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即使在最黑暗的时代，我们也有权期待启明。这种启明与其说来自理论和概念，不如说来自某种不确定的、忽明忽暗的并且时常很微弱的光亮。这光亮源于某些男人和女人，源于他们的生命和作品。它们几乎在所有情况下都点燃着，把光散射到他们尘世生命所及的全部范围。像我们这样长期习惯了黑暗的眼睛，甚至弄不清那些光亮到底是烛光还是日光。
―汉娜・阿伦特
尽管并非同龄人，四位女性都来自有教养的市民阶层，都热爱并追求真知，时时自省自察，保持卓然独立的人格。普鲁士的大学对女性开放没几年，施泰因家中最年幼的两个女孩―埃尔娜（Erna）和艾迪特―就先后参加了大学入学考试（Abitur），升入布雷斯劳（Breslau，即今波兰弗罗茨瓦夫[Wroc?aw]）大学就读;西蒙娜・韦伊从小紧跟天才哥哥安德烈（André）的步伐，熟读古典文学，中学时代便初露锋芒，升入亨利四世中学高师预备班，师从哲学老师阿兰（Alain）―埃米尔・夏尔蒂埃（?mile Chartier），而后顺利考进巴黎高等师范学院（?cole normale supérieure）;艾娣・熙尔森有一半俄国血统，熟练掌握俄语，在阿姆斯特丹读大学期间对翻译、文学和心理学兴趣尤浓，相信文学创作是自己命中注定的道路;少女安妮小小年纪，便已具备卓越的观察力和领悟力，在最艰难的环境中仍如饥似渴地阅读写作，梦想有朝一日成为作家。
同阿伦特一样，她们都是犹太裔欧洲人，都身处那个光亮熄灭的时代，都努力挣脱时代的樊篱。这樊篱对于同时代的女性而言尤难跨越，但它却并不仅仅针对女性。唯一不同的是，只有阿伦特幸免于黑暗中骤然降临的死亡。
一九一四
德国，哥廷根大学。战争伊始，死亡气息似乎还没有笼罩这里的课堂。施泰因正在哲学现象学一代宗师胡塞尔门下求学。多年后她回忆道，“虽对战况忧心忡忡，那年冬天却仍是我哥廷根求学生涯中最幸福的时光。”“在哥廷根，我学会了敬畏信仰问题，敬畏有信仰的人。”次年一月，不满二十四岁的施泰因顺利通过德文、历史和哲学三科的师范文凭结业考试。四月，她中断了本该继续的哲学博士论文的写作，不顾母亲的强烈反对，成为西里西亚（Schlesien）红十字会在摩拉维亚（M?hren）的战地志愿护士。
西线对面，交战国法国。战争一打响，韦伊当医生的父亲便应征入伍，六岁的西蒙娜和哥哥安德烈省下糖和巧克力，寄给前线士兵。
中立国荷兰，艾娣・熙尔森出生在宁静无扰的泽兰省（Zeeland）。
一九一八
战火硝烟仍在。两年前施泰因凭一篇《论移情》（Zum Problem der Einfühlung）以最优成绩（summa cum laude）获得哲学博士头衔，由此激发的凌云壮志此时却几乎已消磨殆尽。与导师胡塞尔合作不顺，“私人助手”施泰因小姐最终选择离开。接替她当助教的，是后来在马尔堡（Marburg）成为阿伦特老师和地下恋人的海德格尔博士。她离去之前的初夏六月，某日机会偶然，胡塞尔、施泰因、海德格尔这三位后来命运迥异的前后辈哲学家，在深夜的弗莱堡边散步边畅谈宗教哲学。颇具历史意味的这次“三人行”，是否也谈到了当时无休止的战争和战争带来的无尽伤痛？
那是一场“我们有生之年甚至都无法经历其终结”的战争。它让胡塞尔失去了得力助手―“我极有前途的学生莱纳赫（Adolf Reinach）已为国捐躯”，且不提他自己两个儿子在西线一死一伤，也让施泰因失去了最投契的哲学乃至人生导师。莱纳赫在应征入伍前曾是胡塞尔在哥廷根的得意门生，大师循循善诱地将学生领进思想的殿堂。直面这突如其来的死亡，施泰因从莱纳赫遗孀身上头一次体会到了某种宗教经验，它能超越眼下的悲痛，给心灵带来宁静和力量。
