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突变论、协同论、耗散结构论以及与所谓“混沌”（chaos）、“复杂”(complexity)有关的等等新兴学科为代表的横断科学的勃兴，是当代科学发展的一个突出特征。
此所谓横断科学者，何以在当代勃兴？此所谓横断科学者，蕴涵何种深层价值？当此世纪之交的关头，对其进行历史、哲学的反思，应当是哲学家或科学哲学家责无旁贷的课题。
笔者对此，已经关注多年。最近，又因阅读《复杂 ── 诞生于秩序与混沌边缘的科学》等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4月第1版），而再度深入进行有关的思考。
笔者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从事之创建“人文进化学”和“一般进化论”的研究，虽然一方面不断得益于当代西方横断科学的已得成果，但另一方面，主要是得益于中国古典哲学特别是中国道家式古典哲学的深远传统。因此，笔者有关当代横断科学之历史意义、深层内涵的研究，自然与此两端紧密相关。
不仅如此，笔者对当代勃兴之所谓横断科学的关注，始终与笔者在哲学层面创建“人文进化学”(Human-Society-Culture & Civilization Evolutionology，缩写为HSCCEology)和一般进化论(General Evolution Theory,缩写为GET)的目的相关。正是在创建人文进化学和一般进化论的过程之中，笔者才更深刻地觉悟：当代所谓横断科学的勃兴，实在是对西方牛顿式古典科学以及达尔文式进化思维的反动。
本文的宗旨，就是力图说明此科学范式革命的重大历史意义、深层哲学内涵，并由此出发，会通中国道家式古典哲学和当代西方横断科学，以进一步于哲学层面阐释“人文进化”和“一般进化”的根本法则亦即长宙广宇亘古不易的“道理”亦即“大化流行之理”。此所谓“道理”，正是古代希腊哲学所谓的“物理”亦即“万物何以如其所是、如其所在之理”。
在笔者看来，道家的道本论、天本论或者说自然本体论，和儒学的人本论不同，更加着重于对天地人间万事万物之行运机制即“道理”的参悟。此，与希腊古典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对所谓φυδικη(Physics)“物理”的探询，确有异曲同工之妙。
当然，中国古典哲学，更加注重其中就时间流逝、物事生灭之“存在”的侧面。除了中国古代名家学说之外，中国古典哲学一般并不注重就逻辑判断而言的“是否”的侧面。因为在他们看来，物事之“是否”，永远在不断地变易。时间流逝中，物事往往很快就“不是其所是”或者说“不是其过去之所是”；时间流逝中，物事往往很快就“是其所不是”或者说“是其将来之所是”。因此，中国古典哲学的“大道流行”，不仅超越了古典希腊哲学就逻辑判断而言的“是否”，而且涵盖了古典希腊哲学就历史流变而言的“存在”。
窃以为，这才是中西哲理之深层的根本差异。正是这个深层的根本差异，决定了中国始终没有发展就逻辑判断而言有关“是否”、有关“事物本质”的所谓技术性“科学”。
中国古代哲学有关“大化流行之理”的天才猜测，经过了漫长的历史时期，直到当代，才开始听到了西方横断科学之远籁的和声。
就此而言，通过当代西方横断科学的发展，轴心时期古代中国和古代希腊的“道理”、“物理”，得以在一个崭新的境界中重新焕发出它们那亘古不朽的生命之光。
一、当代横断科学的哲学实质
在笔者看来：以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突变论、协同论、耗散结构论以及与所谓“混沌”、“复杂”有关的等等新兴学科为代表的横断科学，并不专门以某种特定的事物（特指“某事之物”，强调其“具形”）或物事（特指“某物之事”，强调其“过程”）为其研究对象，而是普遍针对世间所有的事物或物事。以明清之际哲人方以智的范畴言之，前者是所谓“质测”，后者是所谓“通几”。（陇菲按：方以智《物理小识·自序》说“远西学人详于质测而拙于言通几。”）换言之，当代所谓横断科学的对象，不是“本质主义”所谓的个别事物的先验属性(property)或可能偶性（accident），也不是“规律主义”所谓的某种物事的因果定理或经验公式，而是长宙广宇所有事物或物事共同演化的机制法则。此长宙广宇所有事物或物事共同演化的机制法则，可以中国道家式古典哲学的术语，称之为“大化流行之理”。此所谓“理”，乃“一理万事”之“理”。国学大师钱穆在其《湖上闲思录》之《经验与思维》一节中解说此“一理万事”而言：“每一事是一经验，集合万事散殊之经验，而成一客观经验，便可经验到一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9月第1版，第69页。）
