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章：当下大学生文学素养欠佳的原因探析
提高当代大学生的文学素养，是培养高素质人才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方面。从某个角度而言，这或许是比专业知识的学习更为重要的一种素质。今天，我们处在一个人文精神凸显的时代，大学生作为青年中的优秀群体之一，必须努力提高自己的文学素养，增强自己的人文精神。
然而，由于目前受各种因素的影响，部分大学生文学素养严重滞后于个体发展和社会的需要。前不久，笔者在江苏九所高校近千名学生的问卷调查中发现，76%的大学生认为自己的文学素养不高，9.5%的觉得自己的文学素养较差，而自认很好的只有12%。隐藏在这些数字背后的是传统人文精神的流失，突出表现为文学专业的萎缩和人文素养整体水平的下降，造成此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时代和社会风气的影响外，还有学生重理轻文、急功近利的思想作祟。
写作是通往中文的唯一路径
今天大学生的文学素养令人担忧。拿笔者所熟知的文学院来说，大学生文学素养亦良莠不齐。曾经有一个学生打电话问我：“你们文学院要求学生在校期间发表作品吗？我写作不好，担心毕不了业。”我一面暗笑他的天真可爱：现在的高校哪还有此种魄力，不发文章就不让毕业？另外，难免感慨一番：一个根本不会写作的家伙为什么要头破血流地挤进文学院呢？
为什么学中文？“师范类的学校也就中文专业最好了;因为我是被调剂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感觉学中文将来还能做个老师”……对于中文怀有美好情感的我，很多时候暗自神伤，因为他们的回答让我清醒地意识到，从某种程度上说，中文系已经不再是“一条撒满钩饵的大河/浅滩边，一个教授和一群讲师正在撒网”（李亚伟《中文系》），“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在文学院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大杂烩”。
半天憋不出一个字，哪怕你不知屈原、萨特，只要你跨越了考试的分数线，你就“生是文学院的人，死是文学院的鬼”。曾经有过一次针对大学生关于阅读四大名著的调查，知之者甚多，读之者没几个。在一次古代文学课上，老师提及岳飞的《满江红》时，竟没有一人能完整背诵出来。除此之外，他们依然延续着高中时期的写作恐惧症，平时不读书，把写作当成应付考试的任务，毫无兴趣可言。
学中文的人不会写文章，毫无感性灵性可言，竟然将来还要去教授中文，这是中文最大的悲哀。其中的原因就在于“一考定终身”，从源头上就决定了文学水平泥沙俱下的状况。我们在招生时缺少了一个择选的把关，唯分数马首是瞻，结果门户大开之后，文学院已不再神圣，彻底沦为秦淮河边的青楼酒馆，成为有钱人的休闲娱乐会所。
有些求才若渴的老教授痛心疾首：今天，我再也遇不到才华横溢个性鲜明的学生了。殊不知在这样文学营养贫瘠的土壤中，何以会出现钱钟书之类的“异端”呢？这些孩子整日沉溺于网络游戏和拼爹的快乐中，根本没有时间和兴趣坐下来读一本《庄子》或《瓦尔登湖》。尽管如此，他们因为溃疡而逐渐弯曲的脊背上仍赫然写着“文学院”三个字。等到毕业时，他们开始疯狂埋首于公务员的考试，而此刻文学院的鲁迅塑像在默默饮泣。
所以，从源头上加强对学生文学素养和文学兴趣的关注与审核，而不是门户大开来者不拒，如此，才能从整体上提升其文学素养，培养文学的可造之材。
功利化的学习与教学模式
大学生文学素养不高也不是一时半会的问题了，实际上从前二十年就已经显露出端倪。这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和“重理轻文”的教育模式息息相关。今天，我们依然延续着这样的教育和学习模式，势必会进一步滞后学生的文学素养，甚至导致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出现。
首先，多年以来形成的“重理轻文”的教育模式，造成大学文学教育的失落。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对人类社会和历史进程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前，科技被强调为第一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重要和突出，这使得科技教育在现代大学教育中的地位日重，成为现代大学教育的最主要的内容。这就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大学生，以接受科技教育作为自己接受教育的重心，进入大学学习理工科，就成为优秀中学生升入大学的首选目标。“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多年来“重理轻文”已经成为一种共识，导致了人们对人文教育的轻视和排斥。
再者，公式化、概念化、教科书式的教学模式仍未消除，缺乏扎实深入的文本研读和文学感受力的培养。一些教师在教授文学时，照本宣科沿袭过往模式，缺乏生动形象有深度的引导，导致学生对文学学习失去信心和兴趣。与国外许多大学的文学教育相比，我们的文学教育至今不仅在方法上难以摆脱教科书式、概念化的思维窠臼和教学模式，而且在整体上又欠扎实深入，未能充分引导学生精研文本、培养敏锐的文学感受力。
