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结束后，老人脱离了部队，此后的几十年间，他对自己在抗战期间的这段经历绝口不提，就连家属也是十几年前才得知他有这样一段往事……
迄今为止，我去过孙影萍老人家两次，第一次是与许多志愿者同行，第二次则是在一周后与女友单独前往拜访。后来的一次登门主要是为了更详细地了解老人的抗战经历，而对我触动颇深的却是第一次见到孙影萍老人的那天。
留在心底的伤
那一日，我们同行的人很多，除了贵州关爱抗战老兵的志愿者外，还有云南卫视《最后的抗战老兵》纪录片摄制组。我们一行人来到老人家门前，首先出来迎接我们的是孙影萍老人的儿子。孙老的儿子比我父亲小两岁，按辈分我应叫他孙叔。记得那天与我们初次见面的孙叔非常激动，他说他的父亲憋屈了几十年，今天终于有人来看望他老人家了。
孙叔将我们迎进家门后，立即将有客到来的消息告知坐在椅子上的孙影萍老人，直到这时我才发现老人双目已经失明。老人听说有人来看望，便努力要起身来迎接，孙叔见状忙将老人扶到客厅的椅子上坐着。听到来访志愿者们的声音，孙影萍老人的脸上露出祥和的微笑，嘴里不断说着“欢迎”这两个字。听老人的家属说，老人自昨天知道有人要来看望他的消息后，竟然激动得睡不着觉。
据了解，孙影萍老人的原名叫孙仁杰，生于1926年10月16日。抗战时期曾在国民革命军第74军中当兵，参加过著名的常德会战。老人在战争结束后即脱离了部队，此后的几十年间，他对自己这段抗战经历绝口不提，就连家属也是十几年前才得知他有这么一段往事。
孙叔安排我们坐下，双方闲聊了一阵后，我们便将锦旗赠送给老人。由于老人眼睛看不见，我们便让他握着锦旗，然后由一位志愿者照着锦旗上的字读给他听：
“抗日英雄民族脊梁，功昭日月国人共仰！”
听到这两句话，老人脸上的笑容顿时绽开了，他激动得直点头称谢，嘴里喃喃说道：“恢复政治名誉了！恢复政治名誉了！”
赠完锦旗，所有志愿者为老人唱起了那首 “老兵中秋回家乡”活动的公益歌曲《老兵》：
遥远的故乡遥远的梦 遥远的青山岗 淡淡的云朵悠悠地唱着 心伤而无悔的歌 问一声老兵 家乡可曾在远方静静地把你守望 流逝的时光悠悠地荡漾 风中腊梅的香 遥远的故乡遥远的梦 遥远的青山遥远的河 漫野的山花年年在唱着 美丽而动人的歌 问一声老兵 家乡可曾在远方默默地把你召唤 遗忘的时光摧人的风霜 留在心头的伤 那是岁月里的风 吹散你心中的痛 回首往事如烟 把那前尘相送 壮志的心盛满家乡的酒哟 一段年华不老的梦 （一段年华沉淀多久永不忘的梦）
歌曲旋律婉转而忧伤，我们唱着唱着，老人的泪从失明的双眼中掉落下来。志愿者的歌声没有停止，老人边哭边用手绢擦拭着眼泪。孙叔说：“几十年了，他憋了几十年了，今天哭出来，他的心里就好受了……”
一曲《老兵》唱完，好几位志愿者的眼眶都红了。
被骗入伍，鏖兵常德
一星期后的又一个周末，在女友的陪同下，我再次来到老人的家，出门迎接我们的依然是孙叔。孙叔告诉我，自从上次我们来过之后，大概是因为心情好的缘故，老人的精神状态比以前好了很多。这次见到孙仁杰老人，他的情绪的确比上次稳定得多，憋在心中几十年的往事，他终于可以光明正大的说出来。
我们坐在老人的面前，老人问：“从哪说起呢？”
“就从您参加部队的时候说起吧。”我说。
“1943年，我被抓壮丁。”孙影萍参加部队的经历并不是一段令他愉快的记忆，但他却记得异常清晰。老人接着说：“我的老家是黔东南凯里，在那里有条河叫龙头河。那天我正在田里插秧，保长就来喊我去开会。那个保长姓胡，胡志明。我跟着他去，结果一走到门口，看见里面的人都坐满了，大概有一百多人，我看到才晓得是要拿我们去当兵。”