对此，当代西方一些前沿的横断科学家们，开始有所觉悟：
“许多非线形问题从深层次上来说都是同样的问题”（《复杂》，第81页）；
“在我们所涉及到的各种学科领域的问题中，存在大量的共同特点。……你得仔细观察和推敲，但一旦当你弄懂了各学科的术语，你会突然发现，大家面临的问题有如此多的共同点”（同上，第114页）；
“在最深的层次上，这些都是同一件事的不同方面”（同上，第299页）；
“当你还原一切时，所有事物看上去都是一样的。你其实可以只建立一个模型，然后移于另一方面的模拟”（同上，第406页）；
“一个共同构架的存在消除了我们的一切疑虑，因为摸象的瞎子们至少已经把手摸到了同一头大象身上”（同上，第420页）；
“我们真正期盼复杂科学结出的正果，是宇宙间非均衡系统中型态形成的一般性法则”（同上，第420页）；
“需要建立……某种通用构架”（同上第412页）；
“这个通用的构架排除了不同术语的障碍，使相互之间的沟通变得比以往容易多了”（同上，第407-408页）。
他们其中的一些人对此持非常乐观的态度，并说：
“你可以把这个观察方法用于对许多事情的观察上，而且会发现其放之四海而皆准”（同上，第449页）。
正因如此，当代勃兴的横断科学，恰如某些当代西方前沿横断科学家所称，乃是“呼之欲出的、跨越科学" 不同学科的大整合”（同上，第95页）。
这种“呼之欲出的、跨越科学不同学科的大整合”，与西方在本质主义哲学观念笼罩下的牛顿式古典科学以及规律主义思维方式笼罩下的达尔文式进化思维试图把握“决定”各种事物属性及其偶性之所谓“恒定本质”，试图把握“预测”各种物事历史及其进程之所谓“公式定理”的努力，有着显然的区别。
如果说，西方牛顿式古典科学先验地认定各种事物属性及其偶性，都有作为其根据之某种“恒定本质”的话；如果说，西方达尔文式进化思维先验地认定各种物事历史及其进程都有作为其根据之某种“公式定理”的话；那么，当代横断科学则已经开始觉悟，长宙广宇中各种事物或物事及其实际历史，都在不停发展变化。质言之：如果说达尔文式进化论具有某种“反本质主义”的倾向的话；那么，当代横断科学则具有某种“反规律主义”的性质；尽管由于牛顿式古典科学和达尔文式进化思维的历史惯性，当代一些横断科学仍在孜孜不倦地寻求有关“演化”的“历史规律”和“数学公式”。
对此，当代西方一些前沿的横断科学家们，也有一系列的陈说：
“常规理论忽略了过程、进化和型态形成等问题。在这些问题中，没有均衡可言，偶然因素不断出现，历史事件关系重大，而适应和进化永不衰竭”（同上，第456页）；
“你所知的内部环境中的哪怕是最小的不确定性都往往会产生不可逆转的后果，也许仅隔了一会儿，你的预测就可能变成一派胡言”（同上，第193页）；
“关键在于，你无法总是能预先知道会出现何种情况，就是在原则上也无法预测”（同上，第326页）。
他们曾以“砂堆”的“崩落”为例而言：
目前的研究结果“只能告诉你崩落的整体统计，但却无法告诉你任何一个特定的崩落”（同上，第430页）。
《宇宙为家》的作者斯图亚特·考夫曼则由此推导更极言之：
但是，由于他们深受西方牛顿式古典科学的熏陶，一开始自然会对此有不同程度的困惑。不仅如此，他们的一些观点，特别是他们“关于未来的结果是无法预测的观点”（同上，第39页），也因此受到同行们不同程度的抨击。其他的科学家经常向他们发问：“如果这个世界可以形成不计其数的可能的形式、如果最终形成的特有的经济形式只是不过出自于历史的偶然、那么你怎样对事情做出任何预测呢？而如果你不能对事情做出预测，那你又怎么能说你所从事的是科学呢？”（《复杂》，第39页；另参第356页。）
“突变论”的创始人勒内· 托姆(René Thom)可能正是因此而言：“明智的科学舆论认为，……一般系统论……除了一堆关于系统的空洞概念外，再也没有别的货色了；至于说到控制论，大家也知道，在控制论中连一条像样的定理都没有。”他甚至把系统论、控制论一类的当代横断科学，称之为“幽灵般的学科。”（《突变论：思想和应用》，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3月第1版，第384-385页。）
同样正因如此，一些受过西方牛顿式古典科学训练的当代前沿横断科学家往往陷入横断科学“在未能用数学形式做出完整表述之前，不能成其为理论”的“困惑”（《复杂》，第456页）。他们其中一些人甚至感慨而言：“如果定理的时代要退出历史舞台的话，我也就随之而退场了”（同上，第375页）。
