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慈禧太后是一个绕不开的重要人物。对于她的认知，自其生前直至现在，众说纷纭、见仁见智。尤其是她与光绪帝的关系，更是被各种传言困扰，始终得不到一个合理的解释。晚清这段历史，始终在传闻疑似之间，加上阶级斗争、阴谋史观作祟，再加上中国人对野史、笔记、传闻、传奇等一切非正史的特殊癖好，慈禧与光绪的关系，越说越热闹。许多原本并不被史家当真的传闻，大有逐步做实的趋势。
为什么是载
慈禧太后在晚清政治格局中之所以如此重要，主要是因为她是咸丰帝的皇后，生下一个儿子，而且是咸丰帝惟一的儿子。母以子贵。慈禧太后在咸丰帝不幸病逝后，理所当然负起了大清王朝的政治责任，毕竟要为他们年幼的儿子看住江山。
不过，咸丰帝的安排并没有执行下去，或许是因为顾命大臣专权，或许因为六皇叔恭亲王奕不在八大臣之内。总而言之，恭亲王奕联合两位太后发动政变，抓捕了“八人帮”，重构清廷权力结构，恭亲王奕以议政王身份统管朝廷日常事务，两位太后一方面照料小皇帝，一方面在小皇帝成人亲政前，代替小皇帝垂帘听政，拥有重大决策同意或否定的权力。
这一年，慈禧太后年四十，正应了中国一句老话，女人的最大不幸是青年丧夫，中年丧子。这两件不幸事都被慈禧太后遇到了。这真是慈禧太后生命中最大的缺憾，是无论多少荣华富贵也无法抵偿的。
慈禧太后是一个不幸的女人，更是一个不幸的母亲。再往深层说，慈禧太后还是一个不太合格的母亲，她没有教育好自己的这个亲生独子，就像许多年轻寡妇一样，她总是觉得自己的儿子这么小就失去了父亲，太可怜了，因而不舍管教，不愿管教，不让别人管教，等到孩子长大了，发现应该管教了，结果孩子不让管了，我行我素。
太后的纵容让同治帝养成了不少坏毛病，尤其是小皇帝在宫中遇到一些不三不四的坏孩子，如恭亲王之子载、翰林院侍读王庆祺等。他们说不上谁影响了谁，他们在一起不求上进，不走正道，专求享乐，整日里嬉戏游宴。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据说，同治帝小小年龄，耽溺男宠，常常在小太监、载、王庆祺的陪伴下溜出皇宫，微服冶游，整夜在南城琉璃厂、八大胡同等处一些茶园酒肆、青楼妓院、花街柳巷盘桓，狎邪淫乐，流连忘返，渐渐走上堕落之路，往往直至第二天早朝时方才鬼不知神不觉潜回宫中，以致有时召见军机大臣时还处在醉酒状态，言语失次，且偶尔不知不觉杂以南城猥贱之事，不堪入耳。
同治帝英年早逝，官方公布的病情是天花，民间一直传言是梅毒。这方面的讨论已经很多了，但是不管怎么说，同治帝之死对慈禧太后来说是一个重大打击，是做母亲的失败，由此也就规定了后面的故事。
咸丰帝与慈禧太后的独苗没有了，而且没有留下龙种，无人承继香火。大清王朝还得继续，谁来接班成为一个问题。不过，当政者一定谨记那时“家天下”背景，谨记此时的天下还是咸丰帝留下来的。慈禧太后的权力来源于咸丰帝，同治帝的权力来源于咸丰帝。现在，新的接班人，还必须依照这个原则去寻找，看看哪一个孩子与咸丰帝血缘最近。
咸丰帝最有力量的弟弟无疑是恭亲王奕，恭亲王的儿子载年龄与同治帝相当，最为合适。惟一的缺陷，也是致命缺陷是载是同治帝的玩伴，同治帝走上这条不归路，载即便没有直接责任，但在慈禧太后、恭亲王这些长辈看来就是不争气。恭亲王家的，就这样很简单地排除了。
恭亲王之外，咸丰帝还有一个七弟奕X。醇亲王奕X在十几年前“抓捕八人帮”时贡献很大，与慈禧太后的关系也不错，因为他的太太就是慈禧太后的亲妹妹。
醇亲王奕X与慈禧太后的妹妹此时有一个儿子曰载。载生于1871年，此时仅5岁。如果就血缘关系而论，载是咸丰帝的亲侄子，是儿子之外最近的后辈；假如从慈禧太后方面说，载是太后的亲外甥，也是除了儿子之外最亲近的晚辈。双重亲近使载成为最合适的人选，还有一层因素是载的年龄只有四五岁，还有可塑的潜质，不像恭亲王的儿子载，已经成人，已经有了价值观，甚至已经养成了某些恶习。
