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第10期)二战中战略空军展现出了极强的攻击能力,这成为了战后成立美国空军的关键因素。B-17和B-29这样的重型轰炸机是二战期间维持战略轰炸的重要机种,这两种轰炸机是典型的杜黑空袭理论的产物――不错的航速和飞行高度、足够大的载弹量和强大的自卫火力。杜黑认为,只要轰炸机群有足够的速度和火力,就足以抵挡战斗机的拦截。从表面上来看,一个轰炸机编队的自卫火力只要协调的好,还是具有相当的火力密度的。当时的战斗机多半从后半球切入,占据鞍部向轰炸机射击,因此二战期间的轰炸机在设计的时候,都将后半球的火力设计的非常强悍。强悍的后半球火力迫使战斗机在拦截轰炸机群时,更多采用从前半球进入的方法,这样虽然射击窗口比较小,但是随着“殷表曼滚转”的出现并普及,战斗机在迎头拦截时可以采用这样的机动来获得一个稳定的射击窗口。
根据当时在纳粹德国空军服役时的施坦因霍夫的说法,30年代时德国发展起来的这支空军部队无论在数量、组织和构成上都不能适应它所承担的广泛任务。轰炸机部队在战略上没有受到重视,它既不是一支“战略轰炸部队”也不是一支“战术支援部队”,其实还不如简单说成是一支勉强“可以使用”的轰炸机部队。那些今天还主张“如果德国早日发展战略轰炸机部队,必将改变第二次世界大战进程”的人们高估了当时德国的资源和战争潜力。施坦因霍夫的结论没有问题,但是论据却值得推敲。德国空军在二战中的表现堪称杰出,最终被盟军压制并摧毁,更多是因为双方综合实力方面的巨大差异。如果要否定德国空军对地支援方面的成绩,那么无疑是抹煞德国空军在闪电战中的关键作用。施坦因霍夫的言论,更多应该看作是对德国当时装备的飞机性能表示不满。
在施坦因霍夫眼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战斗机部队的发展史上充斥着各种各样的错误,一些缺乏远见并不完善的计划为敌人带来了极大的益处。举例来说,1940年时,德国空军部队基本上是不具备全天候作战能力的,而且在整个战争过程中也没多少改进。梅塞施米特Me110战斗机是一种双座双发重型战斗机,配有一名驾驶员和一名无线电操作/领航员,是全天候战斗机最好的候选对象。但不列颠之战时,它执行的是昼间空战任务,使得德国空军战斗机部队在1940年根本没有夜间作战能力,尤其是缺乏仪表飞行的能力。当后期盟军轰炸机群在白天深入德国进行战略轰炸时,德国空军由于缺乏全天候飞行训练,以至于它的战斗机截击部队经常被跑道上的浓雾或是厚云层所阻隔,不能起飞作战,或者是不能爬升到正确的截击高度,经常会迷航和丢失目标。
德军的战斗机只能依靠正面强行冲击轰炸机编队,争取打散编队。之后战斗机利用自己机动上的优势从各个方向分别攻击落单的轰炸机。因此,德国人使用了FW190挂载火箭弹来从前半球攻击轰炸机编队,这个火箭弹并不是要击落飞机,而是要用于打散轰炸机的编队。一些德国空军的军官在战后认为,只要能够投入足够的资金和力量并装备足够数量的梅塞施密特Me262,就能够挽回败局。这种观点在战时得到了一些英国皇家空军高层的认同,极力夸张这种飞机对盟军制空权所带来的威胁。由于德国在战争末期以无力向这些武器注入更多的资金和人力,因此极不可靠的Me262给德国空军带来的只有因各种故障而摔掉的飞机。
盟军的轰炸机群遵循着杜黑的理论,对德国纵深的各种目标进行狂轰滥炸,但很快美国人发现,针对民心士气的轰炸显然不如轰炸工业目标来的更为有效。现在有一些人认为,美国人针对工业设施的轰炸是对杜黑理论的否定,实际并不是这样的。杜黑的理论固然存在这很多缺陷,但是针对工业设施的轰炸显然也是杜黑理论中所涵盖的。在这些人的看法中,杜黑的战略轰炸仅是针对普通民众,但从总体战的角度来看,杜黑更倾向于摧毁对方的工业能力。因此美军在二战中对德国工业设施、交通枢纽和空军基地的空袭完全符合杜黑的理论,并非如很多人想象的那样,二战中的美国陆航和海航已经脱离杜黑的理论独自发展新的空军学说。一直到今天,杜黑的很多理论依然指导着各主要国家的空军建设和发展。