正是这种“恒定本质”决定事物属性及其偶性、“公式定理”制约物事历史及其进程之信仰的轰毁，使长宙广宇中事物、物事及其过程、历史的确在不停发展变化的侧面，清楚地凸现了出来，使长宙广宇中事物、物事在其不停发展变化过程之中耦合共生、反馈互动的侧面，清楚地凸现了出来。而在事物、物事及其过程、历史之不停发展变化的研究过程之中，在事物、物事在其不停发展变化过程之中耦合共生、反馈互动的研究过程之中，当代横断科学发现：在千差万别的各种事物背后，并无什么人们有确实把握认定的“恒定本质”；在千差万别的各种物事背后，并无什么人们有确实把握认定的“公式定理”；人们有可能深入观照体悟的，只有某种抽象层面之共通的演化法则即大化流行之理。
由于当代横断科学的勃兴，人们开始觉悟：事物的属性及其偶性，并不是创世的先定；物事的发展及其流程，并没有一定的轨迹。事物作为进化的结果，物事作为随机的涨落，只遵循道行的机制，而并无先定的命运。
由于当代横断科学的勃兴，在当代，人们的心思，已经不再执着于事物的原子构成，而开始关注物事的整体关联；人们的心思，已经不再执着于先验的本质属性，而开始关注进化的动力趋势；人们的心思，已经不再执着于因果的公式定理，而开始关注演化的运行机制。换言之，人们的心思，已经不再执着于事物的形态，而开始关注物事的“行态”（参笔者《行象简论》，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年8月版，《意象艺术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人们的心思，已经不再执着于命运的测定，而开始关注演化的因缘。质言之，在当代，人们的心之所思，其重点已经是笔者所谓之长宙广宇的“大化流行之理”。此所谓“大化流行之理”，与西方牛顿式古典科学所谓的“本质属性”以及达尔文式进化思维所谓的“公式定理”相比，确有其独特的品质。
在当代横断科学体系之中，属性及其偶性即所谓本质的认识、判定，定理或公式的发现、确立，已经被有关物事演进之时空、因缘、机制、程序、关系、中介、反馈、互动、运行、变化、过程、发展、模态、情势、条件、机会等等的历史性陈说、结构性描述和机制性概括所取代。而这一切，都有着西方牛顿式古典科学甚至达尔文式进化思维所不曾把握的复杂性和变易性。
而这，正是自1859年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以来，现代科学和现代哲学正在逐渐取得的另一个革命性的重要成果。
就某种意义而言，自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以来，逐渐勃兴之关注长宙广宇普遍演化法则的当代横断科学，与关注遍及万物之周行大道、关注生生不已之变易之理的中国道家式古典哲学，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当代西方前沿的横断科学家们，对此也有一定的觉悟。他们甚至这样说：类似于“复杂”性科学的“理论选择”，“完全是道教的。在道教中，秩序不是天然固有的，‘世界从一开始，一变成二，进而变成许许多多，许许多多又导致无穷无尽。’（陇菲案：即老子《道德经》“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译文。）在道教中，宇宙是广袤的、无定性的、永恒变化的。你无法将其钉死。虽然其元素永远不变，但它们却永远在进行自我重组。所以，这就像一个万花筒：世界的含义在于模型和变化，世上万事万物虽有重复之处，但却永远不可能一模一样的重复，世事永远新颖、永远不同。”（《复杂》，第464页。）
因而，当此科学范式转型的关键时刻，当代中国的哲学家、科学家们，如果能够借助中国古典哲学特别是中国道家式古典哲学的思维模型，进一步了解当代科学范式转型的哲学实质，那将会有其重要的历史、哲学价值。
就此而言，特别重要的是要说明：中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道家式古典哲学所谓的“道理”，并非认识事物之“本质属性”、认识物事之“公式定理”的工具，而是对大道周行变易之理中某种亘古不易的机制的体悟。此，如以明清之际哲人方以智的术语言之，即：此乃不同于“质测”的“通几”。对此，一些当代西方前沿的横断科学家们也已经开始有所觉悟。他们中间的一些人，业已开始明白：“理解与预测不是一回事”（同上，第430页）。其所谓“理解与预测”的区别，前者为“通几”之“智”，后者为“质测”之“知”。此，正是“哲学”或“横断科学”与“牛顿式古典科学”以及达尔文式进化思维的本质区别。迈尔正是就此意义而言：“进化学说对哲学作出的最重要贡献之一是论证了解释和预测彼此独立。”（《生物学哲学》中译本第32页）
