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医疗的法治化进程关键在于程序构建，核心在于建立完善的司法审查程序，确保由中立的第三方对关乎公民自由的重大事项作出独立、公正的裁决。
强制医疗程序是一项重要的、进步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它将强制医疗纳入司法审查和司法控制的轨道之内，不仅赋予了精神病人及其监护人参与和防御的权利与机会，体现了程序本身的正当性和合法性，而且通过刑事诉讼程序实现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这一做法，也契合了现代法治原则的基本要求和程序正当的原理。
部分精神病人具有严重暴力倾向，少部分患者频频引发暴力伤人事件的发生，即所谓严重危害社会安全、肇事肇祸的“武疯子”。精神病人的犯罪行为日益引起重视。对于这些“武疯子”，《刑法》第十八条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的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责令他的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或医疗；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
随后，2013年起实施的新刑事诉讼法专章规定了“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和措施”，明确了强制医疗的性质、决定主体、程序运作，弥补了强制医疗的决定与实施之间的程序规范和程序保障。据此，当前对严重伤人毁物且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我们采取的司法程序是强制医疗。
但任何新生事物的发生发展都有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由于我国相关立法起步较晚、相关制度设计也较为宏观，在法院三年多的审判实践中，我国的强制医疗程序也逐渐暴露出了一些亟须完善和深入讨论的问题，可操作性也有待于进一步提高。这其中不仅包括被强制医疗的精神病人如何更好地保障人身自由的问题，还包括个别人妄图逃脱刑事制裁的“假精神病”问题和正常人被违法认定为精神病的“被精神病”问题等。
本文即是从全国部分地区法院处理强制医疗案件的审判经验和具体实践出发，归纳总结强制医疗程序当前具体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并在借鉴我国港澳地区及国外一些地区的成熟做法基础上，提出一些完善的具体设想和建议，以期让更多有识之士关注和研究这个问题。
强制医疗制度当前存在的问题
首先需要说明的两点：一是本文着重于研究法院在受理强制医疗案件过程中，即审判过程中所发现的影响强制医疗程序运行效果的制度疏漏与程序缺失问题，重点以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西城区法院、朝阳区法院、大兴区法院、门头沟区法院等受理的强制医疗案件和发现的实际问题为样本展开讨论。本文也借鉴了部分法院的调研成果和很多专家学者的灼见。二是本文所探讨的问题既包括实体上的问题也包括程序上的问题，既包括强制医疗程序决定环节、执行环节，也包括解除环节、复议环节中的问题，具体不再细分。
通过归纳总结，法院在适用强制医疗程序过程中主要发现以下问题：
一是强制医疗的启动主体较为单一，不利于当事人权利保障。新刑诉法第285条规定，公安机关发现精神病人符合强制医疗条件的应当写出强制医疗意见书，移送检察院。检察院对于公安机关移送的或者审查起诉过程中发现的精神病人符合强制医疗条件的，应当向法院提出强制医疗的申请。法院审理中发现被告人符合强制医疗条件的，可以作出强制医疗的决定。根据该条规定，公检法三机关享有强制医疗程序的启动权。但该规定并未赋予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近亲属以强制医疗程序的启动权。故这种制度设计体现了较强的职权主义色彩，有悖于刑事诉讼法控辩平衡的原则，不利于实现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平衡及当事人权利的充分保障。
二是被申请人有无刑事责任能力证明难。实践中，鉴定机关出具的精神病鉴定意见中常有行为人是否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的结论。但鉴定意见在本质上属于专家证言，是证据的一种，并非直接定案的依据。法官需要审查鉴定人是否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是否与行为人存在利害关系，鉴定材料是否全面、可靠，并结合其他证据以及生活经验对行为人的精神状态进行判断，防止行为人“被精神病”或利用强制医疗程序逃脱刑事责任。
三是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性的审查判断标准不明确。新刑诉法及司法解释对“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采取了一种开放性的表述，没有确定具体的评估和认定标准，给予了法官充分的自由裁量权，但精神病人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法官又缺乏相关的专业知识，在实践中，为稳妥起见经审理通常都会作出准予强制医疗的决定。
