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的燕园》一书作者夏自强是我的堂舅。直到阅读这本书稿时，我才发现自己对他其实了解很少。
说起来，自强舅舅是我们家在北京唯一的亲戚。“文革”前，上小学的我，每年总有一两次跟着父母，到西郊来看望姥姥和舅舅。那时交通不便，中关村对于居住在东城区的我们，已是非常遥远的地方。我们到这里只是走亲戚，北大虽然近在咫尺，也明知是舅舅与舅母工作的地方，却与我毫无关系，故从未动过参观的念头。
“文革”开始后，亲戚间也断了往来，因为两家都落了难。只有一位在农大读书的表哥凭借学生的清白身份，还在两处走动。不过，很快他就写信通报了到舅舅家的见闻：家中无人，门口被贴了一副“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的对联。问了邻居，据说姥姥已被赶回老家，舅舅与舅母进了牛棚。自强舅舅当时已是北大校党委委员、社会科学处副处长，罪名于是派定为“走资派”校长陆平的“红人”，忠实执行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郑必俊舅母是技术物理系的党总支副书记，自然也逃不脱成为黑帮的命运。
接下来的是插队、去干校，直到返城，两家再通音问已是“文革”后期。而我自己真正与自强舅舅有了接触，则是在一九七八年三月考取北大后。入读前几年，舅舅还在北大工作，住在中关园，我一个学期大约总会登门两三次。一九八二年后，“文革”前的北大党委副书记彭云就任教育部副部长，舅舅随即被调去做高等教育一司司长。人虽然离开了北大，家并没有很快搬走。记得姥姥去世时，我和妈妈还同舅舅全家及其他亲属，一起去八宝山参加了遗体告别。
再后来，舅舅举家搬到了位于北三环的教育部宿舍，空间距离远了，加上我们自己的事情也越来越多，除了春节的例行拜年，其他时间已很少前去探望。关于舅舅的消息，多半倒是从旁人那里辗转听说的，如与他同在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担任副主任的安平秋教授，在系里见到我时，便常会提及舅舅对他们工作的支持。虽然早在一九九四年舅舅即已离休，可他的社会职务并未减少，还是处在工作状态。作为国家教委全国高校设置评议委员会委员与巡视员，十年前他还是频繁外出，甚至远到国外考察。他也很体谅我的忙乱失礼，每次见面，总是温和地询问我们兄妹以及中文系的情况。他对文史哲各系教师的熟悉，让我觉得他似乎一直没离开过北大。
和舅舅真正在工作上发生交集而联系增多，实在二○一一年六月以后，彼时，北大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杜维明先生邀请我担任该院创设的“燕京中心”主任。而我之所以得到杜先生青睐，与我的专业研究领域―中国近代文学与文化―应无多少关系，更多的倒是因为自强舅舅乃是燕京大学北京校友会常务副会长，实际主持工作，我在人脉和资源上占有优势。而由我居间宴请，舅舅和其他两位校友会负责人与杜先生见了面，相谈甚欢。自此，燕京中心的各项工作也得到了燕大校友会的大力支持。
中心成立，我立即向自强舅舅讨教，表示希望先进行资料建设，以为研究的基础。舅舅告知，燕京研究院与燕大校友会已搜集了大量校史档案，包括从耶鲁大学购买的全套燕大英文档案缩微胶卷。我对此很感兴趣。舅舅也代表校友会表示，如果我们有地方存放，这批史料完全可以移交过来，供研究者使用。不过，因高研院的办公用房一直不足，空间狭小，此议最终搁浅。
文本档案的系统构建尽管一时难于上手，活的史料尚可设法弥补。鉴于燕大老人都已至耄耋之年，作为抢救史料的一项重要措施，燕京中心也启动了口述史计划，访谈加上录像，希望能够立体地保存和展示燕大学子的生命历程。第一批访问者名单即由舅舅提供。并且，二○一三年十二月四日，尽管已在病中，刚刚经过了三十次放疗，舅舅仍然勉力支撑，接受了长达四十多分钟的采访。
而燕大校友会与北大高研院燕京中心规模最大的一次合作，是在今年燕大学生返校日，即四月二十六日，举行了燕京大学建校九十五周年纪念活动。上午的纪念大会由校友会主持，从全国各地赶来参加的白发苍苍的燕大校友竟有三百多人。下午的“燕京大学与现代中国的博雅教育传统”国际学术研讨会则以燕京中心为主，邀请了来自国内外的十多位学者发表论文。不过，当时舅舅已经病势沉重，我在会议开场致辞中，特意提到了他的缺席：“只是，非常可惜的是，我舅舅因罹患癌症，最近一直在住院治疗，不能出席今天所有这些他期盼和规划已久的纪念活动。但我知道，这样隆重的庆典与学术会议的如期举行，一定会让他感到快慰。”显然，当时一种不祥的预感，让我自觉必须借这个公开的场合表达我的致敬，同时也让不在场的舅舅成为校庆活动的参与者。