对于中国道家式古典哲学的大化流行之理而言，世间万事万物，虽然无一不循道遵理而行，然而此行的具体形态、此行的具体过程、此行的具体方向、此行的具体结果，都处在生生不已的变易转化之中。在中国道家式古典哲学看来，世间万事万物之理、气、道、行，乃是亘古不易的变易；而世间万事万物之器、象、数、术，乃是随缘变易的不易。
在中国道家式古典哲学看来，对于亘古不易之变易的理、气、道、行，人们只能够道法自然；对于随缘变易之不易的器、象、数、术，人们则可以律度量衡。然而，就根本而言，一切律度量衡，都是有条件的。
质言之，在中国道家式古典哲学看来，世间万事万物皆随缘变易，而唯有易之本身亘古不易。换言之，中国道家式古典哲学所谓的不易，主要是指变易本身的不易。除此变易本身的不易之外，一切皆易。此正如熊十力所说：“本体显为无穷无尽的大用，应说是变易的。然大用流行，毕竟不曾改易其本体固有生生、健动，乃至种种德性，应说是不变易的。”（《体用论》，第50-51页。）在中国道家式古典哲学之中，这种变易与不易的道理，业已达到了不言自明的最高简易境界。（参笔者1989年《人文进化学 ── 一个元文化学的研究札记》，第110页；另参李志学《从“易”之三义看中西传统思维差别的根源》，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
中国道家式古典哲学的道理，乃是变易的不易，不易的变易；西方牛顿式古典科学和达尔文式进化思维的“本质”、“定理”，乃是决定的预测，预测的决定。然而，一切所谓决定的预测、预测的决定，都是有条件的；而只有变易的不易，不易的变易，才是无条件的。
变易的不易，不易的变易，乃是中国道家式古典哲学对自然之体悟的观照，观照的体悟；决定的预测，预测的决定，乃是西方牛顿式古典科学以及达尔文式进化思维对自然之驾驭的实践，实践的驾驭。时至今日，西方人业已开始觉悟：实践的驾驭，驾驭的实践，并非没有局限；时至今日，东方人业已开始觉悟：体悟的观照，观照的体悟，并非绝对无为。
老子早已明言：“无为而无不为”。所谓“无为而无不为”之“为”，正是“道法自然”之“为”。所谓道之自然，无非生生不已而已。当代所谓横断科学的勃兴，正是人类对生生不已之大化流行之理的自觉。
中国道家式古典哲学与西方牛顿式古典科学以及达尔文式进化思维，乃是两种完全不同思维的表现。西方牛顿式古典科学甚至达尔文式进化思维，乃是以实践行为为其最后指归的认知思维的结晶；而中国道家式古典哲学，则是以观照理解为其最后指归的体悟思维的结晶。在牛顿式古典科学和达尔文式进化思维看来，世间万事万物，都有其为人的用途；因此，人类对于其属性规律之科学的认识把握，就可以加强人类的预测、控制能力。而在道家式古典哲学看来，世间万事万物，原本并非专门为人所生；因此，人类对于其运行变化之道理的观照理解，并不能保证人类的主导、超越地位。（陇菲案：当代国内外某些人津津乐道的所谓“《周易》预测学”，不但未能就某种限定的意义而言，真正如西方牛顿式科学和达尔文式进化思维那样，成功地预测一定时空局限中一定事态的线性因果关系，而且与中国道家式古典变易哲学对未来的开放性态度恰正相背。）
二、宇宙大化流行之理的法式
当代“呼之欲出的、跨越科学不同学科的大整合”，有各种不同的形态。笔者于1985、1987、1989、1990年建构之“人文进化学”、“一般进化论”是其形态之一（参本文《附件》）。
近十余年中，笔者曾在本文《附件》所列之一系列论著中，根据中国古典哲学特别是中国道家式古典哲学的思维方式，不断汲取西方当代横断科学的已得成果，反复陈说为当代横断科学所实际关注之长宙广宇的大化流行之理，并在哲学的层面，对此人文进化(Human-Society-Culture & Civilization Evolution，缩写为HSCCE)和一般进化(General Evolution,缩写为GE)的大化流行之理即长宙广宇中万事万物的运行机制，进行了初步的分析阐释。
基于中国古典哲学特别是中国道家式古典哲学的传统，笔者进行此一类研究，从一开始，就是为了探究人文进化和一般进化的运行机制；从一开始，就是为了体悟人文进化和一般进化的大化流" 行之理。因此，笔者并无西方关注同类问题之前沿横断科学家那种“预测未来”、“控制世局”的实用功利，也无西方关注同类问题之前沿横断科学家那种“定理退场”、“预测无方”的不解困惑。