美国陆航队由于早期在理论方面有着深厚的储备,因此对于战略轰炸的认识要比欧洲更深入一些。二战后,德国空军一些残存的精英对于自己的失败耿耿于怀,认为更早的建立战略空军和研制合适的战略轰炸机,是德国在1940年左右在欧洲战场赢得决定性胜利的关键。但是,从轰炸机制造技术和轰炸机战术发展的角度来看,即便德国在1940年左右获得相当数量的轰炸机,也无法对英国形成决定性的优势。尽管德军在海豹行动中在伦敦、考文垂和巴斯上空获得了相当不错的轰炸效果,但德国仅从1933年以后才开始大规模的扩军,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无法让足够规模的空军远程轰炸机部队获得足够的经验。而且如果向远程轰炸机项目和轰炸机部队投入足够的资源,那么在空军其他建设方面的投入就会相应减少;德国空军在二战初期对地面装甲部队的支援,是德国装甲部队获得巨大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远程轰炸机在使用上和执行战术支援任务的斯图卡攻击机有很大的差异,是否能够对战局形成帮助存在着疑问。因此斯坦因霍夫等二战期间德国空军精英们在战后的言论,实在难以令人信服。
美国陆航队和海军航空兵在20世纪30年代末期就开始逐步转入战时体制,并且在战前获得了划时代的马丁公司B-10轰炸机。这种划时代的轰炸机令各国开始广泛思考如何对抗大规模快速轰炸机编队的直接突防,最终在战斗机拦截技术和战术的发展面前,传统意义上的战略轰炸机部队走向了没落。在陈纳德开创性的提出“驱逐机可以有效的拦截轰炸机群”的观点后,各国防空力量逐步寻找出对抗大规模轰炸的办法。所以,掌握着当时最先进的轰炸机制造技术和作战思想的美国陆航队和海军航空兵显然就要比德国更能够把握轰炸机部队发展的脉络。
美国人很快就意识到,轰炸机编队无法独立突破地面防空火力和战斗机的拦截。在一些人看来,空军可以自由的选择在任何想要的地方突破地面部队的防空网,并且可以选择最大的兵力在最小的正面突破。这种观点看起来很正确,但实际上只有对空军作战缺少认知的人才会这样认为。
我们知道,在同一时间、同一空域同时存在的飞机数量是有限的,狭小空域内集结过多的飞机,并不能提高空袭或突防的效率。地面目标中的高价值目标往往不会存在于浅近纵深,在战略轰炸机部队看来,浅近纵深一些地势险恶之处的一两门炮或其他兵器,并非他们关注的高价值目标。由于纵深处的高价值目标往往处于重重保护,因此进入空袭的航路并非有无限种。通常情况下,考虑到躲开远程雷达的监视和最大程度延后拦截机群与本方遭遇的时间,会令攻击机群选择的航线只有寥寥数种。如果再考虑到护航机群作战半径的限制和轰炸机群自身集结的困难等等因素,实际留给轰炸机部队选择的方案非常有限。很多人幻想中的无限制、无差别的大规模空袭是只能停留在纸面上,缺乏可操作性的。
在战略轰炸机部队看来,纵深处的指挥部、交通枢纽(比如巴斯托尼)、预备队集结区域(尤其是装甲预备队集结区)、补给中心、关键位置的桥梁、火车调车场等等才是令其有足够理由去轰炸的战术目标。而他们最应该执行的是对敌方抵抗士气进行打击,轰炸的首选应当是城市、工业设施、港口和农田。但在对科隆的轰炸中显示,钢筋混凝土为主的现代化城市在面对大规模空袭时显得格外坚固。盟军对科隆的轰炸收效甚微,并没有显著打击科隆的工业能力并摧毁当地人民的抵抗意志,一定程度上反倒激起民众更强的反抗意识。
按照杜黑总体战的思路,对民众产生恐慌性的轰炸效果,应是在火旋风大量在轰炸中出现后才开始体现的,之前的空袭对于民众士气的打击收效甚微,这主要是当时轰炸机轰炸效率不高造成的。随着二战结束后对整个战争过程的反思,人们发现战略轰炸所带来的后续人道主义灾难是难以承受的,毕竟国与国之间战争的目的并非从物质上消灭对方,更多考虑的是本国更长远的发展。如果将一个邻国夷为平地,显然不符合自身长远的利益,因此如何摧垮对方的抵抗并尽可能的降低对方国民经济损失,是战略空军必须要考虑的。