战争结束前，施泰因在给姐姐埃尔娜的家书中写道：“即便如此，我们仍不该绝望。我们不该局限于自己目力所及的那一小段生命，局限于浅显的表面。此刻的我们无疑正处在人类思潮的转折点，不该抱怨这场危机为什么持续得比有些人预料的更久一点。”“我也并非圣人，也和旁人一样有软弱的时候。况且我相信，哪怕是圣人，也不需要弃绝这个世上的梦想、希望与喜悦。正相反，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是为了生，是为心怀感恩地接纳世界的一切美好。我们不该在现实与期望不符时感到绝望。我们该想到自己还拥有什么，明白自己在这个世界只是来走一遭，眼下让人痛苦的一切，到头来其实不算什么，也根本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后果严重。”
十一月刚停战，施泰因旋即加入了新成立的德国民主党（DDP），投身到火热的重建战败祖国的政治实践中。这场实践最后昙花一现，这或许与她彻头彻尾的理想主义有关，她也对波兰挚友英格登（Roman Ingarden）坦言：“我爱世界的现实（Realit?t），不是一股脑儿地全都爱，而是只爱其中一样―我爱人的灵魂，不管是单个的人，还是群体的人……当然我也爱理想，因理想自身的缘故，也因为理想是我们生命中唯一可靠的指路明灯，没有理想，我们将万劫不复。”
重新划定的国界另一端，战胜国法国。对巴黎和会确立的战后秩序，韦伊后来这样表明立场：“条约签订之前，我还一直是像孩子般高唱赞歌的爱国者。欺侮战败敌人的强烈情绪那时正在处处蔓延，令人反感，促使我从此摆脱这种天真的爱国主义病。我的祖国正使战败国蒙受屈辱，这比我自己的祖国可能遭受的屈辱更加使我感到痛苦。” 战争结束那一年，韦伊不满十岁。
二
我们大多数人既非诗人也非史家，但我们仍会从自身生命经验出发，亲近叙述这项活动，因为人有回忆生命中重要事件的需要。在叙述中，这些事件把我们自身同他人关联起来。于是我们经常迸发“诗意”。从最宽泛的词义上讲，“诗意”是人的一种潜在可能;可以说，我们经常期待它喷涌而出。而当这种诗意出现时，叙述过去便成为对时间的中断。成形的故事仿佛新芽被嫁接到世界这根树干上……叙述在世界中有它自己的位置，在那里它将比我们活得更长久。在那里它可以继续讲下去。
―汉娜・阿伦特
一九三三
第三帝国元年。为纪念基督受难复活一千九百周年，罗马教宗庇护十一世（Pius XI）特将此年订立为救赎圣年（annus sanctus extra odrinemacmaximumIubilaeumgenerale）―意即格外恩宠之禧年。
“这几个月，往日德国犹太人生活里的那种平静自在一扫而空。……这几个月，我总不免想起几年前同某位修士的一次会面。他曾建议我将孩童时代作为犹太家庭一员所经历过的犹太人生活如实记录下来。因为外人对这些事知之甚少。但那时，我手头还有许多别的工作要做，无从认真考虑他的这个提议。今年三月……德国掀起了反犹运动的浪潮，我才又想起这件事来……我现在要写下的，并不是犹太教的护教辞。阐发犹太‘思想’，批驳对犹太教义的歪曲，详述犹太教理，书写犹太民族历史，这些事情就都交给更适合的人去做吧。……我只想简述我本人经历的犹太人生活;作一次见证，就像其他那些业已付梓或日后将要出版的见证那样。谁想要了解未遭扭曲的史实，此书就是为谁而写。……布雷斯劳，（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一日。”动笔记述《犹太往事》的施泰因博士，皈依天主教已十年有余。时代所限，她最终没能实现在大学哲学系当教授的夙愿。落款时的九月，她已放弃专科研究所讲师职位，正在故乡逗留，与亲人告别。这段短暂时光过后，她便要加入加尔默罗会位于科隆的隐修院（Karmel Maria vom Frieden K?ln）了。