四是强制医疗案件的关键期限未确定。新刑诉法及司法解释很少涉及针对强制医疗案件的程序期限问题，只是规定法院的审理期限为一个月，《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也只规定了公安机关移送期限为鉴定意见出具后七日，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只规定了审查期限为一个月，向法院提出书面纠正意见的期限为二十日，但是临时保护性约束措施、补充证据的期限、定期评估的间隔期限，这些影响被申请人人身自由的关键期限均没有明确规定。
五是法律没有规定强制医疗解除的具体条件。新刑诉法第288条规定，对于已不具有人身危险性，不需要继续强制医疗的，强制医疗机构应当及时提出解除意见，报决定强制医疗的法院批准。同时规定，被强制医疗的人及其近亲属有权申请解除强制医疗。可见现行法律对强制医疗规定了两种解除模式，即法院依职权主动解除和依被强制医疗的人及其近亲属申请解除。在依申请解除的情况下，法律未进一步规定申请解除强制医疗的具体条件，如是否应提供被强制医疗人不再具有人身危险性的证据；亦未限定被强制医疗的人或其近亲属第一次提出解除强制医疗的时间，实践中出现了上述人员在强制医疗决定作出之后不足两个月即提出解除申请的情况，导致提出解除申请的主观随意性较强。
六是强制医疗程序受害人是否享有参与权并没有明确规定。刑诉法及司法解释对刑事受害人的权利保障几乎未作规定，仅在最高法司法解释第536条规定了被害人享有对于强制医疗程序的申请复议权。一种观点认为，强制医疗程序不解决被申请人的刑事责任问题，受害人是否参与，都不会对强制医疗的结果产生影响，如果参与反而会造成诉讼地位的不平等，甚至影响庭审效率。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既然赋予受害人申请复议权，理应享有参与权，唯有受害人参与强制医疗审理程序才有可能保障其申请复议权的真正实现。 七是强制医疗案件是否公开审理的问题。平谷法院、延庆法院在适用强制医疗程序中，发现修改后的刑诉法解释规定了强制医疗案件以开庭审理为原则，不开庭审理为例外，但对于是否应当公开审理未作出明确规定。有观点主张强制医疗案件中涉及被申请人的个人和家庭的隐私，应当实行不公开审理原则。也有观点主张依据《精神卫生法》的相关规定，法院审理强制医疗案件是在依法履行职责，即使精神病史属于个人隐私的范畴，强制医疗案件也应当实行公开审理。
域外立法考察
强制医疗是对公民人身自由的严重干涉，大多数法治水平较高的国家和地区都对触犯刑法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加以明文规定，虽然强制医疗在各国的称谓有所不同、立法具体内容也有差别，但隔离并排除精神病人的人身危险性与尽可能使其治愈的立法目的是一致的，严格的司法审查程序构建是一致的，这些对我国构建强制医疗程序和细化实施规则有借鉴意义，现依据有关学者的研究成果将一些域外立法和我国港澳地区立法做简要介绍：
1.美国模范刑法规定，凡于犯罪行为之时，因心理疾病或缺陷以致缺乏认识其行为之犯罪或欠缺其行为合乎法律要求之相当能力者之行为，不负刑事责任。但精神病人犯罪后会被送往特定医疗场所实施强制医疗和监护。在美国，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由法官裁决，主要采取刑事交托监管。刑事交托监管是指将犯有某种罪行的精神病人，通过刑事审判程序交付精神病院或精神康复中心监管。精神病人治疗后除非心理、生理医生鉴定，该人对社会不再具有危害性，然后经法官裁断，才可予以释放。
2.英国对精神病人犯罪后的处置和正常刑事犯罪人一样，走正常司法程序。法院对精神病人触犯刑律在犯罪性质的认定上与正常人没有差别，差别仅体现在处理方式上。精神病犯人被送至专门的精神病院接受强制医疗，而精神正常的犯人则关在监狱。英国《精神卫生法》还规定对精神病人实施强制医疗之前，医生应对具体健康状况和强制医疗的必要性进行彻底评估，如果不服医生的强制医疗措施决定有权提起诉讼。
3.意大利、德国、俄罗斯等国家均设定了保安处分制度。所谓保安处分制度是指法律对无行为能力人、限制行为能力人及有特种危险的刑事责任能力的行为人，以矫治、感化、医疗等方法进行的特别预防处置。值得一提的是，德国的司法实务中对强制医疗这种保安处分的运用持非常审慎的态度，充分考虑强制医疗运用的必要性，在具体案件中，法院在对行为人将来可能进行的犯罪的严重性进行判断的过程中，应与行为人及其行为的具体情况相结合，并以“行为可能造成的损害结果的严重性”“行为可能侵害的法益的重要性”，以及“行为在实践中出现的数量以及频率”等因素相结合的最后的结果。在精神病人这一特殊的犯罪群体对社会可能造成的损害的预防这一问题上，刑法，具体而言收容于精神病院这一保安处分措施所能解决的仅仅只能是极有可能对社会公共利益造成严重损失的具有严重的人身危险性的犯罪人的刑事处罚问题。并不是所有的精神病人的犯罪问题都需要法院适用强制医疗。这一点在我国确立强制医疗适用条件时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4.中国港澳地区，在中国香港地区，法院对实施危害行为的精神病人，根据情况将其收押于惩教署下设的一个高度设防的“小榄精神病治疗中心”。精神失常的刑事罪犯及危险凶暴的囚徒均在这个中心接受精神治疗，且该中心有精神病专家适时到访，为法庭评估犯人的精神状况。在中国澳门地区，倘若犯罪嫌疑人被证实精神有问题，法官会依据其精神失常的状态及所犯事实的严重性，命令将其收治于康复场所或治疗场所，其所处状态同样是失去自由。
制度设想
强制医疗的本质是对公民自由权的限制与剥夺，其目标是安全与自由并重、防卫社会与精神病人回归社会并重。
