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时期后，在学界同仁的共同努力和推动下，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开始复苏，并在真正意义上成熟起来。三十余年里，中国比较文学从混杂走向规范，完成了研究方法和理念一系列的反思、调整以及更新。在这一发展进程中，比较文学学科第一位“长江学者”、现任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曹顺庆的学术批评活动和理论构建实践，尤其值得关注与重视。
曹顺庆的学术研究生涯是从中国古典文学起步的。作为“龙学泰斗”杨明照先生的弟子，曹顺庆受到了系统科学的学术训练，具有扎实完备的国学素养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真挚的热爱，这些不但为他将来的学术成长打下了坚实基础，而且还深刻影响了其学术批评与理论构建的原初动机及基本形态。在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学界“走向世界”的热潮中，曹顺庆在把握学术动态的基础上，立足学术前沿，自觉拓展自身学术视野，主动将研究眼光从古代文论投向比较诗学，并于1988年出版了国内第一部以“比较诗学”命名的学术专著《中西比较诗学》{1}。由此，他实现了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者到比较文学学者的身份转型，开始了在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领域长期的奋力开垦和辛勤耕耘。
本文拟就“失语症”“比较文学中国学派”以及“变异学”这三个最富理论价值和深度的命题展开讨论，以期由此窥得曹顺庆――上述命题的提出者或参与者――“扎根本土，会通中西”为特色的整体学术风貌。
一、从“失语症”到“重建中国文论话语”
在国内，原指患者语言能力受损或丧失的“失语症”这一医学术语首次被借用到文学批评领域，是在1990年发表的《文学失语症》一文中，作者黄浩以此术语来批判新小说一味模仿西方的语言实验：“新小说所患的是运动失语症，即语言传达的功能性障碍疾病。通俗一点讲，就是新小说说话困难。”{2}然而，“失语症”真正引起学界广泛关注和激烈讨论，则是在曹顺庆将其引入至中国文论话语领域之后，他不无痛心地撰文指出：“我们一旦离开了西方文论话语，就几乎没办法说话，活生生一个学术‘哑巴’。想想吧，怎么能指望一个患了严重‘失语症’的学术群体在世界文论界说出自己的主张，发出自己的声音！”{3}此命题一经提出，就引起“轩然大波……成为世纪末文坛最抢眼的一道景观”{4}。
需要明确的是，曹顺庆在以《文论失语症与文化病态》为代表的系列文章中所使用的“失语症”与“话语”“话语权”这两个概念是密切相关的。话语源自拉丁语“Discursus”，本为语言学术语，后经巴赫金、福柯等人阐发，“话语”一词从语言学范畴中走出，其意义更多地落脚于文化学及社会学领域，它迅速地与思想体系、意识形态、价值观、信仰及权力关系相结合，成为西方学术体系最炙手可热的批评术语之一，而“话语权”，顾名思义，即熟悉话语的基本规则，掌握话语生成与言说方式的权力{5}。“失语症”所失之“语”，即是上述的“话语”及“话语权”，也即“所谓‘失语’，并非指现当代文论没有一套话语规则，而是指她没有一套自己的而非别人的话语规则”{6}。学界会有如此窘境，曹顺庆指出，这源于近代以来中国知识阶层在与西方政治、军事斗争的失利中所产生的民族自卑感，由自卑感进而演变至一种全面否定传统文化的偏激的文化病态。
关于曹顺庆提出的“失语症”，我们必须从以下两个方面把握：一方面，“失语症”的提出并不是为了哗众取宠或者是制造话题效应，更不是一种毫无实质内容和意义的策略性表达，它是对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界现状的宏观概括，是对以前存在当下仍然存在、需要学界继续努力才能解决的实际问题的客观描述；另一方面，提出“失语症”并不是对百余年来中国现当代文论发展进程及所取得成果的全盘质疑乃至否定，凸显、强调它的着眼点在于过去发展的反思、现实状况的改善与未来战略的调整，毕竟，解决问题远比提出问题更为重要、更有意义。
关于前一点，当前中国文论界确实广泛存在着“失语”的病症，这体现在两个方面。
（1）中国古代文论的失效。在“……中国文化在近代被迫从直观体验式的‘感悟型知识质态’被整体切换为逻辑分析性的‘理念知识形态’后”{7}，中国古代文论基本上丧失了对现当代文学的阐释力，取而代之并大行其道的是西方文论，“比兴“滋味”“气象”“神韵”之类的古代文论术语则很难见诸文学批评中。当古代文论被置入西方文论的逻辑域中进行审视与重估后，更深层次的“失效”随即发生：古代文论被贴上了“零乱琐碎，不成系统”“缺乏科学的精神与方法”等标签{8}；甚而，中国学界还遭遇了“中国人读不懂中国古代文论”的乖谬处境，曹顺庆常提及的围绕“风骨”意义阐释的争论即是显例{9}。
