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文章以时间线索来解读中国在日本近代文学中的他这形象，通过研究勾勒出中国形象在日本近代文学的衍变，首先分析了明治年间日本作家笔下中国形象是游移于现实与经典之间的概念，大正时代的日本作家把中国看做日本的东方观点，并且在大正文学中对中国形象定位为“支那趣味”，最明显的一点是当时作家在中国寻找怀旧的情绪和异国的情调，随着对中国了解的深入，对中国美好的想象慢慢破灭，之后近代中国的形象在这昭和时期得到了相对准确的建构。受到汉语言经典文本的叙述模式和强大的意识形态框架的支配，在日本作家的思想中对中国的形象有一定的曲解和误解，日本的近代文学中的中国形象是在经典文本和帝国文化意识共同作用下产生的关于语言的幻象。
【关键词】日本；近代文学；中国形象
中国对于日本来说更多的了解在于细节方面，在日本作家眼里也不能够完全的体会到实体的震撼，一些日本人即使亲自体会中国的存在也无法整体的感受到中国的庞大，只能感受到中国一个微小的局部，因为无法整体的感知中国的形象，所以就不能够建立在一个人的经验的基础上来叙述中国这一实体。日本人关于中国的来源来自日本人对中国的叙事方面，这些叙事主要分为虚构的文学小说，叙事诗体，也包括一些所谓的纪实，但是真实情况是对于“真实”的人为的取舍和改写而产生有误差的游记与报道等的，这些来源千差万别，视角千变万化，所以呈现出来的叙事有相当大的差异，所以中国的形象在日本人眼里经常是变幻不定的。叙事建构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有时会因为意识形态而产生一定的误解，产生错误的信息来源，所以文学特征也强烈的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所以中国在日本近代文学中是一个意识形态形象，也是一个文学的形象。
一、明治年代：从文本到现实
（一）明治年代日本作家笔下的中国形象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结束了德川幕府统治下闭关锁国的国策，开始打开国门看世界，当时在清政府统治下腐朽的中国暴漏在日本人的面前，日本人无法将记忆中盛世的中华帝国与当前衰败的帝国联系在一起，引发了他们对中国的好奇心。在明治维新时代的初期，日本文学和日本社会的西洋化的转变，日本人民极力想改变落后的状态而追随西方先进的文明，他们急于抛弃过去的日本文学和汉学的学习。日本知识分子使用假名来标记书本代表着有叛逆心理的学习，也看出来对新文明的向往。这一时代的特征是日本盲目西化的过程，但是在这一时段过去后，日本人民开始了对古典文学的回归，日本的文坛诞生了古典主义思潮开始对中国历史和中国古典文学的新研究，代表人物有幸田露伴，她对中国文学和汉学文学的修养崇安了喜爱，对汉学的热爱可以看出对西方科学精神的反抗，研究中国文学成为逃避世事和消极反抗时代的避风港，这一时期，日本古典文学的研究和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是对抗盲目西化的最重要的利器之一。中国文化代表着高尚的道德和脱俗的品质，与日本民族经典概念上重合，构成了大和民族的精神故园。古代中国在日本作家笔下的含义在于超越现实和生活的层面，实现梦想和寄托希望的乌托邦，这些都是脱离现实的对中国的仰视，是有很大缺陷的。明治维新和日清战争爆发之后，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战争的本身改变了日本人对中国的看法，日本重新定位了与中国和欧美列强的关系，制定了称霸东亚的政策，日本政府为了让日本国民忘记艰苦的生活，将灌输中国人和朝鲜人的作为劣等民族的观念灌输给国民，这一期间的日本文学具有浓烈的殖民主义特色，是日本文化史的一部分，被今天称之为殖民文学，殖民文学与殖民的思想以文字的形式照相呼应，两者密不可分。日清战争之后，日本对古代中国的看法从仰视转化为俯视，但是日本作家普遍有高深的汉学研究素养，日本作家对中国的视角游离于现实和文本之间，但这种转换从根本上切断了日本作家对古代中国的美好想象，所以日本作家笔下呈现出割裂的状态。明治时代的日本作家要与中国的现实保持相当的距离是因为他们深受中国传统汉学的影响，虽然入侵了中国但是完全不能够涉入中国的现实，所以他们依然保留着对中国唐诗宋词和水墨画艺术氛围的熏陶，明治时代的日本作家依旧认为中国是一个美好的国家，但也讽刺在现实中中国的苦力与新型城市的恶俗文化，这些日本汉学家在叙述中把重点放在了空洞的艺术灵感的升华，而没有关注与正是的中国百姓的生存现实状况，表达出对于虚幻的艺术至上的憧憬而忽视平庸的真实。在那一个时代，真正的中国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相对于日本来说应该是什么，或者说，什么样的中国才能满足日本作家对自己作为宗主国国民的美妙感觉。因而，他们对真正中国的观察是少得可怜的。这使他们对现实中国的描述不可避免地显得肤浅而幼稚。他们想要描述的只是他们自己。