保长把骗来的孙影萍交给接兵的人，随即就与其他一百多号人一起被辗转送到贵州镇远师管区。在镇远，他们又被关闭了几个月，一直到当年的8月左右才被送至湖南补充给部队。我问起老人当年所在部队的番号以及长官姓名，他说：“我们的部队是74军，当时我太小，记不得军长叫什么了。”
我向老人提醒了王耀武和施中诚的名字，可老人始终回忆不起来。不过老人却清楚地记得他所在部队是“国民革命军第74军第58师174团2营4连3排”。74军58师，这是我很熟悉的一支部队，因为该师师长是我最敬重的人之一。于是我追问老人：“您还记得师长是谁吗？”
“师长记得。”老人口齿不太清楚地回答说，“师长姓张，弯弓张，张立普。”
我心里明白，老人说得这位“张立普”师长就是抗日名将张灵甫将军。在贵州话中，“立”和“灵”的读音非常相近，而“甫”与“普”就是同一个读音，所以年事已高的老人才会将张灵甫说成“张立普”。在1943年，张灵甫将军确实担任着74军58师的师长。接着，老人告诉我，他入伍后部队便在湖南桃源整训。据霍治安先生所著的《军事指挥官张灵甫》一书记载：“在鄂西会战结束后，第74军军部与第51师、第58师调到桃源县整训备战……”老人的口述又一次吻合了58师的历史，到这里我已经可以确认，他的师长就是张灵甫无疑。遗憾的是，当我问起老人是否见过他们的师长时，老人说：“我那个时候只是个兵，只能见到连长营长，没见到过师长。”
1943年11月2日，日军兵围常德，大会战一触即发。11月14日，长官部电令余程万将军所率领的57师坚守常德城。张灵甫将军所率领的58师作为外围的救援部队，早在11月8日就推进至慈利县境内，在雷雨垭、余儿垭一线抢占阵地。在万分危急的形势下，张灵甫将军麾下的官兵们依然保持着正常的生活。据孙影萍老人回忆，他在部队里每天可以吃到半两米，生活一切正常。虽然部队还没给他们发饷，但老人说：“我们那时也用不着钱，主要是要有吃的。”
漆家河之战
张灵甫所率领的58师在常德会战中与日军的首次交火发生于11月18日。这天早晨，日军第13师团向第58师发动进攻，并派遣一部便衣向羊角山迂回包围。由于师长张灵甫率部沉稳抵抗，日军久攻不下，不惜动用毒气，终于夺下我军的落马城、羊角山阵地。但在日落时分，又被张灵甫指挥部队反攻夺回。不过孙影萍当年所在的174团2营并没有参加这次战斗，他对战场最初的印象是一个名为漆家河的地方。 漆家河起初是日军布防的阵地之一。58师在湖南首战之后，张灵甫又于11月29日率部与日军激战于黄石，战斗中，58师的上校师长杨剑秋率部突袭黄石城区，与日军血战殉国。而日军第13师团第116联队第2大队大队长山田男也被我军击毙。此一战稳住了黄石阵地，这让张灵甫得以率部向日军的漆家河阵地发动进攻。11月30日，张灵甫击溃日军，敌将鹿赤里溃逃，漆家河阵地被我军攻克。孙影萍老人就是在这时候被调往漆家河修筑工事的。就在这个地方，一场惨烈的争夺战即将开始。
战斗已经进行了10余天，常德城内的57师守军已经战至弹尽粮绝的地步，而日军第11军司令官横山勇也亲自到常德前线督战，以求尽快攻克常德，这样，他便能体面退出中国军队的包围圈。城外的战斗同样惨烈，漆家河被58师占领意味着日军13师团被切断了后路，为保住自己的退路，日军13师团再次对阵地发起攻击。当时在漆家河阵地挖战壕的孙影萍老人清楚地回忆了这场战斗：“太阳正当顶的时候，我在漆家河的山顶上正在挖战壕。这时候我们的侦察兵用望远镜观察到了日本兵来了。大概是下午6点钟的时候，日本兵冲了上来，我们拚命把日本兵打下去，一直打到凌晨2点过，日本兵越来越多，很快我们就被日本兵包围了……。”