开会后的几天，舅舅的身体极度虚弱，我自己也因声带充血，说话困难。延至五月四日，我和陈平原才能一起去三○一医院探望舅舅。前一日已与必俊舅母商定，带去此次会议的全套资料（提要集与论文集），外加我在纪念大会现场所拍照片，并准备了一台小笔记本电脑，以便演示给舅舅看。不料，舅舅的状况之差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在我们进入病房后，他照例如平常一般温和地说了一句：“好久不见了。”随后便昏昏睡去，直到我们离开，再未醒来。我很了解，舅舅一向礼貌周到、温文尔雅，可见其体力已经完全不支。
虽然我知道，自强舅舅对燕大感情深厚，为组织、编写有关燕大的纪念与研究书刊投入了大量精力，做了许多工作。不过，直到舅舅去世后，舅母提出，将舅舅生前所写燕大的文字汇编成书，并把全部复印稿交给我时，我才明白其分量之重。
按照现有文稿可知，舅舅对燕京大学的研究大致始于一九九七年。当时，他作为燕京研究院副院长、《燕京大学人物志》副主编，不仅组织征集稿件，而且亲自动笔，编写了二十七篇小传。了解两辑《人物志》总共收录了六百多位燕大师生的生平事迹，总字数达一百五十多万，且大多附有传主照片，即可知四位年届七十的副主编任务之重。而冠于全书卷首的，除了一篇《我从燕京大学来》，乃是侯仁之先生一九九六年赴美参加“燕京大学经验与中国高等教育”学术研讨会的英文发言译稿，以作为代序，另外一篇重头文章，即为舅舅执笔的《燕京大学概述》。此文完整表述了他对燕大历史的理解与评价。 以此书的编撰为起点，何况，高等教育本来就是舅舅毕生钟情与投身的事业，因此，对燕京大学教育经验的总结，也成为他热切关注与探究的话题。二○○八年，由他主持的燕大北京校友会编写与印行了《燕京大学办学特色》一书。作为编写组组长，舅舅也承担了最多的工作。开宗明义的第一篇文章《燕京大学的教育理念与办学特色》自然由他撰写。并且，既然出身历史系，对燕大历史系办学特色的书写，他也自觉责无旁贷，而《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科学严谨的史学方法》这一篇名，正概要地凸显了他所认同的燕大学脉。此外，舅舅也参与了关于政治系与生物系两篇文稿的写作，或摘编、或改编，体现了他对全书总体的负责。
由侯仁之先生担任院长的燕京研究院一九九三年正式成立后，新《燕京学报》随即于一九九五年八月创刊。显然，创办《学报》乃是落实研究院继承燕大优良学风宗旨的具体举措，发扬光大老《燕京学报》的学术传统自为其题中应有之义。从新一期到二○一二年八月出版的终刊号新三十期，舅舅一直出现在因老成凋谢而人数越来越少的编委名单上。特别是在主要负责刊物约稿和编辑的副主编徐苹芳先生于二○一一年五月去世后，舅舅在最后一期的编刊上也倾注了更多心血。单是他异乎寻常地同期发表两篇文章，即《沉痛悼念雷洁琼老师》与《喜庆侯仁之先生百岁寿辰》，已可见其艰难时刻挺身承担的高度责任感。
实际上，几乎每一位熟悉的燕大师长、学友离去，舅舅都会动情地写下缅怀文字。如发表在新《燕京学报》的《老而弥坚 锐意求索―怀念费孝通老学长》、《送别新〈燕京学报〉的三位老编委》（为王钟翰、林焘、赵靖三位先生而作）、《悼念张芝联教授》，以及前述追悼雷洁琼先生之文;刊登在《燕大校友通讯》上的《不知疲倦的“大眼睛”―怀念（卢）念高》、《我们这一辈人中的骄傲―怀念张世龙、吴文达、孟广平好友》与《站在改革开放的前沿，创“四个第一”的洪君彦》;还有为纪念专书写作的《出类拔萃的燕京传人―〈怀念林孟熹〉前言》、《真情的孟熹》、《怀念苹芳》及《怀念一良先生》。并且，据我所知，舅舅应有更多关于燕大校友的追思文字。起码，二○一一年三月，我所在的北大中文系为著名语言学家高名凯百年诞辰举办学术思想研讨会时，自强舅舅作为燕大校友会的代表曾经出席并发言。燕大校友的告别式上，也常常出现舅舅的身影，乘坐地铁到八宝山为徐苹芳先生送行，即为其中一例。遗憾的是，现在作为遗稿从他的电脑中找到的，仅有一篇二○一二年五月在北大生物系王平教授追思会上的发言。
我印象中的自强舅舅始终是面容和蔼，感情内敛。这与我读他回忆校友文字所感受到的勃发激情迥然不同。在纪念张世龙等三位学友的文章中，舅舅讲到了一九五四年五月二日，他与张世龙、孙亦梁三家一同举行集体婚礼的热闹场面。而我最感意外的是下面这段文字：