（2）对西方文论的“消化不良”。古代文论“失效”以后，取而代之占据学界主流话语的西方文论的接受和使用情况又如何呢？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唯美主义、象征主义、自然主义、现代主义、女性主义等一系列五光十色的西方文论术语被以一种“饥不择食”的方式引入进来，研究者本来就在“消化”这些纷至沓来的理论资源中焦头烂额――文学审美与批评的主体性迷失乃至丧失正源于此，更何况这种“消化”本身就是“不良”的：最具代表性的公案就是学界冠李白的创作以“浪漫主义”之名，然而，对照西方浪漫主义的宣言《1800年版序言》中“选择日常生活里的事件和情节”“采用人们真正使用的语言来加以叙述或描写”的表述的话{10}，恐怕风格通俗浅近、关心民生疾苦的白居易的作品与“浪漫主义”的头衔更为相称。接受西方文论已是“消化不良”，西方文论的使用情况同样也不容乐观，正如有识者指出的那样，当代中国文论“失去了对当下文艺创作的密切关注”“……是建立在一个远离创作事实的困窘境界之中的”，由是，它“更多的传达的是学院派知识分子的逻辑演绎”，这样一种远离创作实践的理论话语，必然会因缺少“中国自身哲学体系的‘形而上’的支撑”而走上翻译、介绍和模仿西方文学的道路，在这条道路发展而来的中国现当代文论，其独创性、有效性自然是大可质疑的。{11}可以说，学界之所以密切关注并激烈讨论“失语症”，既是由于这个概念的生动形象及其本身所涵盖的理论概括力，也是源于它深刻触及到了上述分析的学界最敏感的神经与痛处。特别是“失语症”为横跨古代文论与中西比较诗学的曹顺庆所提出，由于论者中西交融的特殊经历和学术背景，使得这一命题的提出更具针对性和说服力。 关于后一点，在提出“失语症”的同时，曹顺庆也主张将“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作为“失语症”的解决之道。“重建”并不是一项轻松的工作，它既涉及到如何有效整合与利用古代文论资源，也牵扯到如何重新调整对西方文论的“化用”方式。为了促成文论话语的“重建”，一系列方案与路径被提出和阐述，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了，这一提法在貌似合理的背后隐藏着古代文论不具有“现代性”、若想进入当下必须进行“转换”的内涵，毋庸讳言，这种“转换”所使用的理论资源自然是占据当代文论话语主流的西方文论，究其实质，“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的提法仍是“厚今薄古”心态的另一种变体。曹顺庆以敏锐的学术嗅觉洞察到了这种倾向，结合自己长期的学术研究经验，相继提出了“西方文论的中国化”“中国古代文论的中国化”的“重建”思路，这些思路较之于“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的提法更为通达平允，且它们的共同出发点正是曹顺庆一贯以来的学术态度：“以中国的学术规则为主来加以创造地吸收，并切实有效于中国当代的文学创作和批评实践。”{12}除了学理层面的思辨外，曹顺庆带领他的学术团队做出了很多实际工作，如曹顺庆在与李清良、傅勇林、李思屈合著的《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一书中，清理、总结出了中国古代文论的三种最基本的话语规则，即“言象意道”“以少总多”“虚实相生”，并成功将“虚实相生”原则运用到了对《红楼梦》和《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批评实践当中；又如曹顺庆在教学实践中，重视和提倡对于传统经典的学习，力矫经典教育缺失的弊病，从而为古代文论话语的“激活”奠定坚实的现实条件；再如，曹顺庆近年来多次撰文呼吁旧体诗词入现当代文学史，这或可以视作是“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一个策略性行为{13}。
回顾“失语症”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提出与探讨历程，作为亲历者的曹顺庆的总结贴切凝练又不失宏观：“这种大规模的关于中国文论的现代转化，关于中国文论‘失语症’和‘重建’的学术讨论和学术论战，实际上是中国文学理论另一个转折的开始。这个转折，从微观上看是在‘以西代中’的深刻教训和学界长期反省的情况下产生的。从宏观上看，这与当今全球政治经济的发展和变迁密不可分，东方经济与政治的复兴，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东方文化的复兴。”{14}但是，必须正视，不论是“失语症”的“治疗”，还是“中国文论话语”的重建，都属于异常复杂艰巨的工作，它决不是一人一力或者某一学术团队即可完成的事业，还有很多问题和工作亟待解决和处理，目前相关方面的成果不论是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差强人意，当下的研究一定程度上存有“理论争鸣”多于“实践探索”的现象。可以清楚地预见，“失语症”“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仍然会是学界绕不过去、需要严肃面对的两个重大命题，在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它们的现实针对性和理论有效性依旧不容小觑，围绕它们的讨论和探索不应就此止步，而需要继续深入地进行下去。