但是在二战的实践中,很多时候并非完全按照这个逻辑去进行,比如德累斯顿大轰炸就显然存在着很多其他目的。萨克森州的德累斯顿位于易北河谷的要冲,是易北河河谷盆地中最大的城市,南面延伸到矿石山脉,北面是花岗岩陡坡,东面是易北河砂岩山脉,海拔约113米,最高点海拔约为384米。从德累斯顿往西北方向前进100千米就是德国腹地的重镇莱比锡,向北200千米是柏林,东面200千米外是波兰的弗洛茨瓦夫,南面不到150千米就是捷克首都布拉格。德累斯顿一度是萨克森王国的首府,并作为拿破仑的前进基地在德累斯顿战役中发挥了枢纽作用。在普法战争期间开始,德累斯顿东北的艾伯特市(Albertstadt)就作为普鲁士最重要的军事基地,可以容纳20000名士兵并囤积这大量的军用物资。在二战中,艾伯特市依然作为德军最重要的补给基地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在希特勒开始实施总体战的政策后,德累斯顿原本高度发达的光学工业(蔡司CarlZeiss和柏卡)在战争期间开始生产精密的瞄准设备,广泛用于德国的军事机器,其中虎式坦克上使用的由卡尔蔡司出品的合像式指挥仪是发挥88毫米坦克炮巨大威力的关键设备。总体战的政策非常残酷,甚至把和平时期的卷烟厂也改造成军火工厂。德累斯顿的工厂主要使用当地工人,但也使用犹太奴工,300名犹太人在德累斯顿的集中营中服苦役,其中大多数人,连同战前住在德累斯顿的6000名犹太人(幸存者中有德累斯顿本地的著名作家维克多・克莱姆柏乐)在战争结束前被杀了,有人揣测原因可能是不想这些熟练的犹太技工被苏联所利用。
德累斯顿遭遇大轰炸的一大关键原因是,1945年2月,胜利结束布拉格战役的苏军机械化集群已经前出到德累斯顿的接近地,距离德累斯顿市区已经不到80千米。而盟军在突出部战役后筋疲力尽,缺乏再次实施战略突破的锐气,需要时间对部队进行整补。德累斯顿作为德国东南部最重要的铁路编组站和调车场在突出部战役前后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另外易北河上的航运也为德军的运输带来了巨大的便利。于是德军在盟军的眼皮子底下,完成了25个师的重整和补充,希特勒妄图通过这次赌博式的进攻来横扫盟军,以求获得战略上的喘息来重新部署对苏作战。
盟军希望通过对德累斯顿的大空袭来拖延德军整补的速度,并寄希望摧毁城内的一些关键军工厂;而且从另一方面来看,盟军希望最大可能的降低苏军在占据德累斯顿后沿铁路快速接近并攻占柏林的可能。从这个角度来看,盟军在花园市场行动中丧失的战略主动权已经开始影响到其在战后的权利,因此盟军只能借助这种大空袭来挽回政治上可能的损失,即便挽回的可能性很小,但总比什么都不做来的强。基于这种考虑,英国人显然比美国人更热衷于这样以小利换大便宜的行动,于是在汉堡大轰炸中大显身手的英国皇家空军当仁不让的再次展示了自己的能力。
1945年1月,西方盟军统帅部制定了大规模空袭德国的“雷击”行动的几种方案,英国首相邱吉尔亲自把在预定的苏军占领区内的德累斯顿定为目标。1945年2月13日晨,时任英国空军轰炸机部队司令哈里斯下令,夜袭德累斯顿,实施“雷击”行动。机群分两批出动,间隔时间为3小时。13日下午18时,第一批245架飞机从英格兰中部的安德兰特机场起飞了,作为先导的蚊式高速轰炸机飞在最前面,随后是大批兰开斯特式重型轰炸机。22时,英国机群飞临德累斯顿上空。此时这座城市仍沉浸在一片安详之中,没有防空警报,没有探照灯光,剧院和影院照常营业,夜空中回荡着优美的舞曲。战后的公开证据显示,德累斯顿当时的防空力量只有一些少的可怜的“青少年高射炮民兵”。
1945年2月13日夜22时10分,在情人节的前夜,德国东部城市德累斯顿,这个被称为“世界建筑宝库和易北河畔的佛罗伦萨”、充满巴洛克风格建筑的文化古城突然遭到了猛烈的轰炸。炸弹掀开屋顶,炸飞窗门,城市成为一片火海。英国人再次让世界看到其野蛮的风格,这次轰炸对世界文化的打击丝毫不亚于当年的火烧圆明园。