其实，是年四月，《职业公务员制度重建法》一经颁布，颇具政治远见的施泰因就写下了致教宗的请愿信：“过去一周，我通过私人渠道获悉了五例反犹措施酿成的自杀悲剧。我确信这是德国当前的普遍现象，接下来还会有更多牺牲者。这些不幸的人们没能再坚持一下，没能承受住命运的打击，对此，旁人或许只觉得惋惜。但是，任由这些惨剧发生的人，要对此负首要责任。对此沉默不语的人，也脱不了干系。已经发生和正发生的这一切，在一届标榜‘基督教式’的政府眼皮底下上演。……如果沉默继续，教会恐怕也将自身难保。……靠沉默是无法从现时的德意志政府那里谋取长久和平的。反天主教的措施暂时还没有发出多大动静，远不及反犹措施那么暴力，但绝非毫无章法。用不了多久，拒绝无条件遵守新规矩的德国天主教徒也会从公务员队伍中被扫地出门。”
也就是在写下这封信的本笃会博戎大修院（Erzabtei St. Martin zu Beuron）―皈依后她时常在复活和圣诞这两个主要节期往之避静的精神家园，施泰因和她的灵修导师、博戎总院长瓦尔策（Raphael Walzer OSB）反复探讨了犹太人问题及她本人的人生走向。她原本甚至想亲赴罗马觐见教宗，敦促宗座发表通谕，就犹太人问题作出外交努力。时值非常规圣年，朝圣者众，宗座事务繁忙，施泰因不得不取消行程，改为呈递请愿。然而这封书信并未得到教宗明文答复。其后不久，施泰因立誓愿加入加尔默罗会（Ordo Carmelitarum Discalceatorum）―十二年前，读到大德兰修女（Teresa de?vila OCD）自传的那个夏天起她就已无比神往的心灵归属。十月，刚在布雷斯劳母亲家中过完四十二岁生日的施泰因来到了科隆。
法国，外省某女子中学。代哲学课的左派激进分子韦伊也在密切关注德国局势。此前一年的暑假，她就是在柏林度过的。她极其厌恶《凡尔赛条约》之后法国的外交政策，无比同情可能爆发工人革命的德国。在柏林的短暂逗留给她留下了相当浪漫的初步印象：“无法想象，有什么人比严峻境遇中的柏林年轻工人们更友爱、更勇敢、更清醒。德国工人的文化水平也高得令人难以置信。若能说走就走，我定会飞奔去那里。”然而年初纳粹党一上台，德共便遭到毁灭性打击，瞬间土崩瓦解。“德国事件”促使韦伊深度反思工人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在德国和欧洲面临的形势。在对现实世界的哲学思索中，从小接受怀疑论教育的她重新发现了人的价值：“现今的社会像是一架巨大的机器，不断紧咬着人们，而无人知道它的操纵杆在哪儿;为了社会进步作出自我牺牲的人紧紧抓住齿轮和传送带，试图使机器停下来，却被碾得粉身碎骨。……头号敌人可能以各种名称出现：法西斯、民主或无产阶级专政。无论名称为何，它仍是行政、警察和军事的机器;它不是面对面的敌人。面对面的敌人既是我们的敌人，同样也是我们兄弟的敌人。而这个敌人，自称是我们的保卫者，却把我们变成它的奴隶。任何境况下，最可鄙的背叛始终是：愿意屈从和效劳于这架机器，把自己和别人身上的一切人类价值踩在脚下。”
德国，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纳粹党上台后，原本定居此地的弗兰克一家开始担心他们在德国的处境。这年底，四岁的安妮和姐姐被母亲带到亚琛的外婆家住。不久，安妮的父亲收到在阿姆斯特丹开设公司的邀请，随即举家迁至荷兰。