（二）海上的遥望
明治时期的知识分子都受到了汉学的熏陶，用假名注释来诵读庞大的汉学文学书籍。他们对中国古代的形象是宏达壮美的意向，是浪漫夸张的，文辞博大精深的。通过日清战争之后才逐渐了解到现实中国与臆想中的中国的差距，这些现实都是日本作家对中国的文本幻想的幻灭，日本近代文学与日清战争的爆发几乎是同步的进行中，通过日清战争日本作家看到了苟延残喘和国力衰微的近代中国，他们从惊讶中使中国的经典形象从文本走向了现实，中国也不是他们臆想中的盛唐笔下的乐土，也不是三国豪杰和水浒英雄的故乡，而是被贫困和战乱折磨的土地。他们对中国丑陋的现实表示震惊和失望，同时对自己的发展沾沾自喜，他们第一次在中国的衰败中看到了自身的强大。
（三）诗意的言说
诗意的言说主要发生在明治年间的日俄战争爆发时期，日本的近代文学是上的巨匠之一森欧外作为日本陆军的军医部长出征中国的满洲，当年签订了日俄和解条约，1906年凯旋回国，在战争期间，他擅长写长歌，体律诗，短歌等形式将自己在战斗期间的所见所闻和感受记录下来，其中“歌日记”是战场的创作部分，共分有五个部分，“歌日记”的一章中与现实的中国很是贴近，可以看出作者对对外战争的看法和对中国固有的形象，他作为日本军官，必须讴歌战争，为官兵来鼓舞士气，所以“歌日记”既有文学方面的性质，又有纪实主义的现实意义，他有时会拜托军官的外壳来表达内心的感受，对战争的反应是隐晦的，对战争的残酷也进行了抽象的处理，以及对士官精神的鼓舞。其中写到了中国大地当时的环境，战争的牺牲者的鲜血染红了满洲大地，与落日的火红投影在大地上交相辉映，衬托出来了战争的苍凉。还要考虑到日俄战争的背景，日本对中国的情感表现的很复杂，一方面他们不能够过分的丑化中国，因为毕竟是日俄进行的战争，和当时的国际局势有相当大的关系，同时也反映出日本人面对中国那种发自内心的民族优越感，日本作家在日俄战争期间的表述体现出作为想象主体对自身殖民者身份的塑造和确认，也包含了中国作为想象对象被日本作家意向无可避免的宿命。中国形象在日本作家的笔下成为一种简单明了，充满殖民偏见的形象，表达出在经典文献的基础上美好的幻想和对丑陋现实的转化。
（四）匆匆一瞥
在这一时期的日本作家心目中，是对中国光辉的古代幻想的支离破碎的冲击阶段，现实的中国暴露在他们面前，面对中国的现实他们还没有做好准备和作出准确的判断，但是他们也建立了偶写表述中国的模式并且对日后的日本作家也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总体上表现出他们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缅怀之情，和对近现代中国衰落的诧异之情，这些情感都充满了不确定性。是对古代中国美好想象与近代中国丑陋面孔的震惊于憎恶之间的过渡阶段。明治天皇去世之后，日本进入了大正年代，文坛上出现的中国热被称为“支那趣味”，在这一时期涌现出的中国题材作品中充满了殖民主义的偏见和浪漫异国的情调，中国形象也在日本文学中表现的日益复杂化。
二、大正年代：“支那趣味”
（一）大正日本文学中的“东方主义”
大正时代是日本短暂而动荡的时代，告别了明治天皇的武士道思想和中国儒家思想的熏陶，日本政府逐步推行帝国主义的侵略战略，不断扩大在中国的殖民势力，国内局势动荡，国内民主主义运动和无产积极运动风起云涌，法西斯主义不断渗透在日常生活中，随着近代化的发展，日本崛起成为亚洲第一强国。大正年代的日本文学呈现出与明治年代的文学完全不同，欧洲近代文化思想对其影响越来越明显，一定程度上压过了日本古典文学和汉文学。大正年代的日本作家是汉文学和中国文学产生裂痕后的最后一代人，他们既受到中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影响，也受到欧洲崇尚理性和科学的影响。这一时期的日本作家眼里“中国”是一个观念，它的意义在于一个富有魅力的未知世界的，超越了一个真实的理想空间，中国的形象意义远远超越了本身的意义，是一个观念的事实而不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中国”在大正年间的日本作家笔下是唯美和艺术的，浪漫的结合。同时这一时期的显著特征还包括日本局方对于自身殖民者身份的确认和身份的优越感，生活中的文学表现出对异国的向往之情。这时也形成了所谓的“东方视角”，中国的实体和观念在大正时代的日本文学中同时存在，交错。同时在大正时代的日本文学中，对现实中国的描述与古典中国的描述还没有发生本质性的冲突，但是激起了他们对真实中国了解的欲望。
（二）“支那趣味”的出现