第三，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崛起，在促进社会发展的同时，也不同程度地滋生了拜金主义、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影响了大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在重利思想侵蚀下，使本来就缺乏独立判断能力的某些大学生在价值选择上急功近利。“经世致用”思想的主导下，在有关专业选择的问题上，90%以上的同学选择的多为计算机、经融、会计、管理、法学等方面的热门专业，而中文、历史、哲学等方面的专业几乎都是冷门。在实用主义、就业形势等综合因素的导向下，大多数学生最终投向了热门的、易就业的专业的怀抱。
前些日，女孩玲玲虽然拿到了成都某高校的本科录取通知书，但却无钱去报到，因为父亲固执地认为“读书无用”;此事一经媒体报道后，大学教育再次被推上风口浪尖，一时口水飞扬。不可否认的是，随着市场化和体制化的入侵，新世纪以来象牙塔的坍塌已是不争的事实，知识分子亦踏上集体溃败之旅，这一切都让大学教育成为“失败的投资”。大学生人文素养不高的原因很大程度上也源自“大师”的匮乏与溃败。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中国的知识分子历来被冠以峻洁的人格和神奇的定力，“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埋首故纸堆做学问，仰观新时代定乾坤。近代大学教育兴起，而大学之“大”，正如梅贻琦先生所说，“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正是大师对于大学的意义。
然而“峰回路转”，近年来大学市场化和体制化的运作让象牙塔蒙尘，并遭到大众的质疑和摒弃。曾经令我们“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象牙塔面临挑战。今天的象牙塔，“逆向淘汰”的悖论正在剪除正直的知识分子：潜心学术者被漠视，哗众取宠者被纵容。如今的某些学者教授们文质彬彬与道貌岸然并存。一味钻营谄媚，对镜头侃侃而谈，背着学术“超女快男”的名声四处游走，签名售书，俨然新时代的大众情人！对外热衷于面子工程，对内误人子弟、妒贤嫉能，“枪打出头鸟”。
美国学者拉塞尔・雅各比在《最后的知识分子》[3]里描述了上世纪短短几十年中，美国知识分子群体的一种惊人变化：昔日，他们指点江山，挥斥方遒;如今，他们隐身专业，闭门造车，两耳不闻窗外事。他质问：过去那种富有社会责任感，敢为天下先的知识分子哪里去了？正是基于这样的论断，他把支撑着美国公共思想的20世纪四五十年代走红的老派知识分子称为“最后的知识分子”。
结合雅氏的论断，正视中国大学的某些状况，不免感慨颇多：一些知识分子被市场和体制集体收编，蜕变成“带着履历表和名片旅行，他们靠社会机构的支持而生存”的研究员。不知不觉中，一些知识分子形成了所谓的新阶级，犬儒化成为他们的姿态。昔日的大学教授是“游荡于社会中”的环境不适者，今天的某些教授却“渴望得到一大笔钱，开上好车，贪求各种职位，并为得到爱情、奢华和名誉而奔赴一个又一个会议”。回到当下，我们的某些学者和教授囿于行业，出了专业就无人知晓，更谈不上对学生的引导。因此，怎能指望这样的老师来以学术素养和人格魅力来影响学生呢？即使有的话，也是逆向引导。
时间倒流二十年，哪个学者的小平房里不挤满了寻经问道的莘莘学子？哪位教授不是爱才如命，即使学生遭遇困境，仍挺身而出竭力保护？可是二十年后，这些忘年交的佳话化为陈迹，和谐的师生关系还有多少？取而代之的是时有耳闻的桃色新闻、暗箱操作或是恩将仇报。以现代诗歌为例，试问，在80年代风行一时的朦胧诗人们如今大都成了各大院校的学者教授了，如今还有多少在耕耘诗歌、播撒火种？
大师之于大学或者学生来说就是一盏引路灯，是“麦田里的守望者”，即使在任何恶劣的环境下，只要灯不灭，大学和学生就不会迷失方向。试想，如果失去像金岳霖、吴宓、钱端升、闻一多、罗隆基这些特立独行的大师，那么西南联大要失掉多少精彩！今天的大学里，某些学生和教师已经形成一种“相互抛弃”，彼此不识，联系不多，谈何文学影响？
时代的焦虑与价值观的转变――救救孩子！
有人说“在中学时，他伏案学习，在大学时他应该站起来，四面望”。大学对于学生的意义已经不再是纯粹的学习知识，而更多的是学会独立的思想与丰富自己的人格精神。可是这里我们只考虑到了大学的“小环境”，却忽略了社会这个“大环境”。首先，能够站起来四面望的人寥寥无几;再者，即使站起来四面望了，看到的也往往是横空出世的广告牌和耸入云霄的楼群。机器时代严重窒息了人们的想象力，“把科学技术凌驾于人的生命之上，把经济指标的增长作为社会进步的唯一尺度，把人的进化程度与社会的发达程度等同于人于社会摆脱自然约束的程度是这个新时代的显著特征。”[4]
在弱化文学和诗意的教育操作下，除了埋首故纸堆应付考试，或者百无聊赖沉溺于网络游戏，寻求虚无的慰藉和满足之外，诗意的追求往往在僵硬的生活与同伴的蔑视中化作沉寂。中文系的某些学生不谈文学，懒得动笔头，不知奥登里尔克为何物，表面上目空一切，实际上乃名副其实的“睁眼瞎”！文科类的一些学生尚且如此，非中文专业的文学常识与人文素养可想而知。
余杰在谈到这类大学生时痛心疾首地写道：“跟他们谈伟大的爱情、创造或者遥远的理想，他们只会不以为然的眨眨眼睛。他们在地平线上安安稳稳的走着，为什么还要飞翔呢？”（余杰《给理想一把梯子》）他们彻底抛弃了诗意的生活与想象力，更多关注的是周杰伦与蔡依林的演唱会，以及新街口的金鹰是否打折。