与出发于某种实际问题，而最终对一般进化机制有所觉悟的西方前沿横断科学家不同，笔者从一开始，就把揭示、阐明长宙广宇的大化流行之理作为理论研究的目的。因此，笔者的一系列论著所反复陈说的，都是抽象的大化流行之理，而不是具象的个别案例。即使偶有举例，也无非是为了辅助对此长宙广宇的大化流行之理的阐释。
正如高度抽象的汉语，为十分具象的汉字所平衡一样；正如玄妙精深的中国道家式古典哲学，为直观象形的中国术数模型所平衡一样；笔者对长宙广宇的大化流行之理的阐释，也借助了中国道家的“太极”模型。
《易经》有言：“翕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一翕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笔者以为：人文进化和一般进化的大化流行之理即万事万物的运行机制，有两个反馈互动、耦合相关、循环不已、往来无穷的不同方面：
1，微观层次扰动经过宏观网络放大引起系统突变，即微涨落放大为巨涨落的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的正反馈自生(positive feedback autogeneration，缩写为 PFAG)；此所谓正反馈自生，可以中国道家式古典哲学的术语称之为阳、动、辟、变易（《易经》，另参熊十力《体用论》）、自化、道生（《道德经》），也可以海德格尔阐释古希腊哲学用语“自然”（φυδιs）的术语称之为绽开、出（Ent）（《形而上学导论》），还可以根据怀特海《科学与近代世界》一书中的用语称之为变化。（陇菲按：怀特海说：“任何分析自然的理论体系都必须面对这两个事实：变化与持续。”（北京，商务印书馆 1959年3月第1版，第84页。））。
2，开放系统在边界之内形成圆形循环回路在时间中保持相对稳定状态，维持系统持续存在的负反馈自稳(negative feedback autostabilization，缩写为NFAS)；此所谓负反馈自稳，可以中国道家式古典哲学的术语称之为阴、静、翕、不易（《易经》，另参熊十力《体用论》）、自定、德畜（《道德经》），也可以海德格尔阐释古希腊哲学用语“自然”（φυδιs）的术语称之为持留、现（Stehen）（《形而上学导论》），还可以根据怀特海《科学与近代世界》一书中的用语称之为持续。
宋代哲学家周敦颐在其《太极图说》中曾说：“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而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熊十力也说：“（《周易》）六十四卦以类万物之情，以尽万化之故，其根本原理，则以太极之一元，显为阴阳对待，相反相成，而变动不居也”（《十力语要》，第5页）。如果借此概括长宙广宇的演化法则、大道流行的正道至理，可以把人文进化和一般进化的根本内在机制称之为阳与阴、动与静、辟与翕、变易与不易、自化与自定、道生与德畜、绽开与持留、出（Ent）与现（Stehen）、变化与持续之反馈互动、耦合相关、循环不已、往来无穷的“大太极往复循环”（简称为“大太极循环”， TaiJirecycle，缩写为TJRC) ；如果借此概括长宙广宇的演化法则、大道流行的正道至理，可以把中国古代道教《太极图》作为人文进化与一般进化的象征法轮。
需要在此加以补充的是，根据曼弗雷德·艾根(Manfred Eigen)的研究，在阴、静、翕、不易、自定、德畜、持留、现（Stehen）、持续之负反馈自稳中，“信息→←信息”的自复制循环，与“信息→←实体”之间的交叉催化循环，形成了一个耦合的超循环回路。这种“超循环的负反馈自稳回路”，可使用中国道家式古典哲学的术语，称之为“法→←象”之间交叉催化的“小太极往复循环”（简称为“小太极循环”）。这里的“法”，可理解为“形（型）”、“范式”，因其在时间流程中不断自复制循环的特点，“法”又可称为“法脉”；这里的“象”，又可称为“器象”，可理解为“器”、“成物”。
受此启发，笔者悟到：在阳、动、辟、变易、自化、道生、绽开、出（Ent）、变化之正反馈自生中，“扰动→←扰动”的自复制循环，与“扰动→←放大”之间的交叉催化循环，也形成了一个耦合的超循环回路。这种“超循环的正反馈自生回路”，可使用中国道家式古典哲学的术语，称之为“机→←会”之间交叉催化的“小太极往复循环”（简称为“小太极循环”）。这里的“机”，古字为“几”，可理解为“微”、“扰动”、“生机”；（《近思录集注》有言：“朱子曰：几者，动之微。”熊十力《体用论》亦说：“事物之端，只是微动而已，故谓之几”。）这里的“会”，又可称为“缘会”，可理解为“合”、“因缘”。此，正是《易传》所谓“事有机、会”的本意。