二、跨文明研究与比较文学中国学派
1995年，曹顺庆在《东方丛刊》（第三辑）发表了《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化发展战略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一文，在这篇文章中，“失语症”首次作为一个文学理论范畴被明确地提了出来。同年，曹顺庆在《中国比较文学》上发表了《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基本理论特征及其方法论体系初探》一文，旗帜鲜明地赞同并使用了“比较文学中国学派”这一名称，并初步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学派”的基本特征以及五种核心研究方法{15}。“失语症”的提出与“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总结在时间上几乎是同步的，这一现象出现在曹顺庆的学术生涯中并非偶然，两个命题的出现在时间段上的重叠意味着二者的提出在初始学术动机上的连贯性和一致性：扎根本土，以我为主，在立足中国自身的学术资源与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学术批评，开展理论建构。关于这点，曹顺庆在《中国学派：比较文学第三阶段学科理论的建构》中讲得再明白不过了：“……一些学者在话语言说方式和思维方式甚至是学术规则上都已经西方化了，与中国传统和本土的学术现实及现实关怀严重脱节。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文艺理论界，在比较文学界也同样存在。”{16}如果说“失语症”的提出刺激了学界开始反思“以西代中”的文论话语方式的话，那么曹顺庆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鼓与呼则推动中国比较文学学界逐渐摆脱了对以法、美学派为代表的西方比较文学亦步亦趋的模仿，从而使当前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更加契合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与批评的实际情况。
早在20世纪70年代，台湾比较文学界就已经出现了建立“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倡议和实践。关于这一话题，最为明确且具有宣言性质的表述莫过于在台湾长期任教的美国学者李达三的《比较文学中国学派》一文：“我们谨此提出一种新的观点，以期与比较文学中早已定于一尊的西方思想模式分庭抗礼。由于这些观念源自中国文学及比较文学有兴趣的学者。我们就将含有这些观念的学者统称为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17}台湾学者古添洪、陈慧桦在上引李达三文章稍早的时候于《比较文学的垦拓在台湾》一书的序言里，还首次将所谓“阐发法”作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基本研究方法{18}。相较于台湾比较文学学界的理论主张与建构，曹顺庆的理论无疑更加深刻、完善，也更具系统性。这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对西方中心主义的不满以及对东西方学术平等对话的诉求是台湾比较文学界提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最主要的动机，他们在奋力呼吁“西方国家必须再度朝向东方，如此一来，非西方国家方可以西方国家平等伙伴的身份，在比较文学的研究上占据合法的地位”的同时，更多地在关注比较文学“外部”的“生存空间”与“话语权”，相对忽略了对“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在比较文学“内部”学理上的合法性的阐述与说明，而只是指出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是对“美国学派”和“法国学派”的“一种变通之道”，是对上述两个学派的取长补短、兼收并蓄{19}。毋庸讳言，对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成立的合理性或必要性做如此这般的解释，难免给人一种隔靴搔痒之感。与此相对，曹顺庆在《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基本理论特征及其方法论体系初探》《跨越第三堵“墙”，创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理论体系》等系列论文中则着力从比较文学这一学科“内部”的历史进程和发展趋势来论述分析成立“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关注并执著于各国影响关系”的法国学派与“树起无影响关系的跨国和跨学科的平行研究大旗”的美国学派，从根本来说“同属古希腊-罗马文化之树所生长起来的欧洲文化圈”，在“比较文学面临着一个跨文化的时代”的新情况下，从来“没有面临跨越巨大文化差异的挑战”的法、美两派的理论体系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因此，由对“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巨大冲突”有切身体会的中国学者提出并组成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20}。