总体来说，支那趣味主要是指对中国在生活上和文化上的热爱，其中的中国并不是真正的中国，而是汉语构建的浪漫的，艺术的，古典的中国幻象，这一时期出现了很多对汉学有一定修养的日本知识分子，他们通过自己的作品表达对中国的向往，这些向往表达出他们的一种怀旧的情绪，也表达出他们对浪漫异国情调的不断追求。在当时时代背景下，西洋是进步的，科学的，理性的。东洋是具有丰富想象力的，古典美的，奇妙的有趣的地方，所以他们通过支那趣味来寻找异国的浪漫情调，表达出对历史辽阔土地的向往和追寻。
（三）芥川龙之介笔下的中国
三、昭和年代：“魔都”上海
（一）昭和年代日本作家笔下的中国形象
日本作家对于沿海地区在各个帝国主义势力下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近代化都市的体验大大削弱了日本作家心中古老，原始，落后的中国形象，这里霓虹灯的舞厅，变幻莫测的证券市场都是日本作家对上海的真实感受，是一种摩登的，现代的，光怪陆离的体验。上海作为“魔都”的形象逐渐在日本作家的观念中稳定下来，昭和初年出现了以上海为舞台的文学作品，对上海的印象逐步替代落后的，原始的东方形象。上海这一特别的形象促使日本作家将目光投向中国的现实，在这里日本作家体会到西方近代影响下被扭曲的亚洲的缩影。他们不仅仅将目光投入到上海的本身，而是普遍意义上加强对东西方距离冲突和融合的探索。总体来说在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之前，日本文学中的中国依旧是多样化的，在中日战争爆发之后日本文学进入了战争时期的黑暗时期，法西斯主义充斥着日本的文坛。
（二）“上海”对文本中国的解构
在明治时期，上海就进入了日本作家的视野中，日清战争和日俄战争使日本人在上海的数量大大的增多，在日本文坛上有名气的作家先后在上海体验生活，比如在上海开办日本人的上海东文学社并在上海任教，田岗领云受到了民族主义的影响和中国文化的影响，他相信支教大陆可以实现他的理想。
（三）横光利一与《上海》
横光利一是日本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新感觉派的日本著名作家之一，他一贯主张文学革命，主张使用象征性的手法和大胆的文章构造追求文学上的创新，她一直主张的革命的文学，追求文学政治性的无产阶级阵营对立，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艺术派作家加入了无产阶级文学的阵营之中，横光利一的处境也越发艰难，当时芥川龙之介建议他去上海走一走，在文中他批判上海是一个罪恶的城市，主要的目的在于想让横光利一通过真实的体验上海，来描述激烈的中国现实和幻想中的城市之间的差距，所以上海作为中国第一大的城市，是具有代表性的典型的城市。
（四）“魔都”形象的坍塌
（一）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对中国的关注
昭和年代无产阶级日本作家关注中国的方式和其他流派的日本作家有着明显的区别，他们不再以异国情调和文学趣味来描写中国，而是直面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人民的生活和中国的现实形象，他们不再缅怀汉语经典所构建的虚幻的中国光辉形象，也不再以殖民主义的偏见来异化现代中国的现实，他们主要描写了受剥削和压迫的中国劳工的阶层和风起云涌的中国民族民主革命运动，他们笔下的中国无产阶级饿不再是单纯的苦力，他们对苦力充满同情，有着阶级的情谊，取代了殖民度国家人民的歧视和排斥，民族意识被阶级意识所取代。
（二）质朴的友情
里村欣三是日本近代文学对中国劳动者表述的代表，在甲午战争之后，中国劳动者在日本的形象就是肮脏的，怪异的，琐碎的异类，他们没有自己的故事，但是在里村欣三的笔下充满了对苦力的阶级同情，这就是对身份意识的变革，尽管这些依旧摆脱不了日本文学的殖民主义的偏见，但是他依旧颠覆了其他文学中固有的支那苦力形象，这是一个突破，但是里村欣三对中国劳动者依旧有不可忽视的局限性，没有完全摆脱殖民主义的色彩。“中国”在里村欣三笔下延续、断裂和破碎，暗示着里村本人作为精神主体在时代巨浪的席卷下翻滚沉浮的痛苦经历。
（三）高声的召唤
随着日本无产阶级饿文学运动的蓬勃发展，无产阶级文学的政治性也越来越强，昭和6年日本无产者的革命运动达到了高峰，在涉及中国题材的作品中，政治性展现出的思想形象也十分明显，许多无产阶级日本作家由于战争的影响最终在日本政府的监视和逼迫之下，许多作家沦为宣传法西斯主义的先锋，成为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史上的污点，但是日本无产阶级文学没有在能够恢复昭和年初的辉煌，最终随着社会的变迁而销声匿迹。
五、结语
影响日本作家对中国形象和态度的主要受到强大的意识形态影响和作家私人的体验，近代中国的形象在日本文学史中浓缩成为日本民族的近代史，如果说古代中国的形象象征着日本作家青年的岁月，那么近代中国的形象表达出日本民族的沧桑巨变和作家疲惫和痛苦的内心挣扎的中年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