英国的目标指示飞机投下了目标指示弹,接着令人恐怖的防空警报响了起来。22时10分,英国轰炸机投下了第一颗炸弹。飞在前面的轰炸机用爆破弹把古老的建筑物炸上了天,后面的轰炸机则投下燃烧弹,使地面成为一片火海。3小时之后,14日凌晨1时23分,第2批539架英国轰炸机又飞抵德累斯顿上空狂轰滥炸,投下了大量重磅炸弹和燃烧弹,火浪滚滚,汇成一片火海。高温造成一股强烈的冲天气流,由于火海的中心吸取新鲜空气,因而形成一股可怕的飓风。哈里斯所期待的火旋风再次形成了,就这样德累斯顿成为了一座翻腾的地狱。伴随着狂暴的风,火旋风成为了德累斯顿的主宰,在之前盟军轰炸中得以快速恢复生产的军工厂几乎在瞬间被夷为平地。第二次空袭后刚刚8小时,14日10时,白天的空袭接踵而至。第三批飞机是美国空军由野马式战斗机护航的1350架B-17空中堡垒式和B-24解放者式轰炸机,成千上万颗炸弹投到了德累斯顿的铁路调车场和市区北部。护航的野马式战斗机因为找不到较量的对手,便用它的6挺机枪对准沿易北河两岸逃命的德累斯顿幸存者扫射。
德累斯顿被英美空军的3749吨炸弹和燃烧弹夷为平地,市区变成一片废墟,大火连续烧了几昼夜,130万居民被炸死13.5万人,约35470座建筑物遭到破坏,茨温格尔宫(Zwinger)、圣母教堂(Frauenkirche)、塞姆佩尔美术馆(Semperoper)、日本宫(JapanischesPalais)、歌剧院等古代建筑连同这座名城一起被毁灭了。上百万居民无家可归。他们同外地逃难者形成一支难民大军。一位参与轰炸的英国空军飞行员回忆:“当时的场景让我完全震惊了,我们彷佛飞行在火的海洋上,炽热的火焰透过浓浓的烟雾闪烁着死亡的光芒。我一想到在这人间炼狱里还有很多妇女和儿童,我就无法自制地对我的战友们喊道:‘我的上帝,这些可怜的人们!’我无法形容我当时的感觉,也无法为之辩护……”
战后,人们认为“雷击”行动是不顾人道主义原则的“恐怖主义行动”,把哈里斯称为“屠夫”。哈里斯也承认,这是杀戮人民,他只是强调“雷击”方案不是由他制定的。指挥德累斯顿轰炸的英国皇家空军轰炸机司令部副司令桑德比中将称:“谁都无法否认空袭德累斯顿是一场真正德悲剧……真正无情的是战争。一旦全面战争开始,那么它就不可能有任何真正的人道主义。”为此,邱吉尔在其回忆录中写道:“如果我们走得太远的话,是否也会成为禽兽?”
德累斯顿大轰炸造成整个德累斯顿内城(15平方千米)被彻底摧毁(包括14000栋民宅、72所学校、22家医院、19座教堂、5个影剧院、50家银行和保险公司、31家百货公司、31家大型宾馆、62座行政大楼以及依哈哥摄影工厂),其它区域也不同程度受到破坏,只有别墅区所受的破坏相对较轻。全城共计222000座公寓住宅,其中75000座完全被摧毁,11000座严重受损,7000座受损,81000座轻度受损。由于政治宣传的影响,对于平民死亡人数的各种估计差异很大,纳粹德国的估计值为350,000到400,000,德累斯顿共产党政权的官方估计值逐渐增加,从25,000人逐渐增加到140,000人。不过德累斯顿市立博物馆的证据显示有25,000人死亡,死亡人数少于汉堡,但德累斯顿的城市规模小于汉堡。当时德累斯顿的人口是60万,还有至少20万来自东部前线的难民挤住在局促的房间内或途经德累斯顿。英国学者底彼德・阿宾格对那次大空袭作了估计。大约一共死亡135000人,这个估计一度被认为是最有良心的数据。但根据战后从科布伦茨的西德档案馆中找到的报告原件显示,轰炸后一个月纳粹德国的官方报告(TB47)确定的伤亡人数介于18,000到22,000人之间,估计的最终数据为25,000人,其中包括一些调侃“真相党”的句子:“由于谣言远胜过真实,让我们能被真实的数据所构成。”
德累斯顿大轰炸的背后,积累了太多的军事、政治和大战略角度的考虑。苏联一直对盟军对德累斯顿的轰炸颇有微词,盟军的空袭并没有光顾德累斯顿东北的坚固军事要塞――艾伯特市,这对于苏军对德累斯顿的进攻毫无帮助,却体现出了盟军对苏军的忌惮和防备。这次大轰炸在德累斯顿留下的轰炸后效丝毫不逊于美军在广岛和长期投下的原子弹,对近在咫尺的苏军造成巨大的心理阴影,并在之后的冷战中长期投入巨大的人力和财力,以求获得一种更可靠的防空系统来抵挡盟军的空中优势。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次大轰炸所达成的战略意义是无与伦比的,堪称空袭史上的传世之作。直到苏联解体,以美军为主的北约方面的空中打击能力都是苏军无法回避的问题。