在回顾比较文学百年发展史的基础上，曹顺庆既切中肯綮地指出了法、美两派的理论缺陷，又贴切指出中国比较文学面临的时代背景以及自身的学术特点，所以，这样的论述以其深刻的学理性而显得更为独到深刻、更具学术上的说服力。 其次，台湾学界将“阐发法”作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基本研究方法，在这批学者看来，“阐发法”具体是指“受西方文学训练的中国学者”在“研究中国古典或近代文学”的时候“援用西方文学理论与方法并加以考验、调整”，其根本目的在于“开发中国文学的宝藏”，是“一种新的研究途径”{21}。这种“阐发法”无疑非常明显地存在着过分强调西方理论普适性的缺陷，仍是“以西释中”“以西代中”思维下的产物，将其作为“中国学派”的特色与研究方法显然是不合适的。除此之外，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早期倡导者们对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方法论体系的探讨难以称得上充分与系统，即使是倡导比较文学中国学派最力者的李达三也不得不承认比较文学中国学派“迄今仍在建立的过程中，没有一定的规模”，而他的宣言性质的《比较文学中国学派》一文只是“一种揭橥目标与方针、属于意识形态的临时声明”{22}。而曹顺庆《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基本理论特征及其方法体系初探》一文既吸收台湾早期倡导者论述中的合理成分，如对于叶维廉的“文化模子”论的述评与发挥；又梳理了大陆比较文学的研究经验，如引述陈、刘象愚的“双向阐发”用以纠正“阐发法”的缺陷与偏见。曹顺庆不但从纷乱的方法论提议中整合出了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五种基本研究方法――跨文化阐发法、中西互补的异同比较法、文化模子寻根法、中西沟通的对话法、整合与建构法，还精当地将“跨文化研究”概括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生命泉源、立身之本、优势之所在，是中国学派区别于法、美学派的最基本的理论特征”，并以此统摄上述五种研究方法，初步形成了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完备体系，诚如古添洪在《中国派与台湾比较文学的当前走向》一文中评价的那样：“（曹顺庆的这篇论文）最为体大思精，可谓已综合了台湾与大陆两地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策略与指归，实可作为‘中国学派’在大陆再出发与实践的蓝图。”{23}
20世纪80年代以后，许多中国大陆学者也纷纷就“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发表各自的见解。不少学者对于“中国学派”的提法是赞成且期待的，如杨周翰先生就认为“不妨根据需要和可能做一个设想”，又善意提醒中国比较文学学者们“同时也必须通过足够的实践”，“中国学派”才能实现“水到渠成”{24}；也对此有提出质疑和否定的学者，如严绍T先生指出“研究刚刚起步，便匆匆地来树中国学派的旗帜。这些做法都误导中国研究者……堕入所谓‘学派’的空洞概念之中”，而当今中国的比较文学学者“大可不必为自己树‘学派’，而应该把主要精力运用到切切实实的研究之中”{25}。相较于上述学者，曹顺庆对“中国学派”的提倡无疑更为积极，态度更为鲜明，姿态也更为主动。这种热心的鼓与呼得到了许多学者的理解与支持，他们认为曹顺庆的文章“无疑宣告了比较文学中国学派走向成熟”{26}，并且还“表明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已经站稳了脚跟，取得了理论上的制高点”{27}。 然而，反对的声音亦有不少。王向远教授在《“阐发法”与“中国学派”――文字虚构与理论泡沫》{28}一文中的观点就极具代表性：“跨文化研究”不能作为中国学派的基本理论特征，因为“谁都知道，比较文学研究――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本质上都是‘跨文化’的文学研究”；“跨越东西异质文化”亦不能作为中国学派的基本理论特征，理由是“任何不同的民族文化都有其质的规定性，相比之下都可以说是‘异质’的”“西方诸文化之间的差异、东方诸文化之间的差异，有时比东方和西方的差异还要大”。