刑事诉讼程序意义上的强制医疗，其在防卫社会，预防精神病人再次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同时，也考虑了行为人自身疾病得以治疗的功能作为一种用于补充、替代刑罚制裁的措施，强制医疗更多体现了矫正、感化和预防的医学关怀。强制医疗的法治化进程关键在于程序构建，核心在于建立完善的司法审查程序，确保由中立的第三方对关乎公民自由的重大事项作出独立、公正的裁决。强制医疗不仅仅是一种医疗处分，更是对作为公民个体的精神疾病患者人身自由的剥夺，因此由《刑事诉讼法》规定强制医疗的适用及程序构建更能彰显该项制度的价值追求。基于无刑事责任能力精神人这一特殊群体的特点和强制医疗程序设立的本旨，以及司法实践中发现的上述问题，并结合现有研究成果，我们建议如下：
第一，启动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的前提必须是涉案精神病人实施的暴力行为已经构成犯罪，且证据达到确实、充分的标准，而“暴力行为”的程度则要从行为性质和后果两方面进行评价。如故意杀人、抢劫、强奸、绑架等犯罪一经实施就可能对人身权利造成重大损害的行为；如造成了公民生命的剥夺、身体健康的严重损害，以及造成恶劣影响严重影响人民群众安全感等结果。
第二，完善社会危险性判断的标准。有法院通过调研后认为，判断精神病人的社会危险性应该遵循以下四个标准，我们认为很有借鉴意义。一是考量精神病人的犯罪行为是否有严重化趋势。比较精神病人以前的和本次犯罪行为，发现犯罪行为的危险性日益增强，就视为具有严重社会危险性。二是考量精神病人犯病时是否具有攻击性人格。攻击性人格主要表现为攻击性强、受挫容忍度低、萎靡不振、易冲动、自我价值认可度低、有幻觉妄想、有敌意猜测、有遗传缺陷等人格特征。三是考量精神病人是否长时间持续缺乏辨别和控制能力。如果日常生活中的任何普通事件都足以使精神病人的刑事责任能力突然严重减弱，那么这种状态即可以称为“长时间持续”。四是考量精神病人与被害人关系是否是导致暴力行为的唯一原因。如果犯罪行为实施的唯一动机源于精神病人和被害人的冲突关系，那么冲突关系彻底结束了，“再犯可能性”也就消失。
第三，充分保障利害关系方参与诉讼权利。一是及时通知被申请人的法定代理人参与诉讼，全面告知其申请回避、提出证据、答辩、申请开庭、申请复议等权利，听取其对检察机关申请强制医疗的意见。二是在被申请人的法定代理人不委托诉讼代理人的情况下，法院必须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被申请人提供法律帮助，以帮助维护其合法权益。三是主动通知被害人参与庭审，并明确告知其享有发表意见及申请复议等诉讼权利。通过上述程序吸纳相关利害人的不满，减少诉讼外行为。
第四，增强程序的对抗性。强制医疗作为对实施了危害行为的精神疾病患者适用的强制医疗措施，本质上是对精神病患者人身自由的剥夺，基于精神病人自身的认知缺陷，在程序中应当赋予精神病人和其监护人更多的诉讼权利，防止精神病人沦为程序客体。判定行为人的精神状态是启动强制医疗程序的首要条件，可以说司法鉴定是强制医疗程序得以启动的程序基础，在案件侦查、审查起诉及法庭审理的各个环节，一旦发现被告人精神状况可能出现异常的，应当为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进行精神病的司法鉴定，同时应当听取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监护人、法定代理人的意见。在法庭审理中切实实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强制辩护原则，通知被申请人或者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到场，被申请人或者被告人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法院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帮助。
第五，限定被强制医疗的人及其近亲属首次提出解除申请的期限。基于被申请人在被决定强制医疗时的精神状态以及尚未接受医疗的客观现实，应当限定申请人第一次提出申请的期限。国外一些国家明确规定强制医疗机构应当定期对被强制医疗人进行精神状况的检查，且期限一般为六个月。如俄罗斯、英国等规定至少每六个月，医疗机构对精神病人进行诊断评估。因此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及《解释》第540条规定的“六个月”，法院作出强制医疗决定六个月后，被强制医疗的人及其近亲属提出申请的，法院应当受理。
第六，此类案件以不公开审理为原则。强制医疗案件应当不公开审理，法院在审理强制医疗案件时公开与否并不影响法院依法履行职责。强制医疗程序设置的目的就是体现法律对于社会安全和精神病人健康及其他合法利益的双重关怀，能够有效避免精神病人再次实施危害社会或自己的行为，同时也对精神病人进行康复治疗，如果精神病史公开，会对被申请人的回归社会后的生活、家庭、工作造成不良影响，严重的话还可能引起病情复发，使之前的强制医疗前功尽弃，再次对社会安宁造成隐患。
作为现代法治理念和法律制度设计荫庇下的社会公民，其人身自由理应受到更加完善、全面和系统的法律制度保障，特别是关于其中一些弱势群体比如精神病人的人身自由安全和保障问题，更要得到全社会的关注和立法者的重视，与其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强制医疗程序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才能更好地保护他们乃至全社会成员的人身自由、安全和福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