载成为同治帝的接班人，就这样简单。
少年天子
青年丧夫、中年丧子的慈禧太后对于这个过继过来的小皇帝是真情实意的，她们母子之间的感情决非那些政治上的反对者，特别是戊戌后政治反对者所说的那样，势不两立视若仇雠。果真如此，在任何一个时间段，凭借慈禧太后的权势和决断，她可以坦然找到理由撤换这个小皇帝。
当然，也正如许多领养孩子的中年妇女一样，慈禧太后和小皇帝在很多年的相处中不可能对所有问题都看法一致，正常的意见分歧即便是亲生母子也在所难免，这并不以亲生非亲生为依据。不过，如果从日常情理层面去理解他们母子关系，由于光绪帝清楚知道自己是领养的，也知道自己在家、国两个方面将要担负的责任，更知道他的这一切都是太后给的，因而对太后尊敬、敬畏、敬仰、佩服乃至感恩戴德，都是可以理解的，对于太后交代的每一句话，皇上都会照单全收，认真执行，因而其性格或者说其生活习惯中慢慢养成了对慈禧太后的高度依赖，凡事总会以慈禧太后的意志为意志，并没有养成怎样的反叛精神。在这一点上，领养的光绪帝和亲生子同治帝，对于慈禧太后来说并没有本质差别，所谓视同己出，不过如此。 任何人不可能从不犯错，但是一个人在同一个问题上反复犯错的情形也不多。聪明如慈禧太后者，当然知道自己在同治帝培养问题上的失误，太过于可怜这个没有爹爹的孩子，不敢管不愿管，结果是害了这个孩子。逝者已矣，一切从新开始。看着聪明伶俐的载，慈禧太后自然想到过往的教训，总在想法弥补，绝对不愿重蹈历史覆辙。慈禧太后为载请来全国最好的老师，进行最严格的道德品质的训练，接受最好的文化教育。在慈禧太后内心深处，她绝对不能容忍小皇帝成为同治帝那样的纨绔子弟，发誓要将小皇帝培养成一代明君，不仅要守住大清万年基业，而且要像列祖列宗那样发愤为雄，重建辉煌。
光绪帝是慈禧太后的养子，是大清的未来主子，也是老太太下半生的全部希望和寄托，慈禧太后不愿继续娇惯这个孩子，从人之常情很容易理解，这是母亲的本能。而且，慈禧太后也没有非常自私地处理与这位未来国家主子的关系，她在小皇帝进宫后不久，就开始刻意提拔小皇帝的亲生父亲醇亲王，到了1884年，因中法战争等一系列问题，慈禧逐渐用醇亲王取代恭亲王，成为军机处首席军机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领班大臣，全权掌控大清国日常政务。直至1891年去世，醇亲王一直位于权力中枢，而此时光绪帝已亲政，权力过渡也没有什么波折，所以我们不必听信康有为等人在1898年后传播的故事，不要相信两宫之间不共戴天、视若仇雠。慈禧太后、恭亲王、醇亲王，就是简单的叔嫂关系，他们的活动，都是以道光帝―咸丰帝这样一个血缘关系为轴心，因而即便有言语冲突，有利益冲突，吵过架，骂过娘，说到底，所有的事情，还是他们自家的事情，与别人无关。
在慈禧太后的年代，人到七十古来稀。年过半百，掌权了，即便像许多从未掌握过权力的人恶意推测的那样，慈禧太后对权力有着本能的兴趣，二十几年日复一日，也早已厌倦了。慈禧太后说撤帘，不必怀疑她的是虚情假意，因为按照她的权势，她如果什么都不说，是没有人敢向她提出撤帘的。
1886年7月11日（清光绪十二年六月
十日），慈禧太后在宫中召见小皇帝的亲生父亲、醇亲王奕X、礼亲王世铎等满洲贵族当家人；陪同召见的还有小皇帝。会议主旨就是商量慈禧太后不再垂帘听政，将大清国日常事务处置权还给小皇帝。
据记录，当天会议后发布懿旨说，十几年前小皇帝即位时只有3岁，实在太小，无法亲政，大清王朝一切用人行政，亲王大臣等不能无所秉承，所以那时不得已允准廷臣之请，垂帘听政，并郑重约定一旦小皇帝典学有成，即行亲政。现在12年过去了，小皇帝孜孜念典，德业日新，长大成人了，能亲自批阅奏章，论断古今，剖决是非，权衡允当。慈禧太后在懿旨中表示遵守当年约定，择期归政，请钦天监选择吉期，于明年某时刻举行皇帝亲政典礼。
