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纪之交和千年之交，我们的哲学承担着“继往开来”的历史使命。这就是：不仅要总结20世纪的（中国）哲学，而且要用哲学来总结（中国的）20世纪，以便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所走过的道路，更自觉地把握未来的走向。
一、新中国哲学50年的历程与启示
一般说来，哲学的发展和命运取决于两个方面的主要因素：一个是它的客观基础和外部环境，即哲学与社会、实践、历史进步之间的内在联系。这种联系愈是合理而充分，那么哲学的发展繁荣也就愈是能够得到强有力的推动和保证；另一个是它的主观条件和内部机制，即哲学研究方式的活力和哲学自身的逻辑力量。哲学的研究方式愈有活力，哲学自身的发展逻辑愈是得到遵循，那么哲学就愈是能够在现实生活中为自己开辟出前进的道路。
所以，我们对当代中国哲学的回顾与前瞻，就不能不首先着眼于它的现实历史进程。前不久，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主办了“新中国哲学50年”大型学术研讨活动，对此做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大家认为，真正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这一论断不仅指明了哲学在整个人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而且也为理解哲学的历史状况和命运，提供了一条最重要、最可靠的线索。50年来，特别是近20年来，我国的哲学事业同新中国的整个事业一道，经过了曲折前进的历程。
建国初期,我国面临着在经济、政治、军事和外交等各个方面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组织人民投入新制度建设的艰巨任务。与这一形势相联系，在思想理论战线上则有一个清除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宣传马克思主义，确立无产阶级思想主导地位的斗争。当时在哲学上对实用主义的批判，就是这场斗争的一个方面。后来，随着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不断推进和思想文化建设的逐步展开，哲学界也进行了多方面的热烈讨论，比如关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即“综合经济基础论”）、关于过渡时期两大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的性质、关于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等一系列讨论。尽管当时的讨论还不很充分，学术争鸣的方式还很不完善，甚至有所偏颇，因此效果也不够理想。但是在今天看来，这些讨论所提出的一些问题本身是有积极意义的。它们反映了哲学对现实的关切与思考，也反映出学术界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热情和积极性。
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复杂化，社会主义建设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也进一步显露出来。许多重大的现实问题、思想问题和决策问题，在一次次的哲学讨论中，以理论的形态得到一定表现。比如哲学界围绕毛泽东《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的发表，开展了关于两类矛盾问题、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等问题的热烈讨论，活跃了学术气氛，取得了一定效果。后来又进行了逻辑学、美学和生物遗传学等问题的讨论，开展了关于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思维与存在同一性”、“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等争论。在今天看来，这一时期大部分讨论的实质，都与邓小平后来所指出的，要面对现实弄清楚两个“根本问题”——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有关。其意义在于要从根本上为回答上述问题探索一定的哲学基础。
总的说来，这些讨论对于促进哲学研究的深化，加强理论与现实的联系，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可惜的是，由于当时“完全弄清楚”问题的条件还不成熟，特别是由于党内出现了“左”的教条主义的倾向，使有些讨论脱离了应有的科学轨道，科学的理性精神受到了轻视，因而没有能够得到应有的收获。但是，理论上没有解决的问题，在现实中却不会消失，仍然要表现出来。理论上不能正确地解决问题，在实践中必然带来失误甚至重大失误。