而将“阐发法”作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跨文化研究’理论大厦的第一根支柱”（曹顺庆语）的做法，在王向远教授看来也是不合理的，因为“阐发法”虽然“与比较文学有重合和交叉，甚至我们可以把它视为比较文学的边缘地带”，但是“它却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比较文学，更不能把它作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特征”。至于曹顺庆总结的中国学派的另外四种方法――异同比较法、模子寻根法、对话法、整合建构法，王向远同样持否定态度，因为这些方法“实际上是其他民族和国家的比较文学研究都可能，也应该通用的方法，而不是中国学派独有的方法”。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王向远给出了自己的态度和建议：“‘学派’形成的过程是一个漫长探索的过程。如果急于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制订什么‘独特的理论和方法论体系’，这就不免带有相当大的虚拟性，其理论价值也大打折扣。”
这些批评“中国学派”的声音不乏合理性与深刻性，但其中有不少探讨和商榷是在误解或误读的基础上进行的，如由于在汉语语境下“文化”一词的使用范围过于宽泛、种类也过于繁多，许多学者对于曹顺庆所言的“跨文化”或“跨异质文化”的误解就源于此，上引王向远的若干观点即是一例。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再次出现，曹顺庆借助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这一理论资源，将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基本特征重新表述为更符合其本意的“跨文明研究”，因为“文明是文化差异的最大包容点”{29}，希求以此减少歧义与误解。另外，曹顺庆也许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到了“中国”加“学派”这样的词语组合极易引人联想起“民族主义”与“宗派主义”的这一事实，随后又正式提出了比较文学的三阶段理论，将比较文学在中国称之为比较文学的第三个发展阶段，有意淡化了“国别”与“派系”的色彩，并坦然承认“比较文学在亚洲也并非只有中国才有，印度、日本、韩国、伊朗等国家也都有比较文学研究，都有可能创立自己的学派理论”，认为“中国学派”的提出并非是为了国别或面子的意气之争，学界将着眼点应放在推动研究理念与方法的创新上来{30}。从上述这些调整中，我们不但可以看到曹顺庆作为学者所具有的勇于自省的可贵气度，同时也能看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理论探讨与构建至今仍存有不小发展与改善的空间。
三、变异学的提出及其意义与价值
自2005年曹顺庆在《比较文学学》中首次将“变异学”作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基本理论范畴以来，就引发国内外的高度重视。例如，杨挛叭衔：“从学科建构角度讲，比较文学变异学的提出是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基本观念从‘求同’到‘存异’的一次革命性变革，……对于中西文论的‘异质性’及其传播、阐释中产生的‘变异性’认识，不仅是中国文论界，而且是具有世界意义的论题。”{31}又如，王向远在其简洁精当的《比较文学系谱学》一书中将“比较文学变异学”作为中国学者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与学科建设的重要收获与贡献之一，并指出：“曹顺庆的‘文学变异学’，除了强调研究中的‘变异’的角度之外，还是一个比较文学中的整合性概念，他试图以这样的概念，超越‘影响研究’‘平行研究’等的表述模式，将比较文学中与‘变异’现象密切相关的分支学科领域统驭、整合起来。”{32}还有论者对曹顺庆的“变异学”与赛义德的“理论旅行”进行了有益的对照与探讨{33}。2013年，曹顺庆以英文对变异学进行了系统论述，随后交由世界著名的斯普林格（Springer-Verlag）出版社以The Theory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为题出版{34}，前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会长佛克玛（Douwe Fokkema）还亲自为此书撰写了序言，这说明，作为中国比较文学学界最为优秀的成果之一，比较文学的变异学理论开始走出国门，并逐渐产生世界性影响。由此观之，曹顺庆本人对于变异学之价值的估测和判断――“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重大突破”――是相当准确且到位的。从《中西比较诗学》的出版到“失语症”命题的提出，再至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提倡，最后到“比较文学变异学”的突破与创新，曹顺庆的若干倾向与追求是始终贯彻并体现在其学术“路径”之中的。 