准此，所谓大太极循环，乃是为第一代控制论所强调的超循环的“信息→←实体”亦即“法脉→←器象”或称“法→←象”交叉催化之负反馈自稳的小太极循环，与第二代控制论所强调的超循环的“扰动→←放大”亦即“生机→←缘会”或称“机→←会”交叉催化之正反馈自生的小太极循环之间，交叉催化的“超循环的大太极往复循环”(简称为“超循环的大太极循环”，TaiJirecycle of hypercycle，缩写为TJRCOHC)。此阳与阴、动与静、辟与翕、变易与不易、自化与自定、道生与德畜、绽开与持留、出（Ent）与现（Stehen）、变化与持续亦即负反馈自稳与正反馈自生的超循环的大太极循环，可以如下几个模型示之：
正如《太极图》所示：
一、长宙广宇永远处于不息的运动、演化之中，永远处于不息的变易、行运之中。（陇菲案：为了避免堕入无穷递归的恶性循环，这里不论所谓“宇宙的起源”。）在此不息的运动、演化之中，在此不息的变易、行运之中，所谓“几”、“生机”即“扰动”，每时每刻都在自然发生。
自目前科学假设的“宇宙大爆炸”至今，所有的“几”即“扰动”，都是在已有之万象成物的世界中发生。此所谓万象成物世界，乃是一系列异质性事物耦合共生的超巨系统。因此，无论何时何地发生的扰动，都不可避免地处于某种系统网络之中，而面临或被放大或被抑制的不同因缘命运。在无量数之随机扰动，即无量数之阳、动、辟、变易、自化、道生、绽开、出（Ent）、变化的正反馈自生之中，只有某种能够被特定网络系统放大的特定扰动，才能导致某一特定系统之状态、结构的质变，“突现”(emergence)、生成为异质性的新生事物，（陇菲按：此，正是中国道家式古典哲学“万物皆出于机（几）”的本义，参《庄子·外篇·至乐》。又按：此，也正是《周易·屯》之《疏》所谓“几者去无入有”之“入有”。）并与已有之万象成物世界中的其它旧有事物耦合共生。如此，在新的更加异质化的万象成物世界中，又会有前所未有之无量数的新的扰动发生；此新的扰动，又将不可避免地处于某种系统网络之中，而面临或被放大或被抑制的不同缘会命运。此，正如明代洪自诚《菜根谭》所说，乃是一种“机里藏机，变外生变，智巧何足恃哉”之永恒开放的宇宙道行。
“扰动→←放大”之交叉催化,正是如此机里藏机，变外生变，循环往复，反馈互动，无始无终，无穷无尽，生生不息，日月常新。正如西方当代横断科学家所说，它是一种“一再出现但又永远没有两次完全相同的可以看得见的循环”（《混沌 ── 开创新科学》，第16页）。这，便是笔者所谓的阳、动、辟、变易、自化、道生、绽开、出（Ent）、变化之超循环正反馈自生机制。
需要说明的是，此所谓“扰动→←放大”的交叉催化、往复循环的正反馈自生机制，需要特定系统中一定的时间绵延和空间拓展。中国古典所谓“差之毫厘”的初始扰动，只有在特定系统" 中一定的时间绵延和空间拓展之后，才能表现出“失之千里”的放大效果。换言之，所谓“初始条件的些微涨落，也可能导致终局结果的巨大变化”，有一个必要的条件，那就是所谓“初始条件的些微涨落”，必须在系统网络中经过时间的绵延和空间的拓展。（陇菲案：西方前沿横断科学家将此称之为“时间延宕”“Time - Delayed”，参《复杂》第17页。）所谓“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的现象，在手枪顶着人头的状态中，是不可能发生的。不过，一旦武器远离目标，瞄准时的任何微小偏差，经过弹头长距离、长时间的飞行“放大”，便导致了失之千里的结果。所谓放大，均为历时、历空的事件。缓慢如膨胀，短促如爆炸，都有或长或短的时间历程、或大或小的空间扩展。就“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的视角而观，在时间绵延和空间拓展过程中的演化，乃是一切所谓“不确定”的深层原因。因此，熊十力才说：“凡事势流极，至于天地悬殊者，其肇端只在稍轻稍重之间，非析理至严者莫之察也。《易》云：‘差之毫厘，缪以千里’，有味哉斯言也！”（《十力语要》，第67页）
1，扰动虽有所放大，但系统状态并未“失真”，依然保持了原有的负反馈自稳回路。以电声转换的功率放大器为例，即是将输入不失真放大后输出，此经过放大的输出，以系统内含负反馈自稳循环回路为其前提。
