名引得的克莱门斯便死于战事，所以到目前为止，《逻辑研究》三卷单行本一直没有索引。），胡塞尔本人又受聘于弗赖堡大学。这样，哥廷根学派就此瓦解。慕尼黑学派一直在活动，但与胡塞尔本人的现象学工作很少直接的联系了。
这两个学派中较重要的成员有：阿·赖纳赫（Reinach）、哈·贡拉特－马梯乌斯（Gonrad-Martius）、马·盖格尔（M.Geiger）,他们主要从事实在论的、或客观主义的描述现象学的建设工作；另外还有阿·普凡德尔（Pfaender）、阿·韦茨格（Witzger），他们是这一时期的现象学中从事描写心理学工作的代表。舍勒（Max Scheler）和希尔德布兰特（Dietrich Hildbrand）则是客观主义的现象学伦理学家。
胡塞尔到弗赖堡任教以后，身边又聚集了一批新的学生，其中有用现象学方法研究自然科学和数学问题的贝克尔（Oskar Becker）、研究本体论与美学问题的波兰籍学生因加登（Roman Ingarden）、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纳粹分子残杀于集中营的犹太女学生施泰恩（Edith Stein，改宗天主教后叫：Theresia Benedicta a Cruce）、创建了现象学的存在论海德格尔、以及胡塞尔最重要的科研助手芬克（E·Fink）、兰德格里伯（Ludwig Landgrebe）。他们在现象学运动中各有建树。与此同时，马堡大学的学生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则发展了现象学解释学。在梅茵茨，冯克（Funke）吸收现象学方法，建立了新的先验哲学。
1935年，有犹太血统的胡塞尔日益感到纳粹威胁。在此期间，他应朋友之邀，赴巴黎和布拉格举行哲学演讲。在准备这些演讲的过程中，胡塞尔又一次对自己的现象学作了总结，并准备写一部长卷专著，把他一生的现象学工作系统化起来；与此同时，他又提出了人生世界发生论的思想，以补充过去工作的不足。这些讲演受到法国等欧洲国家的哲学爱好者的热烈欢迎。这些讲演加强了现象学在德国以外的欧美国家中已有的影响。
第二节法国现象学
保罗·利科（Paul Ricoeur）是当今法国最重要的现象学家。利科属于第二代法国现象学家。他比上述三位重要现象学代表年轻不到10岁――萨特生于1905年，梅罗－庞蒂生于1906年，莱维纳斯生于1908年，利科生于1913年――他是在二次大战中被俘，一直被监禁到1945年。在监禁中他开始从事翻译胡塞尔的代表作《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第一卷的工作。在他的法译本中附有对胡塞尔的的思想的评论、注释和一篇翔实的导论。1950年发表了《意愿和不自主》（Le Volontaire et l’involontaire ）一书，开始了他的意志现象学的研究。1965年发表了《解释》，1969年发表了《解释的冲突》（ Le Conflit des interprétations: essais d’herméneutique），象征了他的解释学现象学的建立。法国现象学从存在主义现象学发展到解释学现象学阶段。1983-1985年出版了《时间与记述》（Temps et récit）共三卷。
第三节美国现象学
北美哲学家与现象学的接触并不晚，但由于北美的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哲学传统十分强大，所以它的影响一直十分有限，现象学运动发展较慢。只是在近20年现象学才渐渐博得广大哲学爱好者的青睐。
在美国现象学运动的影响下，英国现象学也开始有所发展。1967年在曼彻斯特成立了英国现象学协会。1970年《英国现象学协会杂志》创刊，但其影响仍很有限。
第四节 胡塞尔档案馆和德国现象学的复兴
胡塞尔祖籍捷克，是摩拉维亚人。1969年9月档案馆人员获准去捷克斯洛伐克胡塞尔的出生地普罗斯涅茨以及他上中学的小城奥罗姆茨（Olomouc），收集了大量的胡塞尔传记材料，其中包括胡塞尔祖先、家庭情况，在中学学习的课程及成绩。这些材料的原件均拍照成资料存在馆内。
随着现象学在国际上的影响日益扩大，哲学爱好者们更迫切要求有接触胡塞尔未发表的手稿的机会。于是档案馆在世界几个现象学中心建立了分馆：1947年在美国纽约巴法罗（Buffalo）；1950年在联邦德国的弗赖堡；1951年在联邦德国的科隆；1957年在法国的巴黎（Sorbonne）；1966年在美国纽约。