美国本土没有遭到攻击,但在人道主义方面却没有任何更多的人情味。他们在广岛和长崎使用了原子弹,开天辟地的打开了“核子时代”的潘多拉魔盒,但是在空袭史上最令人感到震惊的却应该是东京大轰炸。在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杜利特尔这个美国航空史上的传奇人物就曾组织了一次对东京、横滨、名古屋和神户的轰炸。尽管这次轰炸显得苍白无力并更多是带来象征性的意义,但却让美国陆航队和海军航空兵意识到日本孱弱的防空能力,对强大的美军毫无抵抗能力。
随着B-29同温层堡垒式轰炸机的服役,美军拥有了更为强悍的战略轰炸能力。由于美军根本不担心遭到日军的报复性轰炸,因此美军的战略轰炸几乎是随心所欲的选择目标,唯一能阻挡美军空袭的只有老天爷――糟糕的天气有时候比日军的截击机更为令人挠头。B-29轰炸机的时速达563千米,飞行高度超过1万米,续航力为6430千米,打击距离达到2400千米,并能携带9,000公斤的炸弹。当时日本的所有战斗机都不能达到此高度,即使达到也追不上它们的速度。美军的首轮使用B-29的袭击是在1944年6月15日,47架B-29从成都起飞轰炸位于日本九州的八幡钢铁厂。但这次攻击并没有造成太大的破坏,68架飞机中只有47架命中目标,有4架未能起飞,有4架坠毁,有6架因机件问题要在途中弃置所带的炸弹,有一架被击落,其余的大多只轰炸了次要的目标。首次来自南方的袭击是1944年的11月24日,美军派出88架轰炸机空袭东京,意欲进行一次白天的精准轰炸。飞机在10,000米高空投弹,结果只有约30架飞机找到了轰炸目标,约10%命中预定目标,只有一个飞机制造厂受了轻伤。
当时美军并未攻占马里亚纳群岛、硫磺岛等军事基地,如果由中国出发则会有补给问题,而且距离也太远;由中国起飞的B-29必须减少载弹量以运载燃料,故此B-29在中国的日子里,只对日本发动了有限的攻击。直到尼米R海军上将的跳岛战术攻占了一些接近日本的岛屿后,美军第20航空队才被编入第21轰炸联队,并开始筹备对日本本州的大规模轰炸。美军在欧洲曾演练过大规模日间精确轰炸战术,但因日本的温带季风气候并不适合此战术,在午后最晴朗的时候往往会出现阵雨,因此最终美军决定在夜间进行地毯式燃烧弹轰炸,派出轰炸机在1500～2000米的高度轰炸日本的大城市。美军的战略轰炸造成的伤亡比后来的原子弹攻击还要多。
美军在1945年2月23日至24日首次对东京采取大规模燃烧弹攻势,当晚174架B-29轰炸机为了摧毁位于东京郊区的川崎和中岛飞机制造厂,在东京抛下大量凝固汽油弹(Napalm),把东京约2.56平方千米的地方焚毁。随后在3月9日至10日,美军再派出334架B-29轰炸机从马利亚纳群岛出发,再次使用凝固汽油弹对东京进行持续2小时的地毯式轰炸,每架飞机携带六至八吨燃烧弹,燃烧面积可达6500平方米。为避免不必要的伤亡,空袭时各轰炸机单独轰炸而不进行编队。3月9日傍晚5点34分,托马斯?鲍尔准将率领的334架B-29从马里亚纳群岛的塞班岛和提尼安岛机场起飞扑向日本东京。东京时间3月10日零时15分,B-29机群最前面的2架导航机飞入寂静的东京市区上空,在距地面不足500米空中呈十字交叉地投下了两串凝固汽油弹,瞬即燃起了两条火龙,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十字,为高空中的B-29主机群标明了轰炸坐标,期间,还有数十架经过改装的B-29直接撒下了数十吨汽油。这次空袭共投下了超过2千吨燃烧弹,东京首次出现火旋风(Firestorm),火旋风产生的高温足以使区内所有可燃物(包括人体)烧着,造成近10万人死亡,近41平方公里的地方被焚毁。东京约有四分之一被夷为平地,其中18%是工业区,63%是商业区,其余是住宅区。计划中的22个工业目标全部摧毁,26万7千多幢建筑付之一炬,上百万人无家可归,83793人被烧死,10万被烧成重伤。空袭中有9架B-29被击落,5架负重伤并在海面迫降,42架其余受伤飞机返回了基地。大火之后的清理工作进行了25天。