据老人回忆，他们被包围后，师部又派了援军对日军形成反包围，双方激战至深夜时，他们接到了撤退的命令。当年撤退的情景给老人留下深刻的记忆，他说：“我们撤退时是深夜，有老百姓带路，我们就跟着走。夜晚我们看不到亮，只能一个扶着一个，前面的说靠左我们就靠左，说靠右我们就靠右。我年纪小，走在部队的最末尾，和部队的几个伙夫走在一路。5个伙夫挑着行军锅这些东西，一不注意就摔到水里去了。我听见他们喊‘唉哟，痛死我了！’……当时天又黑，大家都在撤退，没有哪个能救得了哪个，只能跟着前面的部队走。”
孙影萍老人最终也不知道那几位伙夫是否被人救起。在撤退的途中，除了崎岖坎坷的道路，他们还要面对的威胁是从日军阵地呼啸而来的子弹。老人回忆说：“到天有点亮的时候，我们走到日本军营的侧面，日本人发现我们这边有人就开枪，那子弹从远处打过来‘咻！咻！’的响，当时我右脚上前，那子弹就打在我的左脚前面一点，‘噗！’一声，我看见那泥土溅起一卡（约10厘米）多高，如果我当时是左脚走上前，我就大腿被那子弹打中了……”
那次撤退，孙影萍走了三天三夜，也饿了三天三夜。他在漆黑中与大部队走散，几天粒米未进令他精疲力竭，就在感觉自己快撑不下去的时候，一位好心的湖南老百姓给他吃了一碗饭，将他从死亡的边缘救了回来。由于一时无法与部队取得联系，孙影萍也就暂时寄宿在那位湖南老乡家里。
日军违反国际公约
1943年12月20日，常德会战结束。在这次大会战中，有抗日铁军之称的国民革命军第74军各师都付出了惨重的牺牲，日军在此战中的伤亡亦高达2.3万余人，是所有出战部队的18%。孙影萍老人告诉我，当年他在撤退的途中就看到过许多被打死的日本兵，在他印象中，那些日本兵都是矮壮矮壮的，脸上留着络腮胡……
常德会战结束后，58师在会战中的表现受到了最高统帅蒋介石的褒奖，师长在张灵甫因解围常德有功，获得四等云麾勋章。两个月后，蒋介石在第四次南岳军事会议期间对常德会战进行总结，演讲中，他对74军赞扬道：“第74军此次除以57师担任常德城防外，其他两师共计只有6个团，在常德周边对抗敌人13师团全部与其他一个师团共计不下6个联队，经过月余的苦斗，始终与敌周旋到底，并且处处立于主动地位，向敌人断行攻击，这实在是我们革命军抗战史上最辉煌的战绩……由此可以证明我们革命军的精神和素质，实在可以以敌军对比而有为余，我们一般将领更应该有此自信。只要你们能够研究敌情，精练部队，整饬纪律，就没有不能打胜仗的道理。”
这份荣耀属于每一个浴血在常德战火中的58师战士，自然也包括当时与部队失去联络的孙影萍在内。不久后，孙影萍意外见到受伤的战友，正是这一次偶然的相遇开启他的回乡之路。
“我有一个老乡，当初和我一起去当兵的，姓潘，叫潘一新。他的脚骨头被日本人打断了。当时我找到他，扶他找到部队野战医院……医生给他把弹片取了，把肉缝好。但是日本人那个子弹是开花子弹，子弹进去的口小，但出来就是一个大窟窿，像鸡蛋这么大。我那老乡被打到骨头，骨头就断了。”老人回忆道。
开花弹（达姆弹）是在弹头顶端开口的枪弹。开花弹头射进身体，会造成身体内相当恐怖的炸裂性伤口。弹头射中头部，就会爆头开花甚至掀掉半边脑袋。开花弹之所以具有这样大的杀伤力、破坏力，完全是由于这种子弹的弹头顶端有一个切口，弹头里面的铅芯裸露在外面，弹头一旦射入身体就会变形、翻滚，伤口进口小，出口大。孙影萍老人这段口述有个值得重视的地方，那就是日军践踏国际公约使用开花弹头的问题。
