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是一个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商埠。明清两代的十三行、七十二行商总商会、九大善堂、广东自治会等等，都是很有影响力的商人组织。广东商人和海外华侨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曾经是孙文反清革命的有力支持者。凡商业发达的地方，市民化程度也相对较高。广州的市民阶层，对中国现代化转型，起过不可忽视的作用。
在晚清立宪运动的激荡与熏陶下，民间社会迅速崛起，组织商会、商团、公安维持会一类社团，形成一股纷扰和喧嚣的潮流，在民国初创时，高潮迭起。广东也在1911年成立商团。但“二次革命”后，袁世凯大兴党狱，各地商团受到政府摧残，相继凋零，唯独广东商团，还能一枝独秀。究其原因，与广东的地理与历史，不无关系。粤商较其他地方为成熟，而自治的力量，亦较各地为强大。
广东商团第一任团长，是丝业巨商岑伯著。1916年岑死，由出口洋庄商行总经理、广东汇丰银行买办陈廉伯继任。陈氏出身工商世家，父亲是中国近代机器缫丝业的开山鼻祖陈启沅。1873年，陈启沅在家乡南海西樵开办继昌隆缫丝厂，为中国第一家蒸汽缫丝厂。他也是中国第一位采用机器缫丝新法，使中国缫丝业从手工作坊走向企业规模化管理、机械化生产、系统化经营的实业家。
在陈廉伯的血液里，似乎天生有搞政治的基因。早在清末，他就想拉起一支商人武装，被两广总督制止。接掌商团后，陈廉伯雄心勃勃，整顿、振兴团务，干得有声有色。然而，当时各路客军云集广东，地方治安恶劣，土匪蜂起，萑苻遍地。每一次北伐，都给民间造成沉重的负担――不仅是金钱上的负担，也因为军队的集结而造成地方的糜烂――政府无力保护商民，客观上，为商团的发展，提供了市场需求。“官之卫民，不如民之自卫”，遂成为一响彻城乡的口号。商团、乡团、工团、农团等大小山头，纷纷拿起武器，向政府申请为合法拥有武装的社会团体。
由于商团负责捕匪缉盗，维持市场治安秩序，组织商户联防救火、救济赈灾、举办善堂、兴办商业学校，还筹办体育会，出版月报，推广文化体育，受到商界衷心拥护，踊跃加入，到1924年夏季，全省商团人数，号称10万之众。
商团又设立评议会，作为商团内部一切重要事宜的议决机关。评议会由各分团派代表与粤商维持公安会正副会长共同组织，职权包括议决总团预决算、订立规章制度、纠举各种不良及违规行为等；提案、讨论、表决，一切程序，无不循规蹈矩。商团团长只有执行评议会议决事项之权，同时受评议会的节制与监督。其鲜明的代议政制色彩，俨然模仿美国联邦制度，认真推行起来，亦未始不是对“民治社会”的一种训练。
在国民党看来，民间组织的作用，只能限于行会范畴，任何想监督和制衡政府的企图，都是大逆不道的，必须扼杀于萌芽状态。商人阶级财力雄厚，尤其和英国关系暧昧，既可载舟，亦可覆舟，引起政府的严重不安。
1924年5月，广州发生了一起全城罢市事件。事件起因，在于1924年5月下旬，广州市政厅宣布推行“统一马路业权”案，目的是向商户抽收铺底捐，引起商民强烈反对，于是全市商团联络附近各县民团，集中广州，决议于5月28日实行全城大罢市，宣布戒严，反对政府的决定。
在商界压力下，政府同意永远取消“统一马路业权”案，罢市风潮，遂暂时停止。但聚集在广州的98个商民团体，以为这次风潮，并非一朝一夕之事，亦非只因一事而发，故于5月31日议决组织“广东省商团军联防总部”。而政府对商团的恶感，也在急遽升级。
8月，商团向香港南利洋行订购枪械，事前向政府缴纳了五万元，并于8月4日获军政部长程潜签发“务字53号”护照，准予分饬沿途关卡查验放行。8月9日，军火由挪威商船“哈佛号”运抵广州，孙文却突然下令海关截留，由蒋介石派永丰、江固二舰，将全部军火监押起存于黄埔军校，并在黄埔岛实行戒严。
扣械事件引发了大地震。陈廉伯当天宣告辞职，到香港去了。政府更加认定陈廉伯背后，有英国的支持。