变得越来越非人的这个世界中，我们必须怎样对现实保持清醒，才能使人性不被简化为空洞的词语或幻境？……究竟多大程度上，我们依然要对这个世界负责，即使我们自身为其排斥，不得不从中撤离？
―汉娜・阿伦特
一九三八
法国，本笃会索勒姆修道院（Abbaye Saint-Pierre de Solesmes）。圣枝主日到复活节礼拜二，韦伊因病在此疗养。这时的她，对人间疾苦已经有充分切实的体验：她下过工厂，在那里拿着微薄的工资干着重体力活―阿伦特在流亡巴黎时读到韦伊写的《工人状况》，评价甚高;她去过西班牙，以和平主义者身份亲历那里的内战。在索勒姆养病的韦伊参加了复活圣周的所有宗教礼仪。那里的僧侣吟唱不息的，是古老的格利高里圣咏（Cantus Gregorianus）。如果说她的入世生活（vita activa）包含太多尘世苦痛，那么她在索勒姆的默观生活（vita contemplativa）则让她头一遭体会到受苦背后的神秘经验。后来，她向精神导师、道明会的贝兰修士（Joseph-Marie Perrin OP）描述当时的情境：每当头痛欲裂，她便背诵赫伯特（George Herbert）那首名为《爱》的诗歌，“不知不觉中，背诵获得了祈祷的性质。……在背诵过程中，基督本人降临了。” 弗莱堡。复活节后数日，胡塞尔与世长辞。往昔弟子，仅有一人出席葬礼。科隆隐修院的高墙背后，施泰因博士―此时已是刚通过暂誓考验、立下永誓的圣十字特雷西娅・本尼迪克塔修女（Sr. Teresia Benedicta a Cruce OCD）―致信远在波兰的英格登：“他走得宁静安详，不愿生者为此哀伤。但这不代表生者无需对恩师的毕生事业表达谢意。尤其眼下，更该出版文集纪念他。可谁来主持此事？文集又该在哪国出版？我们这班昔日门生，如今飘零各地，困难重重。……或许您能拨冗前来科隆、弗莱堡面议。”彼时主编《胡塞尔七十诞辰纪念文集》的海德格尔，没有出席葬礼，也没有再任主编。
科隆。将临期，十二月九日。施泰因致信友会修女：“我所说的十字架指的是上帝子民的命运，它在当年就已隐约显现出来。我认为，那些明白这十字架也是基督背负的十字架的人，就应该以全人类的名义去背起它。今天我自然更明白，在十字架的预兆下献身于主，意味着什么。但我们仍无从穷究，因为这是奥秘。……地上越是黑暗，我们就越要把心打开，接受天上来的光亮。”
十二月十七日，科隆全院修女表决通过，特雷西娅・本尼迪克塔修女将移居本会设在荷兰埃赫特（Echt）的隐修院。“十二月十八日。圣诞节后不久，我恐怕就要离开这所修院。如今时局动荡，修道院方面不得不考虑将我转移到埃赫特。这景况，更是让我清楚地记起当年加入科隆隐修院的情形。或许这背后有某种内在联系。……（1933年以来）我常想，圣父是否偶尔会回想起我给他的那封信呢？毕竟区区几年，我对德国天主教徒命运的预言已一步步应验了。”流亡荷兰的前夕，她追忆起五年前那次请愿，记下自己加入科隆隐修院的来龙去脉。
岁末除夕，施泰因越过边境，来到尚未沦陷的荷兰。
大流亡的时代即将开始。
三
混乱和饥饿，屠杀和刽子手，对于不义的愤怒和因“只有不义却没有相应抵抗”的绝望;在那里，合理的憎恨只会使人脾气变坏，而有理由的愤怒也只是使自己的声音变得刺耳。
―汉娜・阿伦特
一九三九
三月，希特勒入侵布拉格。这一事件促使韦伊放弃了自己的和平主义立场，意志坚决地反对希特勒：“若已知社会在何处失衡，就应尽己所能，在天秤轻的一端加上砝码。虽然这砝码是恶，但是将它用于这方面，人们也许不会玷污自己。然而，应当对平衡有所设想，随时准备着像正义那样，改变自己的位置。”她甚至还起草了在捷克斯洛伐克空投部队和武器的计划，提出了组建一支活跃在火线的女护士队伍的想法。尽管后来，这支“火线女护士救援队”并没有真正组建起来。