芬克是另一个对现象学在德国的复兴贡献最大的人。他战后一直在弗赖堡任教，并任弗赖堡胡塞尔档案馆馆长（芬克1975年去世后，由卡尔·马克思的远亲，从美国回来的维尔讷·马克思接任馆长职务）。他的主要著作有：《胡塞尔现象学问题》（1939）；《存在－真理－世界》（1958年）；《一切与虚无》（1959）；《教育学与生活论》（1970）；《邻近与距离》（1976）；《存在与人》（1977）。
在兰德格里伯和芬克的领导下，一批青年人在卢汶档案馆认真地从事现象学的研究工作，他们后来都成为德语区的重要现象学家，如比曾西德亚琛大学执教的莫尔夫妇（Walter and Marly Biemel）。还有伊索·科恩（" Iso Kern，自取中文名字是耿宁）。他著有《胡塞尔和康德》（1964），该书是学习研究现象学与康德哲学关系的必读的德语文献之一。他曾来我国学习中国哲学，现在瑞士从事研究工作。还有卡尔·舒曼（Karl Schuhmann），鲁道夫·博姆（Rudolf Boem）等人。发展到80年代，现象学在德过已小有生气。各大学哲学系都有人进行现象学的研究，或受现象学方法的影响从事研究工作。在弗赖堡大学有赖讷（Hans Reiner），在波恩有福尔克曼－施鲁克（Karl-Heiz Volkmann-Schluck），施特罗克尔（Elisabeth Stroeker），艾里（Lothar Eley）。在海德堡有特约尼森（Michael Theunissen），梅茵茨有冯克（Gerhard Funke），在特利尔有奥尔托（Ernst Wolfgang Orth），在维尔茨堡有罗姆巴赫（Heinrich Rombach）与维斯（Dieter Wyss），在波鸿有瓦尔登费尔兹（Bernhard Waldenfelds）、荷仑施坦（Elmar Holenstein），普格勒（Otto Poeggeler）和萨斯（Hans-Martin Sass），在慕尼黑，有老资格的现象学家孔拉德－马蒂乌斯（Hedwig Con.ad-Martius），在乌泊塔尔有Klaus Held,等等。
1971年德国现象学家汇集慕尼黑，召开纪念现象学家普凡德学术会议。会上宣布成立现象学研究德国学会，并出版半年刊，《现象学研究》。现在学会每年举行一次学术讨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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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学运动的发展不仅限于西欧北美，它对东欧及亚洲，甚至非洲的某些哲学发达的国家都有影响。它的影响也不仅限于现象学运动内部，它对非现象学的哲学家，甚至对非哲学的思想家都有影响。现象学对社会批判理论、即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是众所周知的。恩斯特·布鲁赫（Enst Bolch）1960年以前是东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著名哲学家，后移居西德，他在其“希望哲学”中所运用的方法也来自现象学。前苏联以及其他东欧联盟国家中的非教条马克思主义或新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的哲学方法，也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来自现象学的影响。西方格式塔心理学的建立与现象学描述理论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4]。现象学在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也发生了重要影响。人们从现象学中，从胡塞尔的著作和手稿中不断有新的发现，人们不断对胡塞尔的某些观点做出新的解释，为哲学或其他人文学科发现、开拓了新的视野。现象学与分析哲学的结合就是一例。基于这样一个事实，现象学的研究对中国哲学发展及其他文化领域的研究工作的发展也是有一定意义的。
第五节 现象学在中国[5]
1．首次引入——杨人梗的“现象学概论”