政府扣械的初衷，不外两层意思，一是找个理由，敲商团一笔，要它为革命政府出一分力；另一层意思，是挫一挫“中国华盛顿”的嚣张气焰，以收敲山震虎之效。因此，政府以高调下令，通缉陈廉伯，并查封他的住宅。廖仲恺更主张对商团严厉镇压。
然商团态度强硬，不肯屈服，亦作出高调回应：从8月20日晚上起，每天晚上关闭广州西关闸口，断绝交通。21日，联防总部迁往佛山，摆出抗争到底的架势。陈恭绶下令全省实行总罢市。由佛山首先发难，所有商店一律上板关门。
这时，双方已陷入了一个两难选择的困局。政府方面，当然希望把军火统统没收充公；商团方面，则要求政府无条件归还。如果双方都绝不让步，则必定导致双输结果。博弈双方，必有一点利他主义精神，才有可能双赢。
8月24日，军队在广州实行戒严。孙文指陈廉伯勾结陈炯明，意图谋反。当时，大部分官员和将军，认为罢市影响政府财政至巨，饷源一绝，军心涣散。为免陈炯明乘虚而入，都主张和平调解，但孙文断然表示：“陈炯明得政，革命党尚可复起，商团民团胜利，则革命党不可复起。”必须先打商团，后打陈军。25日，广州加入罢市行列，全省有138个埠响应罢市。26日晚上，广州总商会、商联会、九大善堂代表七人，到大本营进行调停。孙文斩钉截铁宣布：“目下枪械一支都不能发还，须即日开市，始有商量之余地。如果明天还不复业，我当派遣大队军队，拆毁西关街闸，强制商店开市；如有一泥一石伤及军队，我即开炮轰西关，使之变为泥粉。”
商团拒绝复市，矛盾再度升级。28日，警察逮捕了商团第九分团中队长邹竞先，并于当晚枪决。商团总部曾计划派出武装人员和巡逻车，在惠爱中路、惠爱西路、维新路埋伏，一旦看到维新路公安局押出邹竞先时，立即截车营救，实行“抢犯”。不料公安局已秘密处决邹竞先，“劫法场”一幕未能上演。邹妻其后发表公开信，称“氏夫为团械而死，即为广东而死”，引致商界群情汹涌，一发不可收拾。
在局势最后溃决之前，曾出现了一个转机。滇军将领出面调停，与商团达成两项谅解：一、政府取消陈廉伯通缉令，发还被封财产，发还扣械，撤退市内军队；二、商团把“商团联防总部”进行改组，并将改组章程，于七日内送交政府批准立案，陈廉伯通电悔罪，报效政府50万元。 8月29日，各地陆续复市，气氛一度缓和。讵料，英国总领事致函广州交涉员，声称如果政府炮轰西关，英国炮舰也将炮轰大元帅府作为报复。这种公然的干预，大大激怒了孙文，汪精卫说：“这般通牒，比之民四日本提出之二十一条，实是同等的国耻；以总理之志气，此时更愤到不可言状了。”孙文绝不向压力屈服，一面命令永丰舰驶入半塘海口，卸去炮衣，派人通知沙面外人避难，一面召见范石生、廖行超，宣布拒绝调停条件。
转机一闪而逝，形势再陷危殆。
9月1日，孙文发表对外宣言，强烈指责英国，是要摧毁以他为首的国民党政府，“此间就有一场反对我政府的公开叛乱，其首领是英帝国主义在华最有势力的机构的一名受到信任的代理人”。9月4日，报纸刊登孙文措辞更为激烈的反英宣言：“自广州汇丰银行买办公开反叛政府之始，余即疑其此种反国民运动，必有英国帝国主义做后盾……本政府否认有炮击无防卫都市的残暴举动，因为在广州市中，本政府须用武力镇压的地方，只有陈廉伯的叛党作为根据地的西关一隅之地。”
宣言一出，人心为之震撼。西关，这个广州最繁华的百年商业中心，已进入了炮火射程范围之内。
1924年9月，北方直、奉两系爆发第二次战争，孙文和张作霖、段祺瑞订有反直密约，9月12日，孙文移师韶关，策应直奉战争。9月10日，孙文发表《告广东民众书》宣布：一、在最短时期内悉调各军实行北伐。二、以广东付之广东人民，实行自治，广州市政厅克日改组，市长付之民选，以为全省自治之先导。三、现在一切苛捐杂税悉数蠲除，由民选官吏另订税则。
这本是解决官商冲突的良方，可惜最后又成一纸空文，广东人迎来的，是一个血与火的时代。历史上许多看似可以避免的悲剧，到最后都无可避免地一幕幕上演，是人为欤？是天意欤？实在让人扼腕叹息不已！