在粉碎四人帮的一九七六年，由于老潘（潘宪继学长）在公安局工作，得悉比较早，就叫我和（吴）文达到他家去，告诉我们这一喜讯。我们、还有（刘）瑞琏大姐聊了好久，心情十分激动。到了后半夜，我骑车带着文达，从黄寺一直猛蹬，回到中关园。那时年纪尚轻，精力还很充沛。由此，校友间的联系开始增多起来。虽经历坎坷，由于大环境的变化，对青年时代的友谊倍感珍贵，有不少的话语要相互倾诉，面对时局的变化，又有不少信息要互相沟通。文达和（龚）理嘉家住对门，成为校友聚会的场所。……每次人数不一。在北大工作的几个则努力做好接待，每家提供各自的“拿手菜”。每次聚会都是欢声笑语，热闹非凡。
不过，回头想想，对于青春期特别长（我一直觉得，即使年过八十，舅舅依然显得年轻，可谓“鹤发童颜”）的舅舅来说，四十七岁确属年富力强;况且，“文革”结束，长期遭受迫害的知识者群体顿感心情舒畅，有这样痛快淋漓的情感释放也很正常。而参与聚会的吴文达为北大计算数学专业的元老，一九七八年调任北京市计算中心主任;龚理嘉“文革”前为经济系党总支书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曾与所长王选合作，出任计算机研究所总支书记。也就是说，当年参与聚会的燕大校友，正不乏日后在北大学科恢复与重建中大显身手的主力。
其实，在此之前，我一直对一九四八年即成为中共地下党员的舅舅为何对燕京大学这所教会学校怀有如此深厚的感情困惑不解。何况，由于这次参与编辑书稿，我发现舅舅原来担任过燕大进步学生团体火炬社的社长，并曾任学生会主席。而地下党与进步学生社团联手同校方的抗争，曾经是我所认为的民国大学普遍模式，燕大怎么会出现例外？其实，这样的疑问非仅存在于如我一般的局外者心中，对于过来人的舅舅，也仍是需要直面的问题。作为解惑释疑的答案，也是舅舅本人为求索真相留下的记录，他撰写了重新思考司徒雷登的《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以及《杰出的爱国学者与教育家―对陆志韦先生的再认识》二文。通过对燕大两位校长及其办校理念与实践的还原、体认，在中国社会变迁的时空背景下，舅舅对二人的历史功过作了尽可能公正的评说。
概括说来，燕京大学最值得校友和世人怀念的，一是其致力于办成“‘现在中国’最有用的学校”，二是“中西一冶”的文化理想，三是“燕大一家”的校园氛围。除重视国文、历史这类人文科学的支柱性科系外，燕大首创的新闻、社会学、医预等系，培养了大批当时中国亟需的人才;并且，直到一九四九年后，燕大学子仍然是这些领域中的领军人物。而尽管是美国教会人士办学，但燕大在地化、世俗化的追求相当明确，中西融通的意识也十分自觉。大批西方教员授课，使学生的英文程度普遍很高。对于传统文化的研究，也在守成中有新创，多种古籍引得的编纂，可谓集中体现了借鉴西方科学方法的成功之道。舅舅专门撰文介绍的历史学家聂崇岐（《至当为归的聂崇岐先生》），适为其中的典范。燕大追摹的是英国书院式的教育管理方法，注重师生间的日常交流、情感互动。校长为学生主婚，学生去教授家聚餐，在燕大相当流行。而且，由于在学人数少，司徒雷登甚至能叫得出每个学生的名字，由此营造出校园内亲如家人的温馨气氛。早年这种精神与情感的洗礼，也凝结成为一种人生的底色。尤其是经历了各种政治运动的波折与磨难之后，回首初来处，燕大更显示出其感人迷人的独特魅力。因此，即使曾出任过外交部长的黄华，晚年回忆录中，对燕大也满怀感激之情。
而我所喜欢的舅舅那种纯粹、纯净的气质，现在想来，也应属于燕大精神的遗存。或许是一种偏见，我总觉得，燕大学子即使从政，但其心灵深处，人性却始终不曾泯灭，这使他们在政治斗争中会有更多的痛苦与挣扎。而一旦脱下世俗的铠甲，回归本心，度过美好青春岁月的燕大也就自然成为他们心中纯真的圣地。
二○○一年六月，“未名湖燕园建筑”列入了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物天地》的编辑随后找到我，希望请人撰文介绍。而我心目中最合适的作者当然是自强舅舅，他也毫不犹豫地接受了约稿。这篇介绍位于现在北大校园内历史建筑的文章，刊出时，却使用了“一生的燕园”这样一个相当感性的标题。我理解，这是舅舅对于燕大校园最本真的情感表达。而辑录他对燕大历史与人物评述的文集，也因此有了一个最恰切的书名。
本书分为四辑：第一辑大致围绕燕京大学历史展开;第二辑全部采自《燕京大学人物志》;第三辑专收论说与忆述燕大师生的文章;第四辑均关涉一九四九年转折期的燕大往事。
我读这部书稿，重新认识了自强舅舅，也真正理解了他的“燕大情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