九月，战争爆发。比艾迪特・施泰因年长八岁的姐姐罗萨（Rosa）终于跨越重重阻隔，来到埃赫特和妹妹相聚。罗萨没有发愿入会，于是就在埃赫特的加尔默罗修院担任门房，负责同外界联络。在施泰因这个已十分德国化的犹太家庭中，罗萨是第二个皈依天主教的家庭成员。虽然姐妹俩的改宗曾屡次在家中掀起风波，但此时的一家人纷纷背井离乡，有的流亡美洲大陆，有的移居尚未沦陷的西欧其他地区。家宅沦落他手，兄弟姐妹从此四散飘零、生死相隔。
只有靠谈论世界和自己身上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们才能将其人性化。同时，也正是在谈论这些事的过程中，我们学会了做人。古希腊人把这种在友爱的谈话中获得的人性称为仁爱（philanthropia），亦即“对人的爱”，因为它体现为准备与他人分享世界。
―汉娜・阿伦特
一九四○
一月一日的《新札记》（Nouveaux Cahiers）上，韦伊发表了一篇极其雄辩的论文《关于希特勒主义的渊源的思考》（Quelquesréflexionssurl’origine de l’hitlérisme）。一边是古罗马，一边是纳粹德国，韦伊跨越两千余年的历史，勾勒出两个政权间惊人的相似性：“在针对其它国家采取的行动中，保持一种适当的节拍，有时使它们沉湎在表面的安全中，有时又以不安和惊愕使其瘫痪，而从不容忍它们有任何中间状态。……无论是这种政策的目的，即用奴役手段强制各民族接受和平和强迫他们服从于某种组织和所谓优秀的文明形式，还是这种政策所采用的方式，都没有什么不同。”这篇论文的第一节和第三节因未通过审查而被禁止发表。后来在某个私人场合，韦伊朗读了第一节，加布里埃尔・马赛尔（Gabriel Marcel）是当时极少听众中的一位。
六月的巴黎，不设防的城市。因战争爆发而从瑞士返法的韦伊一家从巴黎一路南下，来到位于自由区的马赛。流亡马赛的日子是韦伊一生著述最丰硕的时期。也是在这里，她越来越多地将自己的宗教思想和信仰经验付诸笔端：“不幸使上帝在一段时间内缺席，比死亡更加虚无，比暗无天日的牢房还要黑暗。恐怖吞没了整个灵魂。在这期间，无任何可爱之物。可怕的是若在这无爱可言的黑暗中，灵魂停止了爱，那么，上帝的不在场就成为终极的了。灵魂应当继续在虚空中爱，至少应当愿意去爱，即使以自身极小的一部分去爱也罢。于是，有一天上帝会亲自出现在灵魂面前，向灵魂揭示世界之美，正如对约伯那样。但是，如果灵魂不再去爱，它就会从尘世间坠入几乎同地狱一样的地方。”
一九四一
德占荷兰。施泰因在埃赫特修道院完成了对西方基督教神秘主义大师托名狄尼修（Pseudo-Dionysius Areopagita）的翻译和研究，开始写作她献给本修会圣师十字若望（Juan de la Cruz OCD）四百周年诞辰的作品《十字架科学》（Kreuzeswissenschaft）。“登上圣山”的意境贯穿了这两部神秘思想研究的姐妹篇。没曾想，它们竟成为施泰因尘世生命的绝唱。“个人宗教经验匮乏的时候，就必须仰赖历史上的宗教人（homines religiosi）留存于世的经验。这方面则完全不存在匮乏。依我看，宗教经验最突出的要数西班牙神秘思想大师大德兰和十字若望。”早在加入加尔默罗修会前，施泰因就曾致信好友英格登，细数对两位“会祖”的种种认同。 马赛，道明会修院。韦伊经人介绍，认识了她人生最后旅程的精神导师贝兰神父，开始与其交流自己的信仰经验。在阿尔代什省（Ardèche）她晚年另一位好友蒂蓬（Gustave Thibon）的农场里，韦伊通过背诵希腊语文章获得了某种超越自然的神秘经验。为此，她致信贝兰神父：“有时，刚开始背几句，我的思想已经摆脱了躯体，被带到空间以外的地方，从那里既看不到远景也无近物。空间展开了。感官所感知的寻常空间的无限性被一种二次方、有时是三次方的无限性所取代。……有时，正当我背诵时……基督本人也在场，比第一次基督突然降临在我面前要更现实，更扣人心弦，更清晰，有更多的爱。”