慈禧太后的建议并没有在这次会议上得到完美执行，当她宣布撤帘决定后，小皇帝当即长跪恳辞，醇亲王、礼亲王等也觉得太后的决定太突然太匆忙，太后从此不再理政，恐怕并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小皇帝毕竟还是太年轻。醇亲王、礼亲王建议，慈禧太后确实20多年如一日太累了，确实应该休息了，但此次最好不要一次性辞掉所有的事情，为大清国，也为小皇帝考虑，应该扶上马送一程，让小皇帝在实践中继续提高，逐渐接管政务，或许更合适些。
醇亲王、礼亲王的建议，以及小皇帝的恳请，并没有使慈禧太后的决心有所动摇，她表示12年前“垂帘听政”乃非常之举，本属一时权宜。现在皇上既然典学有成，正宜与内外臣工勤求治理，宏济时艰，自应遵从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七日懿旨约定，即行亲政，以慰深宫期望之意。坛庙大祀，皇上均应亲诣行礼，以昭诚敬。太后的决定不再改变，仍命各方面继续准备，并命钦天监于明年正月内选择吉期，举行亲政典礼，所有应行事宜及应复旧制之处，命各相关衙门敬谨查明成案与惯例，奏明办理。
据翁同日记，慈禧太后没有理会醇亲王等人从缓归政的请求，醇亲王遂找翁同、孙毓汶以及军机处同仁商量办法。商量的结果，大家觉得一方面应该尊重太后的决定，同意小皇帝亲政，另一方面建议太后不妨考虑一个归政过渡期，在未来几年时间逐渐地将权力交给小皇帝。
各方面的建议不能不引起慈禧太后的忧虑，毕竟一个大国的治理也非儿戏。7月19日，慈禧太后发布了一道懿旨，同意在小皇帝亲政后再训政数年，在重大问题上帮助小皇帝把关。
皇太后与皇上的分歧
慈禧太后在各方建议下收回成命，答应在光绪帝亲政后继续训政若干年。这个决定就各方本意来说不必恶意解读，但这个决定确实为中国政治的后续发展留下了巨大变数，使帝制时代皇权中心的惟一性发生问题，所谓帝党与后党就此发生。
王朝政治的本质就是一朝天子一朝臣，老皇帝不在了，新皇帝上来了，老臣们自觉请辞，为新皇帝重建班底提供方便。假如有个别老臣不识相，或者新皇帝一定要树威，或许也会拿一两个老臣杀鸡儆猴，震慑诸臣。
现在留下了一个过渡期，也就是在新的皇权中心之外还有一个太上皇。这种情形在帝制时代并不多见，只有乾隆大帝实在不好意思突破乃族康熙爷的60年执政期，继续当了三年“太上皇”。等到太上皇病逝，新皇帝迅即大开杀戒，拿下了乾隆爷的宠臣和|树威。
历史教训无法忘记，追随慈禧太后几十年的老臣如李鸿章等自然不会迅即转身成为新皇帝的宠臣，但又不是所有大臣都能守住这微妙的界限，比如张荫桓，他过去就是慈禧太后相当信赖的大臣，当然新皇帝对张荫桓的能力也非常欣赏。但是如何处理皇太后与新皇帝之间的关系，张荫桓确实很为难，他后来被算作帝党成员，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因为张荫桓工作太卖力，太能干。 由此可见，所谓“后党”可能是没有的，只是一拨老臣面对这样的局面既不能退职，也不能放开手脚，只能继续与太后亲近，听天由命。但是，所谓“帝党”，是真有的，尽管与新皇帝可能毫无关系。帝党，顾名思义就是围绕在皇帝身边的人，他们期待新皇帝将来全面掌权时干一番事业，因此他们在过渡期自觉不自觉地为皇帝物色班底，一批“政治边缘人”也就在这个特殊的过渡期渐渐聚集到了皇帝的周围。帝党的领袖，大致而言就是皇帝的老师翁同。
翁同应该属于真正的后党，如果没有慈禧太后的欣赏，他不可能那么长时间充当皇帝的老师，与皇帝朝夕相处。但他又太爱这个学生了，他太希望这个学生能够成就一番盛世伟业了。他或许没有什么私心与恶意，但在过渡期他确实为皇上尽心尽力，物色人才，文廷式、张荫桓、康有为等，都与翁同有着或多或少的关系。
围绕在皇帝身边的这批人并不是什么坏人，他们确实希望年轻的皇上能够将这个引领至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但是怎样引领，方向何在，这些人并没有什么新的见解，如果读读康有为在光绪帝亲政那一年（1888年）写的《上清帝第一书》，可以发现他们的见解并没有多少新元素，他们所能想到的，还是新皇帝怎样渐渐树立自己的威望，怎样尽快成为人们信服的一代明君。