3月9日的轰炸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具破坏性的非核武空袭,这比二次大战中任何一次军事行动都造成了更多的伤亡,破坏力可以和后来的原子弹爆炸相提并论。待到天亮后,幸存者们被眼前的一切惊呆了:大部分建筑物荡然无存,街道已无法辨识,只剩下东倒西歪的水泥柱和钢筋混凝土的残垣断壁。一位幸存者回忆道:“我家附近所有的房屋都变得像融化的糖块一样。河水几乎都蒸发掉了,无数烧焦的尸体遍布干涸的河床。士兵和警察们正在堆放着死尸,尸体呈各种姿势蜷缩着。空气中弥漫着烧焦的臭味。天啊!那一刻我怀疑自己是否还在人间。”
火攻东京后不到30小时,317架B-29轰炸机又夜袭名古屋,使该市的飞机制造中心化成一团火焰,名古屋城的天守阁在空袭也遭到了毁坏。名古屋的航空业有着悠久的传统,战后川崎重工在名古屋设立了歧阜工厂、名古屋第一工厂和名古屋第二工厂等工厂,其中以歧阜工厂规模最大,用于组装波音777。三菱重工在战后也在名古屋成立了名古屋航空机制作所,一度可以生产F-86和F-4战斗机。
1944年3月13日,日本第二大城市大阪也遭到了300架B-29的轰炸,使用了1700吨燃烧弹,约20.7平方千米的市区在3小时内焚毁。16日,美军又轰炸神户,使其造船中心被摧毁。美军于四、五、六月又大举空袭日本各大中小城市。4月13日,皇宫与宫殿一部分被焚烧,明治神宫化为乌有。7月4日时美军宣布当时日本已遭受10万吨炸弹的轰炸。李梅派美机投下警告传单,通知下一步轰炸的目标,使他们更加恐惧。仅东京就有上百万人逃亡农村,工厂工人的出勤率不到从前的一半。轰炸东京及其他城市使日本战时经济陷入瘫痪。其后美军在5月26日再一次派出470架飞机轰炸东京,造成7415人死伤,22万间房屋被焚毁。连月来轰炸使东京有一半的建筑物被摧毁。
美国陆航总司令阿诺德将军委任柯蒂斯・李梅少将接任负责对日战略轰炸的第20航空队司令部指挥官时就对其寄予厚望。年仅38岁的李梅是当时美国陆航最年轻的将军,他曾在欧洲战场指挥B-17轰炸机部队对德国进行战略轰炸,取得了骄人的战绩,对战略轰炸有着深刻的认识和丰富的经验。李梅仔细比较了日本与德国在工业生产模式上的区别,发现日本不像德国依赖大规模集中的工业中心进行统一生产,而是先由分散在居民区的小作坊生产零部件,再送进大工厂进行组装。因此对德国工业中心致命的白天集中精确轰炸方式,在对付日本星罗棋布的小作坊时却难以奏效。此外他还发现了日本城市特有的弱点,比如:夜间防空能力差;住房密集且多为木板结构,极易起火;消防能力差。
李梅主导的东京大轰炸在最后阶段已经不再仅仅针对军事目标,甚至是连尚未收割的农田也在李梅的考虑范围之内。由于日本防空力量的薄弱,李梅甚至下令参加空袭的B-29卸下除尾炮以外的所有武器,全部携带燃烧弹。这样B-29拆除武器所节省的重量,加上不必采取高空密集编队飞行所节省的燃料重量,可以使每架B-29载弹量从昼间精确轰炸时的平均3吨,增加65%达到7吨以上。这种做法几乎是对日本防空力量的藐视,尽管这些年有很多人鼓吹日本在二战末期的一些应急用的截击机,并给出了极高的评价,但在李梅的数十年前狂放的做法面前,这些鼓吹都毫无意义。
要比较德累斯顿大轰炸和东京大轰炸哪个更血腥和残酷,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从反法西斯战争的高度来考虑,李梅的做法无可厚非,毕竟减少了成千上万的盟军将士的牺牲;日本前首相近卫文O也曾指出,东京大轰炸使日本开始考虑接受停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战略轰炸获得了辉煌的胜利,这种胜利是战后独立成立美国空军的重要依据。