荷兰阿姆斯特丹。三月的一天，熙尔森开始写日记。
这个想法源于流亡至此的德国犹太人、心理医师S先生―熙尔森的忘年至交兼情人，他鼓励熙尔森记录下每天的自我剖析。她于是开始以这种方式为日后积累素材。同时，她也记录下自己对S这个男人的爱，以及到后来对承受苦难的犹太人，乃至对一切受苦的人、对全人类、对上帝的爱。“对你，我体会到一种强烈的情爱，我原本以为这种感觉已然成为过去。与此同时，我也感受到对你的强烈反感，还有突然袭来的一阵阵彻底的孤独，我甚至觉得人生太痛苦，我只能独自面对一切，得不到任何外来帮助，不确定、恐惧，我有诸如此类的感受。灵魂深处，一丝混乱正突兀地注视着我。离开你回到家，我恨不得一头被车撞死。我心想自己一定是疯了，像我家的其他人那样。哪怕微不足道的一丝绝望也能让我这样想。但现在，我知道我没疯，我不过是需要不断完善自我，成为一个完整的人。你会帮我的，不是吗？……我希望有朝一日成为作家，你相信吗？”
四
他只想通过连续不断地谈论世界中的事务和事情，来使这个世界变得有人性。他想成为许多人的朋友而不是兄弟。
―汉娜・阿伦特
一九四二
二月二十七日。熙尔森在日记中写道：“我不会轻易害怕。那不是因为我勇敢，而是我知道，他们也是人，我必须用心理解他们的行为。今天早上，那个性情粗暴的年轻盖世太保冲我吼叫，我没有生气，而是关心他。我想问：‘你的童年很不开心吗？女友抛弃你了吗？’他看起来愁眉苦脸、躁动不安、阴沉而又虚弱。我当时就想帮助他。他那么痛苦，一旦为所欲为，该有多么危险！”
六月十二日。少女安妮收到的生日礼物其中一样是：日记本。从此，十三岁的她开始记录人生。“我希望，我能完全信任你，我还从来没有能这样信任过谁。我也希望，你将给我最大的支持。”
七月三日。在死亡气息的笼罩之下，熙尔森彻悟生死：“我的生命通过死亡，通过直面和接受死亡得到了延伸。接受毁灭成为生命的一部分，我不再浪费精力恐惧死亡、拒绝接受死之必然。恐惧和拒绝接受让大多数人的生命变得支离破碎，活着仅仅是苟延残喘而已。哪怕听上去荒谬，事实却是：摒弃死亡，我们便无法完整地生存;接受死亡，生命变得丰富。……目前为止，在人生这二十七个年头里，我从未见过一个死去的人。我常好奇自己对死究竟是什么态度。我从未深究过这个问题，也从来没有这个必要。而现在，死与生变得同样重大。我问候死亡，如同问候老熟人一般。一切水到渠成。甚至无需深思熟虑。死亡突如其来，就这样明白无误地滑入我的生命，悄无声息。现在，它在我生活中占据一席之地，我也明白它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登山宝训中，耶稣宣告，“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不曾皈依任何教派的熙尔森同样领悟到，自己“真该为这个德国兵祈祷”。“尽管身着清一色的军装，他们仍各有各的面孔。我们还会看到与这个德国兵类似的面孔，会在其中读到一些我们能够理解的东西：德国士兵也在饱受煎熬。受苦的人之间没有界限，我们必须为所有受苦的人祷告。晚安。”
七月六日。弗兰克一家别无他处可以流亡，在党卫军眼皮底下过起了危险的“躲藏”生活。“我还活着……这是最重要的。是的，我还活着，只是别问我怎样活着。”位于阿姆斯特丹普林森格拉赫特街的密室中，“我们不能再外出，这使我感到很憋闷，我怕我们会被发现、被枪杀。这个念头像一块可怕的大石头压着我。”
