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霾灾，古人如何治理呢？这有点像请教和尚如何梳头，现今科技发达，能上天入地，对雾霾都没有什么好的治理方法，古人能有什么好办法呢。他们并不能对这些自然灾害进行科学的解释，只能用神秘主义的办法来应对，皇帝下罪己诏算是一种“治理”之法。
古代中国有“天人感应”之说，汉代董仲舒加以理论阐述，其中“灾异谴告”之说，将国家政事与灾异完全联系起来：“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将灾异的发生视为帝王治理国家失职所造成的结果，一旦发生灾异，皇帝就有可能下罪己诏，对施政进行反省，以求得上天的原谅。
《汉书》记载：“成帝建始元年（公元前32年）四月辛丑夜，西北有如火光。壬寅晨，大风从西北起，云气赤黄，四塞天下，终日夜下着地者黄土尘也。”从文字看，这是由大风卷起尘土所形成的黄霾天气，情形相当严重，范围很广，朝野震恐，以为上天出灾异来“谴告”当政者。汉成帝看这阵势，也慌了神，缩头回避已不可能，赶紧下罪己诏说：“朕承先帝圣绪，涉道未深，不明事情，是以阴阳错缪，日月无光，赤黄之气，充塞天下。咎在朕躬。”黄霾散去显然不是皇帝罪己所致，但天下百姓都会感戴皇帝的洪恩，这与其说是治霾，不如说是治人心。
第二个“治理”的办法是推荐贤才，贬黜奸佞和贪腐。这是皇帝罪己的一部分，因为自己失政失德，所以上天用极端天气雾霾来“谴告”，帝王检讨自己的种种失职，自然包括任用奸佞小人的用人之误，要认真纠错，就要“亲贤良，远小人”，起用贤良方正之人，免掉一些不称职的官员，处罚一些违法犯罪的官员，甚至大赫天下，以响应上天的谴责警告，期望以此诚意打动上天，获得上天的原谅。
《后汉书・郎传》载，汉顺帝阳嘉二年（133年）正月，“自从入岁，常有蒙气，月不舒光，日不宣曜”，就是说，自进入新的一年以来，经常有灰霾，一派天昏地暗，日月不明，世人忧忡，视为异象。名士郎就向皇帝举荐黄琼、李固，理由是，“霾雾蔽日”、“天地混浊”是因为皇帝没有选贤任能，上为之生气，如果“爵贤命士”，彰显帝王仁德，天气会转好，阳光明媚，月朗星列，一派安定祥和之象。这个方法治霾当然无益，但起用贤良却间接有利于国家治理，有利于民众福祉，也算是因祸得福了。
第三个“治理”的办法，是要求文臣武将斋戒数日，禁止天下屠宰，并焚香祭天，祈神灵驱赶。这大约是古人将雾霾视为妖孽作恶，横空来世，人力无可抗拒，只能“求神打鬼”，通过“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办法来治雾霾。
《元史》记载，至元六年（1340年）腊月，元大都发生了一起大风霾，“雾锁大都，多日不见日光，都门隐于风霾间”，“风霾蔽都城数日，帝恐天神之怒，遣礼部焚香祭天，祈神灵驱风霾而散”。这次风霾来势凶猛，强度很大，持续时间较长，皇帝分明感觉这是国家朝政有不妥之处，让上天生气了，赶紧召集礼部官员，点上高香，对天祭拜，恳求上天息怒。也有皇帝亲自焚香祭天的，如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正月，发生了一次大雾霾，数日不散，能见度极低，为安全起见，通惠河上的漕运不得不停止，结果粮食运不进来京城，各大粮仓告急，眼看要影响官员的俸禄发放了。乾隆皇帝于是派官员到天坛祭天外，自己则率王公大臣在紫禁城太和殿前焚香祷告，以期感动神灵，战胜雾霾。而民间则依葫芦画瓢，遇到“霾灾”时，到龙王庙去焚香祭拜，求龙王“驱霾祈雨”，这固然也不会有效。
第四个“治理”的办法，就是在生产上作些应对，如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初春，发生风霾，京畿之农人“芸锄时令苗稍疏，预防风霾”。这一看就不是治霾，而是防风，为让庄稼免于被风霾吹倒。
在古代，霾是一种“不可抗拒外力”，没有什么好的治霾办法，取法古人显然走不通，但其敬天畏命的精神是值得学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