今天，我们不得不注意的一个状况是新媒体的蓬勃发展催生了一个娱乐的世界，考验着大学生的阅读兴趣。尼尔・波斯曼在《娱乐至死》里写道：“电子技术的庞大阵容催生了一个新世界――躲猫猫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一会儿发生这样的事情，一会儿发生那样的事情，这些事情都昙花一现，刹那间就会消失。”[5]爆炸性的信息，流水线似的批量生产，催生了一个“美丽新世界”。某些大学生们习惯性打开的是网站的娱乐报道，而不是一本诗歌杂志。
从根本上而言，今天的一些大学生已形成了“经世致用”观。他们或许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感觉到金钱的巨大压力，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意识到文学的无足轻重。文学素养和人文情怀，在商品流通中变得一钱不值。市场大潮的魔力消解了一些人对精神的迷恋，使文学赖以生存的土地无情地逝去。“笑嘻嘻的金钱年代，连天才也淹没于滚滚红尘与油腻腻的游戏之中。”（徐静亚）诗人王家新曾在《夜莺在它自己的时代》[6]里指出表达了对环境骤变给知识分子带来的隐痛，夜莺难以歌唱，诗人弃诗歌而去，我们也不能指望从当代某些大学生那里听见歌声的存在。 象牙塔曾经是文学家的温床，有一首歌唱道“几个流浪歌手，几个爱情诗人”，如果一座大学里没有人弹吉他没有人写诗，那么她是死寂的，因为她的学生没有情怀没有诗意，她培养的不过是一群没有脑子的侏儒。然而，浮躁势利之风使一些有才华有思想的学生困惑。走在某些大学里，除了要时刻躲避横冲直闯的私家车，还要遭遇一群非主流的大学生，哼哼哈哈的，喊着“信春哥，不挂科”。我的青春谁做主？救救孩子！
文学的再次启程或重塑象牙塔的人文精神
古人云：读圣贤书，所为何事？答曰：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个没有文化情怀的民族是野蛮的，也是没有希望的。而大学之于民族和国家，被赋予了培养情怀造就人才的使命，这是大学之于一般技校的区别，她不仅仅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你四面望的眼光和兼济天下的情怀。勇敢的身体，怯弱的精神，这是一个下滑的标志。一座没有优良传统和鲜明个性的大学培养出来的只能是精神侏儒。一个民族的健康状况取决于教育，而教育的成败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大学文化，所以必须重视大学生文学素养的提升。
我们富裕了，可是生活却少了诗意，这是得不偿失的。大学生文学素养的提升必须加强对文学的重视和普及，因为艺术来源于内心的真实与感动，只有真实与感动被社会接纳，这个民族才会健康，并且富有诗意。为什么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会感动一代一代的人，让一股暖流在你心里流动，就是因为人类对于大地之美和人性美好具有本能的渴望，而这种渴望是不会随技术时代的到来而断绝的，而诗歌被赋予的魅力就是言自然之美，承鸿蒙之恩。另一方面，诗使人惊奇，它可以让你在这种惊奇中超凡脱俗，并且体会到飞翔的乐趣。
人不仅是活着，还需要诗意的栖居。总是要在纷繁的生活之余留给自己一个诗意的空间，一个温厚的枕头。萨松说：“我心中的猛虎在细嗅蔷薇。”满腹诗书之人，其语自华，其气成香。每每感动于图书馆里那些忘我读书的人，真正把自己交付给文字的深渊，随时光的流水怡然自乐。
值得庆幸的是，从调查问卷来看，94%的大学生都打算提高自己的文学素养。但真正付诸行动的只有41%，而近53%的由于各种原因导致计划搁浅。
我们从这次的调查问卷结果看到了大学生的文学素养整体不高，也看到了大学人文学科相关专业的萎缩。杜维明教授曾说过一段发人深省的话：“我们虽然生为中国人，但对中国自己的东西不论古往今来，都了解得太有限了。学文学的不懂莎士比亚是耻辱，但没有摸过杜工部却是可以原谅的;学哲学的不能不知道康德，但可以完全忽视朱熹;学历史的没有读过《罗马帝国衰亡史》是遗憾，但没摸过《史记》却平常！”[7]如此看来，大学生文学素养的塑造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们任重道远。
参考文献：
[2]袁三英，袁加妮.传统人文精神与电大校园文化建设――一份调查问卷引发的思考.广州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8
（6）.
[3][美]拉塞尔・雅各比著.洪洁译.最后的知识分子.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
[4]鲁枢元.生态文艺学.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12，第1版：57.
[5][美]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6]王家新.夜莺在它自己的时代.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7.
[7]张风.哈佛心影录.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