七月十五日。熙尔森开始在阿姆斯特丹犹太人委员会文化部工作。这份“地狱般”工作的实质，其实就是以犹太自治组织的身份照顾和管理集中营里关押的其他犹太人。两周后，熙尔森被调往维斯特波尔克（Westerbork）中转营。在那里，她的日记中断了一月有余。
七月二十六日。荷兰各地的天主教堂纷纷在礼拜日弥撒上宣读荷兰主教会议联名起草的抗议纳粹暴行的布道文。这一举动显然激怒了占领当局，他们决定采取报复行动，要将在荷兰境内登记的犹太裔天主教徒一网打尽。
八月二日。埃赫特的加尔默罗隐修院。晚祷刚结束，前来抓捕的盖世太保要求施泰因姐妹俩务必在十分钟内离开隐修院。斗室一隅的书桌上，是艾迪特・施泰因在匆忙中留下的《十字架科学》的未竟手稿。这一天，荷兰共有九十七名犹太裔天主教徒被捕，其中多数是修士和修女。受难的七日开始了。
八月七日。维斯特波尔克营。因为这次报复行动而被捕的犹太裔天主教徒中，有六十三位被一道送上开往东方的死亡列车。在这个中转营，施泰因不仅碰到了她的教女、同是犹太裔的莱斯（Alice Reis），还碰到了曾帮她用打字机誊写手稿的友人坎托洛维茨博士（Dr. Ruth Kantorowitz）和其他一些熟人。“我们内心平静愉悦。……现在我们终于体会到，如何仅仰赖内心力量生存。”
八月九日。列车抵达奥斯威辛营。施泰因姐妹还有其他一些从荷兰送来的犹太人，被直接送进毒气室，焚化后骨灰弃于田间，连尸骸也没有留下。
九月九日。阿姆斯特丹的瑞士领馆传来消息，施泰因姐妹的入境签证在头一次被拒签后终于成功签发了，有效期至九月二十九日。几经波折的营救活动总算得到积极回应。而此刻，这万事俱备时机欠缺的东风来得多么尴尬，就在一个月前，她们刚刚被盖世太保带走。 最终，施泰因没能等到自己一九三八年业已完成的神学大全《有限与永恒的存在》（Endliches und ewiges Sein）―“我留给德国的告别礼物”―的付印。受难之路尽头，她恰逢天命之年。
九月十五日。熙尔森才恢复记日记。“身边的人们一个个死去，上帝，我越来越想单独同你谈谈。我爱世人至深，因为在每个人身上，我都能爱你一些。我在每个人身上寻找你的影踪，而且确实找到了。……过去几个月，我活得如此深入，就好像我突然在几个月的时间里透支了今后的生命。……哦，上帝，过去这一年半，特别是最近两个月，简直像过了一辈子。……哦，上帝，我接受你给予的一切，我知道它们总是好的。我知道，承受重负的人终能将负担变为美善。……哦，上帝，为什么你不让我当诗人？也许你早已应允，我该耐心等待，直至赞美你的诗句在我心中成熟。哦，上帝，哪怕人类彼此仇视杀戮，在你的世界中生活仍旧美好。”
或许，两个月来整日穿梭于维斯特波尔克营的熙尔森，这颗集中营房里不懈思考的心灵，在八月初的某一天，也曾与被送来此地中转的施泰因姐妹相视一笑？甚至，她们还曾互致问候、短暂交谈、从对方身上洞见人性之美好？
马赛。韦伊在给贝兰神父的告别信中写道：“我们的爱当如光芒四射的阳光那样普照整个空间，平等地洒落到每个地方。基督要我们像阳光那样不偏不倚，实现天主的完美境界。……当人们的灵魂具有这种普天之爱时，爱就成为金翅小鸡，会啄破人世这只蛋的蛋壳。此后，它不是从里面热爱世界，而是从外部，从上帝智慧的所在地，即我们的兄长的所在地热爱世界。……人世间需要有天授的圣人，正像一个闹瘟疫的城市需要医生一样。只要有需要，就会有义务。”
五
通常，一个时代在那些最少受它影响、距离它最远，也因此遭受最多不幸的人身上打下它最清晰的烙印。
―汉娜・阿伦特
一九四三