2，扰动有较大的放大，导致系统接近动态平衡临界阈值而处于敏感状态。在此敏感状态下，系统对于任何新发生的微小扰动，都将有极其强烈的反应。太极拳所谓“四两拨千斤”，正是乘对手即将“失稳”的机缘，给其并不情愿接受的巧妙“援手”。这种“机缘”或“外在的激发”，并非如黑格尔在《逻辑学》一书中所嘲讽的那样是什么“常见的笑话”，而是一般进化的科学法则。
此，可以如下模型示之：
二、在此超循环正反馈自生机制中突现、生成的异质性新生事物，乃是某种器象与法式、成物与结构、实体（载体）与信息统一的存在。无论是自然世界或是人文世界，某种器象的法式、某类成物的结构、某一实体（载体）的信息，都必须以其特别的方式自我复制。只有以此自我复制的法式、结构、信息为范本，某种器象、某类成物、某一实体（载体）才能在时间绵延中持续繁衍、不断拷贝，而保持其相对稳定的时空存在。在此持续繁衍、不断拷贝的过程之中，某种随机的扰动，总会使其繁衍、拷贝发生不同程度的漂变(genetic drift)。因此，新的器象所蕴含的法式、新的成物所表现的结构、新的（实体）载体所负载的信息，与原有的总会有所不同。此有所变异的新的法式、新的结构、新的信息，又会以某种有所变异的形式再度自我复制，并对器象、成物、载体的繁衍、拷贝施加新的制约。
“信息→←实体”之交叉催化，正是如此循环往复，反馈互动，无始无终，无穷无尽，生生不息，日月常新。同样正如西方当代横断科学家所说，它也是一种“一再出现但又永远没有两次完全相同的可以看得见的循环”。这，便是笔者所谓的阴、静、翕、不易、自定、德畜、持留、现（Stehen）、持续之超循环负反馈自稳机制。
需要说明的是，此所谓“信息→←实体”交叉催化、往复循环的超循环负反馈自稳机制，需要在特定母系统中与其它子系统耦合共生并与外界进行质能交换。所谓持续繁衍，不断拷贝，不仅以能量的耗散为其前提，而且和共生的其它子系统相依为命。
三、在某一特定系统之中，同一时空会有许多不同的扰动即正反馈自生发生。只有某一被特定系统网络放大并得到系统内部和系统外部的催化（catalytic），以至于达到超过系统动态平衡临界阈值的某一极限之后，又在新的层面维持新的负反馈自稳，且与其它已有之成物的行运耦合共生的扰动，才能真正导致异质性新生事物的突现，从而使某种突变可能成为存在现实。其中某种扰动即正反馈自生进入新层次的负反馈自稳而成为现实存在的突变之后，系统将“关闭”原先或许会有的其它一些突变可能。（陇菲按：此，正是中国道家式古典哲学“万物皆入于机（几）”的本义，参《庄子·外篇·至乐》。又按：此，也正是《周易·屯》之《疏》所谓“几者去无入有”之“去无”。）对此，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在其《身份》（L’IDENTITE）一书中，有如下的描述：“我想象，在我面前的未来人生就像一棵树。我把这棵树叫做可能之树。我们只是在某一段很短的时期，会以这样的态度看待人生。然后，人生变成一条直直的路，而且一旦变成这样，就永远定型，就像进到一条隧道里，再也无法脱离。” 米兰·昆德拉所谓的“可能之树”，现代“复杂”科学又称之为“抉择树”。此所谓“抉择树”所喻示的，正是艾根所谓的“一旦-永久”(once- forever )选择机制。就此意义而言，所谓“一失足成千古恨”，除了道德的自责之外，也是对“失足”之后其它行善、向上之门多被关闭的感叹。就此意义而言，所谓“机不可失，时不在来”，除了主体的遗憾之外，也是诸多未实现的可能因某一已实现的可能而或许永远不再可能的命运。就此意义而言，老黑格尔所谓“现实的即合理的”之名言，实际上不过是承认了历史偶然后面更为深刻的大道流行之必然，实际上不过是说明了所谓“现实”乃是诸多“可能”中唯一实现了并客观存在着的某一“可能”。此，可以如下模型示之：
只有如此的“正反馈自生→←负反馈自稳”往复循环，才能不断捕获周围环境中的自由能，并形成具有强大凝聚力的“吸引子”（attractor）。此所谓“吸引子”，在特定的演化时空中，可以通过“锁模”、“锁频”等等的方式“锁定”某一特定系统的演化轨迹，并影响与其共生之其它子系统的演化轨迹。老子《道德经》“损不足以奉有余”之说，《新约·马太福音》“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教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之说，以及当代前沿科学家所谓的“报酬递增率”（increasing returns）、“拥有者被施予”（To them that hash shall be given）之说（《复杂》中译本，第4页）；正是对此机制所产生之效果的体认。