其一，曹顺庆在其多年的治学生涯中始终是一位坚持文化多元立场的民族主义者。早在学术生涯的初期，曹顺庆就表现出了对传统文化的强烈自信与自豪，如他在《“物感说”与“模仿说”――中西美学思想研究札记》中指出：“通过比较，我们更可以认识到，中国古代的‘物感说’在美学理论上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它的地位，完全可以同亚里士多德的‘摹仿说’相并列，它应当而且也完全可以在世界美学宝库中占有一个重要的位置。”{35}在另一篇早期的文章中，他更是表示：“我们不应一味去崇拜西方现代派文艺。……中国的文学艺术应在本民族文学的优秀传统基础上兼收并蓄，才能以其独具的色彩与世界文艺争奇斗艳。”{36}这样激烈的措辞与表达在今天看来不免稚嫩生硬，这样的态度固然和曹顺庆由古典文学入比较诗学的身份置换有关，但潜在于背后的是他作为一名中国学者的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当以如是立场出发对中国文学研究现状进行审视时，曹顺庆自然会对文论界“以西代中”的“失语”现状产生不满并提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诉求。而当他将眼光收回至比较文学研究领域时，因不满对于法、美学派的亦步亦趋，所以呼吁号召进行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建设；因不满于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失语”，所以基于深刻的学理性提出了变异学，并尝试以英语进行学术写作，希求让中国比较文学在国际上“发声”，乃至与他者展开平等的“对话”，从而实现“和而不同”“杂语共生”。
其二，曹顺庆在其多年的治学生涯中始终极其关注和重视对“异质性”的研究与阐释。曹顺庆对于“异质性”的关注是民族主义立场的自然延伸，因为民族主义的立场和反普遍主义、反西方中心主义紧密相连，对于本民族文化传统的珍视，推己及人之后，必然走向对存在着的每一个“异质”的尊重和敬畏。关于这点，也可以从曹顺庆早期的学术论述中发现：“比较的最终目标，应当是探索相同或相异现象之中的深层意蕴，发现人类共同的‘诗心’，寻求各民族对世界文论的独特贡献，更重要的是从这种共同的‘诗心’和‘独特贡献’中去发现文学艺术的本质特征和基本规律，以建立一种更新、更科学、更完善的文艺理论体系。”{37}倘若对上述引文作一简要的语句分析的话，我们可以清楚看出，曹顺庆在强调共同“诗心”的同时，也辩证地关注了属于“异”的“独特贡献”。这种对于“异”的强调与关注在“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理论构建和“比较文学变异学”的提出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延续：由于对于法、美学派的比较文学研究都缺少对于东方文化的关注、且同处于西方文化圈之内的发现，因而提炼出“跨（异质）文化研究”以作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基本特征；由于对法、美学派分别以同源性、类同性为可比性之基础而缺乏对“异”关注的认识，因而分别以变异性、异质性弥补法、美学派研究中的可比性的漏洞，将“异”提升到了学科理论的高度，从而解决了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中存在的重叠和混乱的问题，实现了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突破与创新。
可以说，比较文学变异学在学术上取得的巨大成功和曹顺庆一贯以来的学术立场、倾向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这无疑也将促使学界重新检视治学动机中的民族主义与世界情怀之间的相互关系。
杨明照先生在为《中西比较诗学》一书所作的序言中，指出“提倡比较研究法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建立我们自己的文艺理论体系”，而中国学界在这一过程中“正确的态度还是应该立足于我，兼收并蓄；结合中国文学实际，取人之长，补己之短”{38}――这即是对曹顺庆的鞭策和激励，也是对中国学界的发展建议。在简要回顾曹顺庆的治学生涯之后，当我们再次重温杨老先生的这些话时，一方面我们不得不为老一辈学人所具有的预见性和前瞻性而叹服，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意识到，曹顺庆一直以来正是笃定地沿着这一“扎根本土，会通中西”的思路，以问题意识为导向，脚踏实地垦拓，逐步实现了个人在学术研究上甘美的丰收。