四月十五日。韦伊因虚脱住进了伦敦的一家医院。一九四二年末，她从马赛辗转经纽约来到伦敦，参加在那里的“自由法国”运动。她本来就不佳的健康状况很快急转直下。在医院，她坚持同那些苦难的人们一起受苦，拒绝医生给她提供额外的膳食补助。“弥留，是至高无上的茫茫黑夜，即使是完美无缺者也需要它，以实现绝对的纯洁，为此，我宁愿它是苦涩的……实现纯真，即要承受整个世界的重担。就要抛弃抵抗的力量。”
六月六日。熙尔森再度只身前往维斯特波尔克营。本可选择在阿姆斯特丹就地“躲藏”的她拒绝这样保护自己，她放不下那些在营中受苦的人。几乎是同时，她的父母兄弟也都被集中到此营。
六月十三日。藏匿在阿姆斯特丹的弗兰克一家中最小的孩子安妮在“密室”中过完了十四岁生日，抄录下父亲写给她的生日诗：“一年又已经过完，你的时光没有虚度，通过学习、劳作和读书，你从未‘无聊’地打发时间。现在我听见你问：哪件衣服还可以穿？我的外衣和裙子都已太短，我的衬衫只到腰间，鞋子就更不用讲，使我多么痛苦难当。每个人都知道，只要长高十厘米，那就什么都再也穿不上！”对爱书的安妮来说，这都不算什么，重要的是她收到了喜爱的《希腊和罗马神话》。
八月二十四日。阿斯福尔疗养院，韦伊的生命止步于三十四岁。“幸运的是，地狱之门不会吞噬一切，真理不可腐蚀之核心尚在。”
九月七日。熙尔森和她的父母兄弟一道，被送上开往东方的列车。最后一封寄回阿姆斯特丹的信中，熙尔森说她随手翻开《圣经》，映入眼帘的是《诗篇》十八章第二节：“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角，是我的高台。”离开维斯特波尔克营时，熙尔森一家轻声唱着歌，沉着又坚定。
十一月三十日。奥斯威辛集中营，死去的熙尔森未及而立之年。她确信为自己终身使命的文学创作生涯还没有正式开启。
一九四四
六月十三日。少女安妮度过了在“密室”中的第二个生日，收到的生日礼物中有《玛丽亚・特蕾西娅》和五卷本的《艺术史》。“我还记得很清楚，过去阳光明媚的蓝天、鸟儿的歌唱、盛开的鲜花和皎洁的月光都不能长久地吸引我。而在这里却不一样了。……经过一年半以后，我第一次又亲眼看见了夜空。经过了这一夜晚，我想再看一次这些情景的愿望更强烈了，超过了我对老鼠、小偷和空袭的恐惧。……这不是我的想象，对天空、云彩、月亮和星星的观察使我平静，充满希望。这种药比镇静剂和安眠药更管用;大自然使我谦恭，同时准备更好地承受所有的打击。”
安妮的日记中止于这年的八月一日。三天后，因为有人告密，“密室”被发现，弗兰克一家被逮捕。
一九四五
解放前两个月，贝尔根-贝尔森（Bergen-Belson）集中营。少女安妮的生命凋零于微微绽放的二八年华。她没有看到日后如愿以偿成为作家的自己。战后，弗兰克家唯一的幸存者、父亲奥托将女儿的日记整理出版。
那些进入它（精神领域）的人彼此都能认出对方，因此他们“就像火花那样，闪耀出更明亮的光，直至隐入不可见，它们在不断的活动中变化着。这些火花互相看着彼此，每一个都更明亮地闪烁，因为它能看到别的火花”，并希望能被它们看到。
―汉娜・阿伦特
施泰因、韦伊、熙尔森、弗兰克，她们无一在黑暗时代幸存。这个时代将彼此并不相识的她们的命运交织在一起。而幸存的阿伦特对黑暗时代和其中人性（humanitas）的洞见，仿佛在为这几个精神相通的已逝生命作注。如果她们真的相识，如果她们互相交谈、谈论这个世界，是否会给彼此、给这个世界多带来一道启明的光亮？所幸的是，她们对各自命运的叙述保留了下来，让我们这些后来人能够时常设想她们相遇对话的种种可能，让我们能冲破时间的束缚，在空间的并列中，与她们自在地谈论这个世界。
你们这些在我们被洪水淹没的地方/浮现出来的人啊，当你们说起我们的弱点/请你们也记得/你们逃脱的/这黑暗的时代。
―布莱希特《致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