四、如果在此超循环的“机→←会”、“生机→←缘会”交叉催化之正反馈自生，与超循环的“法→←象”、“法脉→←器象”交叉催化之负反馈自稳之间，往复循环的大太极循环之一般进化机制中不断发生的随机扰动为某一特定系统网络放大，便会有某种新生的不同法式、新生的不同结构、新生的不同信息生成，并会以某种不同于以往的新的形式再度自我复制，并再度以此自我复制的新生的法式、结构、信息为范本，在时间绵延和空间拓展之中，持续繁衍、不断拷贝与前有所不同的新的器象、成物、载体（实体）。在如此这般之全新的更加异质化的万象成物世界之中，又会有与以前有所不同的新的扰动发生，此与以前有所不同的新的扰动，又会被与以前有所不同的新的系统网络放大，并在与以前有所不同的新的层面再度进入与以前有所不同的新的负反馈自稳回路。超循环正反馈自生与超循环负反馈自稳，正是如此循环往" 复，无始无终无穷无尽，生生不息日月常新。同样正如西方当代横断科学家所说，超循环的大太极往复循环，也是一种“一再出现但又永远没有两次完全相同的可以看得见的循环”。因之，超循环的大太极往复循环，具有中国道家式古典哲学所谓“太极无极”的性质。所谓交叉催化之超循环的大太极往复循环，乃是超循环的“机→←会”、“生机→←缘会”交叉催化之正反馈自生与超循环的“法→←象”、“法脉→←器象”交叉催化之负反馈自稳之间，阳与阴、动与静、辟与翕、变易与不易、自化与自定、道生与德畜、绽开与持留、出（Ent）与现（Stehen）、变化与持续之间之无极的太极循环。
因此，就长宙广宇的一般进化和人文进化而言，并非只有不断异质发生之纵向的进化，而且也有不断层垒叠加之横向的进化（参陇菲《人文进化学》、《新体新用论》等）。
所谓不断异质发生之纵向的进化，是指在物理系统的基础上，化学系统的后续发生，以及以此类推之生物系统、（动物）社会系统、人文系统的后续发生等等；也是指在古代文明的基础上，中世文明的后续发生，以及依次类推在中世文明的基础上，近代、当代文明的后续发生等等。
所谓不断层垒叠加之横向的进化，是指在物理系统的基础之上，异质发生了化学系统之后，物理系统并非立即全部消亡灭绝，而是其部分的物质构造，继续保持存在，与化学系统耦合共生；以及依次类推在化学系统基础之上，异质发生了生物、（动物）社会、人文系统之后，物理、化学系统并非立即全部消亡灭绝，而是其部分的物质构造继续保持存在，与生物、（动物）社会、人文系统耦合共生等等；也是指在古代文明的基础之上，异质发生了中世文明之后，古代文明并非立即全部消亡灭绝，而是其部分的文明因子继续保持存在，与中世文明耦合共生；以及依次类推在中世文明的基础之上，异质发生了近代、当代文明之后，古代、中世文明并非立即全部消亡灭绝，而是其部分的文明因子继续保持存在，与近代、当代文明耦合共生等等。
此《易传》所谓“物有总摄”之兼有异质发生的纵向进化和层累叠加的横向进化的一般进化和历史演化，可以如下模型示之：
其中每一系统，又都有本系统内部之异质发生的纵向进化和层累叠加的横向进化。如此等等，无以数计。
老子《道德经》有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当今现实存在的整个长宙广宇，正是循此大化流行之理而逐步演化生成。中国道家式古典哲学之“无极”的“太极”，正是对此一般进化、人文进化机制即长宙广宇的大化流行之理的天才猜测；中国道家式古典哲学的《太极图》，正是此一般进化、人文进化机制即长宙广宇的大化流行之理的绝妙象征。
附件：笔者有关主要论著索引
2,《人文进化学 —— 一个元文化学的研究札记》,兰州，甘肃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9月第1版。
4, 《Human Culture Civilization Evolutionology and General Evolution Theory》(《人文进化学与一般进化论》) ，纽约、伦敦、巴黎、蒙特勒、东京、墨尔本，1990年第30卷《World Futures ──The Journal of General Evolution》（《世界未来 ── 一般进化论杂志》）,第85—94页。
7，《新体新用论》，兰州，《科学·经济·社会》，第47—50页1997年第4期；又载《国学论衡》第1辑，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第397-40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