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日记，大概是很多人生活中较为儒雅、可贵的习惯。
日记，“日有记也”，把每天生活中最有价值、最有意义的经历或思考记录下来，展示自己的心灵世界，日积月累，便是一幅漫长而真实的人生画卷。
近代中国，最完整且最持久地记日记，蒋介石应是一个。这位曾经是动荡中国的头号人物，开始记日记于1915年，至他去世（1975年）的六十年间，从无间断。早期，他每天晚上在日记中记下白天所干的错事，甚至记下自己的荒唐与不堪。当然，他的日记也有反映自己思想的点睛之笔，如1939年1月30日他作了如是之日记，“总理云：不知不能行。吾则继之曰，不行不能知。惟行而后能知其知之真伪与是非也。”
中国文化大家鲁迅、胡适，不仅著作等身，而且也留下了极其宝贵的日记，真实地展示了他们每一天的生活与思想。
名人的日记，不仅给自己留下了真实的人生画卷，也为一个时代、一部历史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研究素材。著名作家萧军1940年6月15日第二次到延安，一住六年，写下了如今来看算是绝无仅有的延安日记，一部《延安日记（1940-1945）》（上下卷），让我们从一个角度身临其境般地看到了延安生活的真实图像，自然让人对那段历史引发厚重的思考。有学者认为，就近代中国研究的价值而言，萧军的《延安日记》超过了他那些在文学史上声名卓著的长篇巨著。
平民百姓的日记，只要秉笔直书，照样也给时代留下珍贵的史料。1937年昆山周庄沦陷，年轻医生朱润苍目睹故土满目疮痍，冒着风险，将日军的残忍暴行如实记录，“八年血泪录”，这部日记如今被珍藏于昆山市档案馆。鲜血染成的“人生画卷”，每一页每一行都是苦难与血泪。
危在旦夕的战争岁月，人们还照样记日记，在生命的缝隙中追寻真实，可见日记作为一种文化，竟有如此的力量。
日记，在中国人的心中曾成为革命的日记，红色的日记。倘若在日记中有非革命的内容，自然得批判、得斗争，毫不留情地肃清其思想。清查“资产阶级日记”、“反动日记”成为思想领域一场严峻的阶级斗争，但凡记日记的，人人心悸，个个惊恐。即使“革命的日记”，在阶级斗争思维的主导下，也会匪夷所思地查出“反革命”的蛛丝马迹，实施严酷的无产阶级专政。
在中国，历次运动中，因日记而被打成“右派”、打成“反革命”的，无可计数。日记，这个完全的私人领域，根本不受保护，以日记治罪，又以日记定罪，好像天经地义。许多诚实善良的人终于不记日记。
历史沉重的一页终究翻了过去。从日记引发的荒唐，应该不会再有了。一个开放的社会，中国人尽可以挥洒自如地在日记中一吐心曲。
然而，人们仿佛再也不想记日记了，即使身处权力、资本、知识等上层领域的精英人物，也鲜有日记问世，至于可作为书籍出版的，更是凤毛麟角。看来，日记这一良好的文化习惯，竟有失传的势头，原因诸多，其来有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