随后发生的“文化大革命”证明了这一点。在“文革”中，机械教条的僵化思维发展到了极点，以至于“唯心主义横行，形而上学猖獗”，不仅给国家民族造成了严重的灾难，给哲学和整个精神文明带来了严重的摧残，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反面的哲学典型。当时流行的 “顶峰论”和“绝对真理论”、“斗争哲学”、“反生产力论”等，公然蔑视科学真理、宣扬现代迷信。它们完全脱离了人民群众，根本违背实践的规律，完全是反马克思主义、反科学、反理性的，是哲学领域里的大倒退。因此它们也必然在人民群众的实践中破产。而在最终战胜“四人帮”极左思潮、拯救人民事业的斗争中，正是依靠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和坚定信念，才找到了制胜的精神武器。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开展的关于实践标准的大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推动了全国范围内的思想解放，为使国家进入一个新的飞跃发展时期，作了思想和舆论上的先导，也是我们的哲学向新高度发展繁荣的起点。此后 20多年来，广大哲学工作者珍惜和继续这一份光荣，密切关注当代世界和中国实践的发展，注意辨别各种社会思潮，提出并讨论了许多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的新问题，形成了不少有价值的新观点、新思想，开拓了不少新的研究领域，如：实践的哲学意义、价值和价值观念、社会哲学和社会发展理论、经济哲学和经济伦理、人的问题研究、生态环境理论、当代文化比较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科学技术与经济社会、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意义、西方最新哲学流派研究等。这20年中，取得新成果的总量超过了已往的30年，并涌现出一大批优秀人才，哲学事业呈现了良好的发展局面。各种迹象表明，由哲学呼唤来的思想解放的春天，也为哲学的进一步繁荣和发展提供了大好的时机和更大的生机。
当然，哲学的发展并不仅仅是哲学界自己的事情。在更广泛更切实的生活实践领域中，更应该看到哲学思想产生的深厚土壤。其中特别值得庆幸的是，经过了多年的实践、奋斗和探索，我国党和人民终于得到了这个时代重大宝贵的思想理论收获，这就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作为马克思主义当代发展的杰出成就，邓小平理论凝聚了全党全国人民的宝贵历史经验和高度智慧，它不仅是对当代世界经济政治发展的深刻见解，也不仅代表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发展的新高度，而且它所显示的解决重大现实问题的深刻思想、理论、智慧和勇气，也在多方面包含了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新理解、新应用，并且与当代人类文明优秀的新成果、新风格、新语言相通，与走在时代前沿的思维方式相通。在考察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时，无疑应该把邓小平理论看作是最重要的代表。
回顾这50年可以清楚地看到，哲学并不是停留在书斋和头脑里的学问，它是与社会生活实践、与国家人民的命运息息相关的科学。因此哲学不可能在脱离了人类的现实命运之外得到生存和发展。具体说来，哲学不可能完全脱离政治，政治也不可能完全脱离哲学。问题往往在于，是什么样的哲学与什么样的政治相联系？对于这一点，哲学和政治都有自己的权力和责任。对此我们有丰富的经验，也有惨痛的教训，需要认真总结和研究思考。
就哲学这一方面而言，马克思曾说过：“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他同时还进一步指出，要让理论需要与实践需要直接地联系起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第１１页）。既然哲学的命运取决于社会对它的需要和它的发展满足社会需要的程度，那么哲学就有义不容辞的责任，要去关注社会发展的需要，去理解、引导和提升这些需要，使人们实践的需要与理论的需要能够在一个新的境界和水平上联系起来、一致起来，从而走向哲学与现实之间积极的良性的互动。
二、对哲学思维方式的反思
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是与人类实践和思考的内在进程相联系的。
（一）从世界范围的科学成果及其思想启示看来，我觉得有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值得注意：种种迹象表明，当代人类的科学思维方式，正在经历着从传统的单纯实体型思维向现代的动态关系型思维转变。这是发生在“第一哲学”即存在论（ONTOIOGY，旧译本体论）层面的重大突破。
完全实体化或“实体中心论”的思维，是２０世纪以前科学的主导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的核心与最大特点，就是把一切现象最终都归依于某种特有的或终极的实体（物体、粒子等）的存在，认为只有找到了某种现象的最终实体，才是达到了对它的科学解释。例如在科学史上，曾有过把燃烧现象归结为“燃素”的存在与属性的错误。这一错误可说是单纯实体型思维的一个典型，虽然它本身早就被纠正了，但那种思路却并未被从根本上超越。然而在20世纪以来的科学发展中，寻找最终的实体和粒子之类，却已不再是科学的前沿。与之不同的是，揭示事物的结构、功能、信息等“关系”特征和状态，成了从“老三论”、“新三论”直到最新科学理论的突出成果和特征。就是说，科学已在走向一种不同于已往的思考方向和思考重点。２０世纪中期以来科学的发展，更加充分地揭示了宇宙的普遍辩证法特征，科学的思维方式也走向了以“关系思维”为主型的阶段。