但是,战略轰炸的低效率和长期性会导致战争必然迁延日久,无法短期内收到效果,这对于地面部队和国内政治力量来说是难以接受的。地面部队希望空军可以提供切实有效的空中支援,毕竟地面部队遭遇的情况不可能按照空军轰炸计划的时间表去走,一旦出现不利情况,地面部队需要和空军去协调相关事宜,费时费力且未必能收到好的效果。美国陆航队的建立原本是用于战术支援的,但是在发展中却倾向于投入战略轰炸,这偏离了成立陆航队时的初衷,却获得了二战期间的一系列重大胜利。反倒是德国空军一直将主要力量投入战术支援和防空作战,最终的结局是以失败而告终。这种巨大的反差让二战之后的世界各国的航空力量都得出了一个最直接的观点――战略空军可以独立决定一场战争的胜负。在这样激进的思想下,各国空军在军用飞机的选型和体系的建立时就走了一些不必要的弯路。比如战后美国海空军就希望获得一种远程护航战斗机,来掩护远程重型轰炸机编队,于是F-101出现在人们的面前。
根据军方的要求,麦道公司详细设计一种战略突防战斗机以保护当时新成立战略空军司令部的轰炸机。空军订购2架XF-88“魔术师"原型机,并要求在合同签订6个月后交付。第1架XF-88于1948年10月20日首飞,但空军要求麦道公司对原型机进行结构中的重新设计,将直翼改为后掠翼,以及改变发动机进气道的方向,以避免高度时出现压缩机停转现象。由于资金短缺,以及美国把重点放在F-88所要护航的B-36轰炸机上,另外还有大量的F-84E自1948年底装备美国空军部队,能够满足美空军对突防战斗机的立即需求,所以美国空军取消了F-88计划。于是,空军考虑发展一种新的战斗机,以取代F-84E和F-84F,但这个计划未得战略空军司令部的支持,因为战略空军司令部想要求一种远程战斗机能够给越洋飞行的B-36护航。战略空军司令部于1950年1月12日规划出对在1952至1953年间所需临时飞机的性能的最小需求,于是空军司令部同意评估承包商所提供的设计,看其是否能满足战略空军司令部的要求。当时洛克希德提出F-90和F-104,麦道提出了F-88的改进型,北美空军提出F-93型,诺斯罗普公司提出了F-89的改进型,共和公司提出了F-91、F-84F和改装涡轮螺旋桨发动机的F-84F。美国空军选择了麦道公司的F-88改进型。
朝鲜战争的经验促使美国空军生产F-88,因为当时现有战斗机不能对B-29进行令人满意的护航。1951年10月,美国空军将原计划分派给F-84F的资金划拨给F-88,以便其进入生产阶段。美国空军对F-88的生产要求是早期生产的机身应与“最后”系列生产的机身一样,首先生产的飞机能安全现有的装备、系统部件和发动机,随着装备的发展到可使用时,机身应能得到改装以便安装这些设备。美国空军将加以改进的“魔术师”重命名为F-101。1954年9月第一架飞机试飞,生产型F-101A于1956年开始交付战略空军。随后,由于美空军用B-52轰炸机取代了B-36轰炸机,F-101A作为护航战斗机失去了作用,美战略空军遂取消了F-101的后续改进计划,并将该机的计划全部转交给战术空军,生产型F-101A也于1957年7月开始全部移交战术空军。
军方游移不定的决策和定位,让F-101在服役后成为了高不成低不就的鸡肋。后续的F-101B/C并不能适应战术轰炸机和截击机的角色,这使得该机成为美国空军建设摸索中所付出的代价。后来,草草登场的F-101被改装为RF-101A/C系列的战术侦察机,并交付了8架给台湾空军,该型飞机的大航程和飞机速度上的优势让解放军空军一度颇为头疼。
代替B-36出现的B-52轰炸机在出现后一度被认为是战略轰炸时代的巅峰之作,但是很快在越南战争的实践检验中被证明难以完成现代战争中的战略空袭任务。这是因为杜黑理论下的大规模战略空袭已经在二战中得到了全世界的充分尊重,在二战后苏联由于担忧北约的空中优势,开发了一系列完善的地面防空系统并用于遏制空中力量的作战。完备的地面防空力量、分门别类的苏式截击机和一体化的防空指挥系统,构成了强大的苏式防空体系,这种体系成功的在越南战争期间削减了美国海空军的作战效能,让美国不得不在越南战争的泥潭中跋涉了多年。