杨人梗的“现象学概论”以后，也有人在介绍西方哲学思想时顺便提及胡塞尔的思想，比如张东荪、贺麟等。但是也并未引起哲学爱好者的真正注意。具体情况祥见张祥龙等合著《现象学思潮在中国》[9]。所有这些中国现象学运动的早期介绍者，似乎都没有亲身聆听过胡塞尔本人的教诲。真正有幸聆听过胡塞尔的言传，后来又用胡塞尔的思想作哲学研究工作的却另其有人，他就是以数理逻辑专家享誉国内学术界的、鼎鼎大名的沈有鼎。但是他同胡塞尔现象学的关系却一直鲜为人知，我们这里不妨多讲几句。
与此相反，沈有鼎留德期间同已经退休、渐受冷落的犹太哲学家胡塞尔反倒有直接的交往。长期以来，我们完全不了解沈有鼎对胡塞尔的逻辑工作研究。现在文献证据就是沈先生的学生和朋友美籍华裔数学家、数理逻辑学家王浩的文字材料。关于沈有鼎同胡塞尔的关系，在王浩的文字中直接得到证实的只是，沈有鼎在弗赖堡期间同胡塞尔有过直接的交往。关于这种交往到底深到何种程度，到底沈有鼎研究了胡塞尔的哪些书，我们至今未能发现直接的材料。他是否在胡塞尔的指导下学习过，我们也不得而知。但从王浩保留的沈有鼎的书信中，可以证明，他曾同胡塞尔就他的现象学进行过认真的讨论。比如，1974年8月11日沈有鼎给王浩的信中谈到现象学的文献时，沈有鼎写道： “不过，我当时在德国的时候，胡塞尔告诉我[15]，只有他自己的著作才算数，所有其余的现象学文献都没有用。……无论如何，劝告“初学者”除了胡塞尔自己之外，应当暂时忽视所有的现象学著作，倒是正确的。”[16]1931年到1934 年胡塞尔已经不在大学授课。所以，这条材料证明，沈有鼎在弗赖堡期间同退休的胡塞尔有过私人往来。胡塞尔很可能在家中接待过这位来自中国的年轻的天才数理逻辑学家。但是我们毕竟没有直接的材料说明，沈有鼎同胡塞尔的交往到底有多深。另外，王浩在发表沈有鼎的信件时回忆道：“１９４２年我选了沈先生讲维特根斯坦及胡塞尔的两门课”[17]。可见沈有鼎曾经在西南联大时期开过讨论胡塞尔思想的课程。
沈有鼎一生从来没有声称自己是现象学家。除了沈有鼎在南联大时的学生王浩之外，没有听到任何人谈起过，沈有鼎曾经在弗赖堡从胡塞尔学习并同胡塞尔本人有过私人交往。沈有鼎也从来没有写过介绍胡塞尔思想的文章。他生前发表绝大部分文章都是讨论数理逻辑问题、解读中国古典文献中的逻辑著作。但是，仔细阅读沈有鼎的早期工作，可以明显地看出，沈有鼎在这些研究中利用了胡塞尔认识论成果，用于澄清逻" 辑语法，数理逻辑中的概念和问题。而且直到晚年，沈有鼎对胡塞尔的《逻辑研究》仍然评价甚高：“胡塞尔和弗洛伊德在现代讲英语的世界中相当流行。这跟他们两人都遭受过纳粹的迫害有某些联系。他们两人的另一个共同情况就是，在他们较早的著作中他们真正充分地讨论了所处理的问题，那时他们的头脑还不像后期那样为新奇的想法所充斥。胡塞尔的《逻辑研究》仍然是用德文作哲学讨论的一个模范。虽然胡塞尔自己认为它是不成熟的，但它至少具有明白易懂的优点。”[18]所以我们可以断言，他一定认真研究过胡塞尔的《逻辑研究》，或许还包括胡塞尔后期的逻辑研究工作。
他回国后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写于1931年他留美期间，1935年从德国归国后，用英文发表于《哲学评论》上，它的题目是《论表达式》，英文原文的题目是On Expressions, 译成德文就是Ueber Ausdruecke, 而胡塞尔《逻辑研究》的第一研究的题目就是Ausdrueck Und Bedeutung,即“表达式与意义”。《论表达式》在发表时沈有鼎补写了一篇后记（Remark），后记中写道：“这篇文章写于1931年，在我熟悉胡塞尔的逻辑著作之前”。“它是我对数学符号系统和一般语言的性质作形式的和结构的理解的首次努力” [19]而 “我后来发现，我的某些结果已经由胡塞尔讨论过”。这两段文字里所说的胡塞尔的工作，很可能是《逻辑研究》。无论任何它表明沈有鼎在德国深造期间，熟悉了胡塞尔的逻辑著作。而如果细读沈有鼎的文章，我们的确可以看到，沈有鼎在美国独立的重复了胡塞尔的《逻辑研究》中的一部分工作，特别是第一研究中的部分工作，并得出了类似的结果。
在中国，用胡塞尔即现象学的意向性理论用于哲学研究的——用于逻辑研究——的第一人是沈有鼎。遗憾的是，他的工作也为引起学界的注意。
从以上的介绍与分析中可见，四九年之前的中国学界已注意到了胡塞尔，甚至运用现象学于自己的逻辑哲学（沈有鼎），尽管是一种“边缘”式的，却不能说是不重要的。它表明了这些学者的思想敏锐性。
3．文革后罗克汀和李幼蒸重提胡塞尔现象学