从事比较文学研究多年，曹顺庆以其厚重的国学积淀、敏锐的问题意识和开阔的国际视野，积极投身于新时期人文社科研究领域的历次反思与争鸣当中，坚持不懈地为“激活”中国古典文学在当代的生命力而鼓与呼，身体力行地推动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构建与完善。他的学术研究不仅对中国比较文学30多年的发展历程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还对这一时期整个学界的学术生态有着不可替代的积极意义。虽已过了耳顺之年，但曹顺庆至今仍精力充沛地活跃在教学与科研的最前线，孜孜不倦地著述、育人，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这样一位对民族文化充满热忱、具有广阔的世界视野、富有学术创新精神的学者定会在未来给学界带来更多、更优秀的学术批评与理论构建的成果。
注释：
{1}{37}{38}曹顺庆：《中西比较诗学》，北京出版社1988年版。
{2}黄浩：《文学失语症》，《文学评论》1990年第2期。
{3}{6}曹顺庆：《文论失语症与文化病态》，《文艺争鸣》1996年第2期。
{4}程勇：《对九十年代古代文论研究反思的检视》，《江淮论坛》2001年第3期。
{5}曹顺庆、郭明洁：《话语权与中国文学史研究》，《南京大学学报》2014年第5期。
{7}{12}曹顺庆、谭佳：《重建中国文论的又一有效途径：西方文论的中国化》，《外国文学研究》2004年第5期。
{8}朱光潜：《诗论》，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页。
{9}曹顺庆、李泉：《为什么中国人读不懂中国文论？――从黄侃先生的“风即文意，骨即文辞”谈起》，《山东社会科学》2013年第11期。
{10}伍蠡甫、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3页。
{11}李怡：《西方文论在中国如何“化”？》，《河北学刊》2004年第5期。
{13}参见《当代中国文论的创新路径》（《中外文化与文论》第27辑）、《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不收录现当代人所著古体诗词的批判》（《社会科学战线》2014年第8期）、《残缺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四川师范大学大学报》2013年第6期）、《重谈“重写中国文学史”》（《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等文章。 {14}曹顺庆：《中国文学理论的世纪转折与建构》，《中州学刊》2006年第1期。
{15}{20}曹顺庆：《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基本理论特征及其方法论体系初探》，《中国比较文学》1995年第1期。
{16}{30}曹顺庆：《中国学派：比较文学第三阶段学科理论的建构》，《外国文学研究》2007年第3期。
{17}{19}{22}李达三：《比较文学中国学派》，《中外文学》1977年第6卷第5期。
{18}{21}古添洪、陈慧桦：《比较文学的垦拓在台湾》，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76年版，第1-2页。
{23}古添洪：《中国学派与台湾比较文学的当前走向》，见黄维拧⒉芩城毂啵骸吨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垦拓》，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67页。
{24}杨周翰：《镜子和七巧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页。
{25}严绍T：《双边文化关系研究与“原典性实证”的方法问题》，《中国比较文学》1996年第1期。
{26}刘献彪：《比较文学中国学派与比较文学跨世纪发展》，《中外文化与文论》第2辑。
{27}代迅：《世纪回眸：中国学派的由来和发展》，《中外文化与文论》第1辑。
{28}王向远：《“阐发研究”与“中国学派”――文字虚构与理论泡沫》，《中国比较文学》2002年第1期。
{29}曹顺庆：《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跨越性”特征与“变异学”的提出》，《中外文化与文论》第13辑。
{31}杨挛埃骸豆劾蕉索源，反本而弥新――曹顺庆文学理论研究述评》，《东方丛刊》2009年第3辑。
{32}王向远：《比较文学系谱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37-238页。
{33}吴兴明：《“理论旅行”与“变异学”――对一个研究领域之立场或视角的考察》，《江汉论坛》2006年第7期。
{34}CAO， Shun qing： The Variation Theory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Berlin & Heidelberg： Springer-Verlag，2013.
{35}曹顺庆：《“物感说”与“模仿说”――中西美学思想研究札记》，《文艺研究》1983年第4期。
{36}曹顺庆：《论西方现代派文艺表现说与中国古代文艺表现说》，《文艺研究》1984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