在越南战争中,美国空军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空军发展战略,战术支援任务被提到了一个和战略轰炸相同的高度来对待,于是精确制导的时代就此到来了。尽管精确制导武器在最初的年月有着很多可笑的问题,比如GBU-28宝石路激光制导炸弹在越南战争中就暴露出一个很让人无语的问题。宝石路炸弹需要测算风标头获得空速来估算激光探测器和目标直接连线的夹角,并进一步对弹进行修正。但由于风标头测出的空速和地速之间存在一些差异,因此导致宝石路炸弹在风较大的情况下误差非常大,经常导致脱靶。但是在执行作战任务时,战区的气象条件并不能及时获得,可能在进入战区后突然刮起风。因此在越战期间,美国海空军不得不让RF-101C经常深入战区收集气象数据,以协助精确制导武器的使用。
随着精确制导武器的不断改进,其使用限制越来越少,但是防空武器系统也没有放慢自己改进的脚步。现代最先进的防空导弹系统已经不仅能拦截飞机,对于超低空突防的导弹也有很高的拦截率,因此在对抗先进防空系统时,就需要战术飞机和战略轰炸机部队密切配合。而这就又回到了上面的一个问题,空中力量之间尚且需要协同,那么地面部队的需求又有谁来协同?陆军的直升机部队的支援范围显然不足以满足需求,因此苏联人就采取了一些被人诟病多年却行之有效的办法――将一些固定翼强击机配属给陆军。苏联陆军的方面军级别的部队可以获得相当数量的苏-17/22和苏-25强击机的支援,这就减少了大量协同上的扯皮官司,加强了机械化集群突击时的锐势。
但将固定翼飞机加强给陆军也是存在麻烦的,陆军将不得不花一笔巨额的开支去养一只功能单一的部队,效费比不高,于是在上世纪70年代开始新军事革命就提出了一些新的概念。比如说多用途战斗机的出现就开始将轰炸机和战斗机的一些功能在同一平台上整合,这种思想的最经典产物就是F-15和F-16。但是,多用途的反面就是高不成低不就,随着对地打击手段的多样化和远程化,多用途战斗机在执行远程打击任务时就显得受限颇多。如果要改进电子设备、加强结构以适应对地打击的需要,那么空战能力就会一定程度的下降。好在随着空战理念的改变,超视距空战逐渐成为了一种时尚,更先进的平台可以提供更好的超视距空战能力,并且可以兼顾相当强的对地打击任务。这种先进的空军发展思想使得美国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中期获得大量F-15和F-16的改进型,获得全球范围内的赞誉。但是,这种改进所带来的是作战飞机的采购成本和维护成本直线上升,即便是美俄等国也难以维持巨大的作战机群,美国在冷战后就一直有意识的收缩其作战飞机的规模,并希望获得一些使用成本更低的平台。这种思潮的是F-22和F-35出现的根本原因,毕竟以F-15和F-16为核心的美国空军早已无敌于天下。
另一方面,远程精确打击武器的出现逐步开始模糊了战术支援和战略轰炸的概念,现在很难通过一些简单的概念来区分空袭任务到底是不是有着战略意义,而UCAV的出现也在让人们思考未来空袭的发展方向。空袭的样式也从原来的固定航路进入,转变为各种丰富多彩的样式,反舰、反辐射、对地支援、远程打击等不同的样式都需要不同的战术和其他一些技术兵力兵器的支援。
空袭这种概念,是将战争从二维的平面带入了一个全新的三维世界,并随之改变了人类的历史。随着人类对三维世界的认知逐渐加强,空袭也越来越多的附带了更多的元素。从目前的趋势来看,UCAV在使用上还存在一些难以逾越的技术瓶颈,难以在短期内对有人机主导的空袭构成威胁。可以认为,在未来30年内,有人机空袭还是主要的潮流,但是反辐射、反舰、对地支援、远程打击等概念会进一步模糊,弹的通用性会进一步加强,但这样会进一步的加强武器系统的采购成本。
我们通常会认为一些制导武器的成本会比传统的无制导武器更低,但事实上这个问题是需要区别看待的。传统的无制导武器虽然命中率低,达成同一效果所消耗的弹药和付出的代价要比使用精确制导武器更高;但传统无制导武器的制造更容易,适合低烈度战争,而且在使用了一些成本不高的简易制导设备后,精度并不是很难看。至于各国空中力量会在现在这样的技术变革时代,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那还真的有待于进一步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