李幼蒸的重在介绍胡塞尔的生平、基本学说和影响，对于国际学术界的研究成果有所吸收，文章的信息量较大。杜任之主编的这本《述评》（后来又出了续集）在当时的哲学界和知识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因此李幼蒸的文章发生了很大影响。许多青年学者和大学生，就是通过这本书而得到关于现象学的一些基本的信息。
1980年之后，中国大陆对胡塞尔现象学的兴趣陡增，《现代外国哲学》论文集和《现代西方哲学》的教科书中都有有关的讨论和介绍。
1986年，出现了胡塞尔著作的第一个中译本：《现象学的观念》，由倪梁康译出，夏基松和张继武校阅，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自《现象学的观念》之后，胡塞尔著作的中文译本逐渐增多。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有李幼蒸译的《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1卷，以及倪梁康译的《逻辑研究》。
倪梁康1994年发表的《现象学及其效应：胡塞尔与当代德国哲学》（北京：三联）是中国第一本关于胡塞尔及其引发的思想效应的研究性的力作。
西安西北大学学者张再林1997年出版了《中西哲学比较论》，其中西方思想以胡塞尔的现象学为主，兼及海德格尔、萨特、伽达默尔和哈贝马斯。东方思想以中国的儒家为主，兼及道家和《孙子兵法》。此书是作者六年前发表的《弘道——中国古典哲学与现象学》一书的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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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haenomenologica》卷95，第213页。1984年，荷兰。
[3] Janes M Edie《Phenomenology in America》1967,7页。
[4] 参见杜·舒尔茨著《现代心理学史》中译本，第282页以下。
[5]本节是对张祥龙、杜小真、黄应泉合著《现象学思潮在中国》（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一书前几章内容的简单摘要，个别地方作了补充。
[6] 此文（杨人梗的“现象学概论”）转载于钟离蒙、杨凤麟主编的《西方资产阶级哲学流派批判
（一）》，沈阳，1984年6月，133页~137页。此书属《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续集（第二册）》。
[7] 同上书，133页。
[9] 祥见张祥龙、杜小真、黄应泉合著《现象学思潮在中国》，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12] 见《沈有鼎文集》第一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II777页
[13] 见《熊伟文集－自由真谛》384页，1997年中央编译出版社。该书中还提及张颐先生1935年休假，去德国探望学生时“拜访了国际大师胡塞尔教授”，
[14]沈有鼎的弟子刘培育先生在人民日报的网站〈人民网〉的人民书城-学者风采栏目中发表的署名文章《沈有鼎：著名数理逻辑学家》中云：沈有鼎曾在“海德格尔指导下从事研究”，只此一句话，没有提供任何根据。
[15] 黑体为笔者加的——靳希平
[16]见《沈有鼎文集》539－541页。
[18] 同上书，５５７页
[20] 黑体为笔者所加。
[22] 《哲学研究》1980年第3期，70页，73页~75页。
[23] 张祥龙：“现象学的构成观与中国哲学”，《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第1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9月，335页`~350页。
[24] 张庆熊：《熊十力的新唯识论与胡塞尔的现象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