9月15日，陈廉伯通电拥护政府，但无悔过表示。胡汉民下令取消陈廉伯、陈恭绶通缉令，但军械仍不能发还。10月4日，全省188埠商团代表在佛山开会，酝酿第二次总罢市。国民党指商团在英国人的支持下，准备建立商人政府，与革命政府分庭抗礼。
10月3日，胡汉民接替廖仲恺就任广东省长。他向孙文建议，先发还部分枪械。孙文曾询问谭延]，万一官商开战，会有什么结果。谭延]说了八个字：“胜则无民，败则无兵。”孙文勉强同意发还5000支枪械给商团，但要商团拿出20万元，作北伐军费。另外再允许政府抽一次特别捐，数目相当于广州全市一个月的房屋租金。
商团认为发还枪械不足半数，且发回的枪械都是旧的，不是被扣的那批新械，抗争未达真正胜利，复向政府提出六项要求：一、将所有苛捐杂税，一律取消，永不得复抽。二、将年来政府强行投变的官产、市产、民产、庙堂，一律发还。三、将年来政府扣留变卖的大小商船，一律发还。四、将商团枪械全部发还，不得少见一枪一弹。五、恢复全省人民自治机关。六、将捕杀邹竞先的警察及区长枪毙，而厚恤邹氏遗族。随后，全市总罢市，二度响锣，刚重开没几天的西关街闸，又再关闭。
商团判断错误，意在挑战政府的底线。
10月10日，广州民众5000多人举行国庆纪念游行，工团与商团在太平路发生冲突，混乱之中，商团有人开枪，警卫军亦有人开枪，死伤十几人。事后商团与工团互相指责对方挑衅，市内到处出现反政府的标语，商团在西关架天桥、筑炮垒，封锁街道，市肆不许开张，百姓不敢出门，表面平静，但内里情势已达沸点。
一旦见血，镇压就有理由了。
由孙文圈定的革命委员会，迅即在黄埔军校成立，接管政权。革命委员会的六名成员，包括许崇智、蒋介石、汪精卫、廖仲恺、陈友仁和谭平山，孙文自任会长，鲍罗廷为顾问。11日，孙文致电胡汉民：“请立即宣布戒严，并将政府全权付托于革命委员会，以对付此非常之变，由之便宜行事以戡乱，则小丑不足平也。”
关于军队镇压的消息，已在坊间哄传，谣言如浮云，蔽日不使照，广州成了一座危疑震惧之城。孙文致电家乡香山县县长：“如有煽动罢市之人，即行枪决；罢市之店即行充公，切勿姑息为要。”这天，商团代表往见廖仲恺，力言广州若有战事，损失必然惨重。廖仲恺厉声呵斥：“广州剩回二成人已够！”
10月15日凌晨4时，只听民团统率长李福林一声令下，李福林的福军、吴铁城的警卫军和许崇智的粤军，兵分三路，攻入西关。一时炮声隆隆，弹如雨下。理发工人在军队掩护下，沿街纵火。西关的民居，多属砖木结构的骑楼，瞬间便火烧连营，整条街、整条街陷入火海。天亮时，八面威风的商团军，已如雪逢汤，顷刻消融。军队在广州最繁荣的商业区大肆焚掠。
大火从10月15日，直烧到17日才熄灭。共计大小街道约30多条被焚，1000多商户被洗劫，损失约5000万港元以上。死伤人数约2000人，大部分是非官非商的无辜市民。以上仅为官方公布的数字，实际损失，恐怕远远不止此数。
10月15日，孙文连下数令，凡加入商团者，为首者没收财产，附从者处以罚金，由数百至万元，作北伐军费。“必将商团店户、货物、财产，悉行充公”。10月16日，孙文再下令没收西濠口大新公司充公。有记者问孙文，是否下过火烧西关的命令，孙文干脆地回答说，的确下过。因为商团多次拒绝服从政府，“这就有必要烧一下以摧毁他们的抵抗”。
一场轰轰烈烈的官商博弈，不能为中国民主制度开一新篇章，却落得如此收场，真出乎时人的意料之外，亦出乎后人的意料之外。面对着颓垣败壁，触目凄凉的家园，历史学家，纵有风雷老将之心，也觉无词说断肠了。
商团的武器，最后大部分落到了黄埔军校的手里。蒋介石说：“黄埔军校就利用这批枪械，成立了一个教导团。”这个教导团，后来在战场上，发挥了大作用。
经此一役，作为中产阶级第一梯队的粤商，元气大伤，社团被彻底瓦解，大量财产被充公，从社会主流地位被逐到社会边缘，成为大革命时代被打倒的第一批人――地主、工厂资本家还排在他们后面，政治上从此一蹶不振。
商团事件，为接踵而来的暴风骤雨般的群众运动，做好了预演和铺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