新主树威不外乎内外两种方式，对内如当年诛杀和|、抓捕顾命八大臣；对外，就是开疆拓土。当时的政治格局，既然是政治交接的过渡期，光绪帝不可能去抓捕太后的老臣，他甚至想都没有这样想。对外，开疆拓土并不是那么容易，也没有机会。但是过去几十年经济持续增长所留存的家底，使帝党的中坚力量感到或许不必再像过去那样处理外部事物，韬光养晦无所作为，丢掉了琉球以及南部边陲的全部属国。这是新皇帝惟一能发力的方向。
按照这个思路，新皇帝接手几年后终于引爆了中日甲午战争。这场战争与10年前的中法之战一样，都是为了属国的前途而战。10年前，中国以宗主国的身份履行责任，派军队与法国军队打了一场，在获取军事上的优势之后还是体面收场，同意越南独立，其实就是同意越南解除与中国的宗藩关系。
朝鲜是中国最后一个属国，中国之所以此时又要为朝鲜前途而战，除了日本支持朝鲜独立外，还有一个背景是朝鲜距离中国的政治中心北京太近。朝鲜独立，意味着不再是中国的藩属。朝鲜不再是中国的藩属，就没有办法像过去那样帮中国守大门，中国的国防外线就会彻底崩溃。
很显然，此时的中国，决策者不清楚时代的变化，忘记了近代战争已经使国防外线毫无意义，1840年，英国几千人可以在东南地区横冲直闯；1860年，英法联军不过万人，就可以长驱直入，打进北京。新时代的地缘政治不应该是原来那种玩法了，所谓宗藩体制，早已过时，中国与这些属国究竟应该建立怎样的关系，直至最后一个属国丢掉，中国人也没有弄明白。
甲午战争以中国的完败而结束，割地赔款，是大清两百多年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奇耻大辱，其损失不知高出《南京条约》《北京条约》多少倍。惟一的好处，也与两次鸦片战争一样，都是由外部屈辱引导内部的变动，而且笃定向好的方向进步。这是近代中国进步非常奇怪的现象。
慈禧太后参与了甲午战争的决策过程，但是很明显，不论战前或战中，还是善后，慈禧太后都没有大包大揽一言九鼎，而是尽量让光绪帝作主。所以不管这场战争的结局怎样，也不管帝党后党如何纷争，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慈禧太后与光绪帝并没有因为战争发生裂痕，他们的感情没有因为战争的失败受到影响。
两宫感情出现问题在戊戌变法失败后，而之所以在这个时候出问题，主要就是因为康有为策动“围园弑后”，试图以暴力消解其想象中的旧势力。
根据康有为的看法，清廷内部有一个反对派，而反对派的大后台就是慈禧太后，1898年的政治变革之所以如此艰难，在康有为看来，就是因为那批守旧者皆以太后为护符，因此要推动中国改革，就必须铲除太后的力量，必须将权力还给皇上，一元化领导。
康有为或许没有恶意，但他的这个做法无疑害了光绪帝。尽管光绪帝并不知道康有为的计划，更没有介入，但毫无疑问，在慈禧太后，在所有人心目中，光绪帝都是康有为计划的受益者，而太后就是受害者。慈禧太后无论有多大心胸，都难免困惑、愤怒，都会有小皇帝背叛自己的感觉。
现在的史料充分表明，康有为的计划与光绪帝毫无关系，但在当年光绪帝无论如何都很难澄清，而且这时还确实出现一个不得不思索的问题，毕竟光绪帝不是亲生，毕竟隔着那么一层。这是1898年政变后很长时间两宫无法化解的心结。
怎样化解心结？怎样才能证明康有为这件事与自己毫无关系？我们看到，光绪帝在那之后针对康有为在海外散布的言论一次又一次地痛骂，通过正式文件表明康有为是个乱臣贼子。另一方面，政变发生，光绪帝几乎在第一时间坦诚自己还是太幼稚了，不会与人打交道，没有看清康有为这些人的本质，他请求慈禧太后重回宫中，再度垂帘。
光绪帝很久以来身体就不是很好，经过这场折腾似乎使其病情有所加剧。1899年，光绪帝的身体时好时坏，法国公使馆医生的诊断可以证明。正是在这样复杂的背景下，满洲贵族统治集团决定为光绪帝过继一个大阿哥，也就是提前预设一个接班人，由此引发1900年义和团战争。