早在1868 年的圣彼得堡宣言中，就曾有禁止在国际战争中使用某些特定的爆炸型弹头的内容，宣言称：“国家在进行战争时唯一合法的目的在于削弱敌人的军事力量。只要让尽可能多数的人员失去行动能力就已足够达成这个目的。使用会造成受伤人员更多苦痛或导致必然死亡的武器会超出这个目的的范畴。因此，使用这种武器违反人道法则。”日内瓦公约中同样规定在国际战争中禁止使用非人道武器，而非人道武器就包括毒气、爆炸型弹头等。1899年海牙公约的第三项声明《禁用入身变形枪弹的声明》，明文禁止“进入人体后易于膨胀或变扁的弹头”。 不过，这些国际公约对日本人来说显然只是一纸空文，可以任意践踏。
侵华日军在中国战场上不仅使用开花弹，而且多次使用化学武器屠杀中国军民，就在孙影萍参加的常德会战中，日军攻城时先是炮火轰炸过后，接着又施放催泪弹、毒气弹达3个小时之久，造成了中国军民的重大伤亡。至于爆炸型弹头，应该是因为日军在中国战场使用的主要武器三八大盖穿透力太强，很难让子弹停留在人体内，于是日军便对弹头做文章，使用开花弹以求最大力度地减损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增加中国军队医疗后勤保障的压力。孙影萍老人说，他的战友潘一新的腿中了这一发“开花弹”之后，骨头全碎了，连医生也无可奈何。伴随这颗子弹而来的，是终身残疾。今天我还再提这些被践踏过无数次的公约，也许在某些人看来是十分的幼稚天真的，但我想这是对文明与人本最基本的敬畏。尽管在某些国家面前，它们形同废纸！
老兵回乡
都梁先生所著的长篇军事小说《大崩溃》中，有一句对白很能反映抗战中后期中国军队的情况，即“这些狗日的新兵要是一仗打下来不死，那可就都是老兵了！”
半年前还在家乡务农的孙影萍在常德这场恶战中幸存下来，已经称得上是一位参加过大仗、恶仗的老兵了。他的战友潘一新被日军用“开花弹”打伤后，经医生鉴定已无法治愈，便批准由孙影萍这位有经验的老兵送他回家。在老人记忆里，当时伤兵能获准回家并非一件容易的事，他说：“当时58师的师部、174团的团部、第一营的营部都来了人，还有连长、排长一起来开放行条，有了这个放行条，走在路上就没有人敢阻拦，当地的保长看到有这个（放行条）也不敢抓人。因为他（潘一新）一个人走不起，所以就派我照顾他回老家去养身体。”
将受伤的战友送回老家后，战争已接近尾声，孙影萍选择留在家乡，从此脱离部队。据说这位姓潘的战友回乡后定居在凯里，前两年还被寻访老兵的志愿者所发现，遗憾的是，潘老人已于几个月前去世。孙叔说，他的父亲经常问起这位潘战友的近况，他告诉父亲说这位潘战友已经走了，可老父亲似乎不愿相信，还不停地追问：“老潘走了？他走哪里？他去哪里旅行了？”
临别时，老人不断地对我们说“谢谢”。这几乎是看望过的每一位老兵说得最多的两个字，可我们又怎能承受得起？我对老人说：“该说谢谢的，是我们。我只有23岁，从出生起就远离了战火硝烟，我们这一代人无法体会您那个年代的苦难，但我们不会忘记在国难当头时，是你们捍卫了这个国家、民族，没有你们也不会有我们。你们是我们的民族英雄，就算再过几十年几百年，我们的子孙都不会忘记你们……”
老人对着我的方向敬了一个军礼，我亦向他还礼，尽管他的双目已经不能看见。他情绪很激动，直说：“谢谢，谢谢你们，我值得了，值得了……”
一句“值得了”说得太沉重。1943年那段硝烟中的青春岁月给曾他带来太多的心伤，然而他终究无悔。这是一个民族的亏欠，希望此时的救赎，还不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