一个原本温馨的故事
义和团战争是中国的苦难，使中国蒙受了巨大损失。不过，通过这场战争，慈禧太后与光绪帝的关系明显改善，如果我们仔细体会他们母子在战争爆发前四次御前会议的言论，就会发现过去多年一直所说的什么囚禁瀛台、泣血瀛台的故事，都是子虚乌有，是文学想象。
从现今留存的光绪帝病案看，此次发病依然与其长时期以来的身体状况相关联。根据正史及清廷御医的普遍看法，光绪帝属于正常死亡，是长期受到肺结核、肝脏、心脏、风湿等慢性疾病的侵扰，致使免疫力严重下降，最终造成心肺功能衰竭，合并急性感染而死亡。
历史的蹊跷之处在于，光绪帝发病之前一段时间，73岁老太太慈禧皇太后也在生日庆典时因吃了一点不合适的东西拉肚子，闹了好长一段时间。拉肚子在很多时候不会致人于死地，这是对的。但拉肚子严重情况下也可以致人死地，这也是医学常识，特别是对体弱的老人而言，更是如此。
更蹊跷之处在于，皇太后的痢疾既然已经好长时间了，如果不发生光绪帝死亡事件，相信皇太后大概也不致于突然不治。光绪帝的死亡对73岁的皇太后打击太大了，生命垂危中的老太太越想越伤心，越想越觉得自己一生太命苦，所有希望均成泡影，所以她在这个养子英年早逝不到一天，也就一命呜呼。
这个解释来自清代官方文件，以及得以亲见慈禧太后、光绪帝逝世情形的那些大臣、御医的记录，大意是说皇太后得知儿皇帝“大行”后，不禁悲从中来，不能自克，以致病势增剧，遂致死亡。这个解释合乎人道、合乎人情、合乎常理、合乎历史合乎逻辑，惟一不合乎的是中国人最习惯最愿意接受的阴谋：一个并非亲生的儿子，怎么可能如此悲伤？
清廷的解释见诸一切官方文书，然而奇怪的是，这个解释不被大清王朝政治上的反对者所认同，流亡美国的康有为在光绪帝逝世第二天就致电美国总统，要求美国政府带头不要承认大清新皇帝，理由就是慈禧太后谋杀了他们那个英明的光绪帝。
康有为的说法当然没有根据，不要说当年没有互联网，即便是今天如此紧密的联系方式，谁有把握在事件发生第二天就能得出这样斩钉截铁的结论？康有为的说法并不被西方世界所相信，美国政府更不会根据这样的传言去抗议中国。
然而奇怪的是，时间过了一百年，康有为终于在现代中国找到了知音。那么多严肃的历史学家不相信清宫档案，反而依据康有为以及当年那些笔记小说作者的指点，以及几乎猥琐的编造，论证出光绪帝死于谋杀，死于剧毒。
更荒诞的情节还在于，研究者进而推论：这个谋杀光绪帝的人不是别人，就是其养母慈禧太后。阴谋论至此终于坐实，慈禧太后好像被定在了历史耻辱柱上。其实，这本身就是一个笑话，并非历史。
历史是已经消逝的过去，谁也没有办法将慈禧太后喊起来，问问是不是她干的。历史学的魅力是通过各种历史文献、历史遗存去解读历史，但是解读不能出格，真理往前多走一步就是谬误。即便今天在光绪帝遗物上发现了剧毒，严谨的研究也只能说“今天发现的遗物有剧毒”，不能说光绪帝过去的遗物就有剧毒；不能进而推断光绪帝是中毒而逝；更不能推断是别人投毒而死。当然，更不能斩钉截铁推断是慈禧太后所为。
两千年前，庄子与惠施濠水大桥散步。庄子说：你看那条鱼在水里悠然自得从容悠游多快乐。惠施故意抬杠说：君非鱼，安知鱼之乐？机敏的庄子毫不客气，坦然而对：君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惠施曰：我非君，固不知君矣；君非鱼，理所当然不知道鱼是苦还是乐。
俗话说，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我不会说，慈禧太后与光绪帝是千古模范母子，但是我们也不能凭借传言便推断他们视彼此为仇雠，不共戴天。他们就是一对平平常常的母子，不是亲生，或许胜似亲生。正经史料呈现的是慈母与孝子，真实情形会有传言所说的那样不堪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