从哲学上看，单纯实体型思维与哲学上把“本体论”（指关于“始基”和终极存在物的理论）当作“第一哲学”的传统有关。其主要的特点和缺陷是：对于“存在”范畴，只把它与“存在者”（实体）范畴（“什么存在着”）相联系，即只把“存在”当作一个名词（“是者”），当作对实体及其属性的静态指称来理解和使用；而没有把“存在”同时也理解为一个动词，即关于“存在方式”（“怎样存在着”和“怎样才是存在”）的范畴。说到“存在”时，它不能自觉地把诸如“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运动、变化、过程”等同时考虑在内，而是实际上把它们与“物质”分离开来思考，因此难以注意“关系”的存在论意义。
所谓“关系思维”的特点，就是不再把“存在者”即本体和实体当作“存在”的唯一涵义，即不再仅仅以“本体论”的名义去思考“是什么”和“什么是”的问题，而是发现并上升到关于“存在方式”思考阶段，进一步提出和思考“何为是”和“如何是”的问题。这种思维方式并不否认或消解实体，但指出原来的“本体论问题”仅仅是“存在论”问题的一个方面、一个部分，即“存体论”；而与之相联系又有区别的，可以叫“存态论”问题，即关于存在方式的思考。它意味着要从内外部结构、联系、系统、秩序、信息等关系状态来进一步深入把握世界万物的存在，从运动、相互作用、联系和关系等“存在方式”的意义上来把握丰富、深刻、动态的现实。这是当代最新科学成就的特征和启示。而这一历史发展的先驱和最有代表性的哲学成果，则早已包含在马克思倡导的实践观点和实践的思维方式之中。
（二）结合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某些导致错误和挫折的理论教训，我们也不能不反思“传统哲学模式”－－指苏联30年代形成的、以斯大林教科书为范本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体系－－的得失。
这一“传统模式”是经过苏联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既未能看到更多的马恩原著，又远离今日世界和中国实践的背景下整理出来的。这使它在当时也不能说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高水平或“原生形态”。经过了几十年的“文本核对”和“实践检验”之后，现在可以认为，在理论观点上，前苏联教科书体系只能说是部分地阐述了马克思哲学的某些基本知识和原理，而在总体上，包括精神实质、逻辑结构、思维方法特征等在内，却并不能说它已经反映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貌和特征。特别是，其中有不少内容还停留于“前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以前达到、并为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做了准备的那些思想成果）的水平，有些甚至是错误的。
例如，该书把“对自然界的看法”与“对社会历史的看法”截然分开，当作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这是已往的哲学静态直观思维的通病，马克思从未赞同过），似乎“辩证唯物主义”只是关于自然界的观点与方法，并且由此而被当作一般的、普遍的观点与方法；似乎“历史唯物主义”仅仅是关于社会历史的学说，即“唯物史观”的同义语；并以这两个“主义”相分列和并立的方式，建立起了自身的框架。更有甚者，这一体系还不正确地强调说，这“两个主义”之间，后者仅仅是前者的在社会历史领域里的“贯彻和应用”，因此而从根本上忽视了唯物史观的创立对于新世界观形成的巨大实质性意义。
该书大量重复马克思以前的思想成果，并不是把它们当作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发展的起点，而是以之作为马克思主义本身的主要原理和结论体系。如：关于“物质第一性”等费尔巴哈以前的唯物主义者即已得出的“一般唯物主义”观点，以黑格尔的“三大规律”为主体的辩证法学说等。似乎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成就，就在于将二者结合起来并加以贯彻。这样的理论定位，事实上恰恰忽略了马克思在前人基础上所做的最重要、最具特色的理论突破和创造。这种重大的误解不仅造成了理论结构上的缺失，而且导致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总体面貌和精神实质的扭曲。
再如，“人”的问题是社会历史观乃至整个哲学都不可忽视的重要领域。马恩曾对人的问题作过极其深刻、精辟而全面的阐述，包括如何理解人的本质、人的存在与人的意识、人的活动与人自身、个人与社会、人的活动与社会历史，人类的命运和前途等，并且提供了一套在今天看来也最具创造性和合理性的研究方法与基本观念。应该说，在人的问题上，正是马克思结束了已往“人＝肉体＋精神＝有思想的动物”这种简单的归结方式，而是发现并揭示了人所特有的深层本质──人的社会存性质。这一发现奠定了以马克思主义方式理解人的全部学说的基础，从中可以合乎逻辑地得出一整套全新的人学理论和方法。然而旧教科书体系却并未真正理解和重视这些，却在马克思所强调的“人们的社会存在”这一观念中，将“人们的”三字轻轻地抹去，变成了一个常常被误认为是在人之外、独立于人的“社会存在”（实际是仅指人们公共的、共同的社会存在形式）。这一“抹”并经过进一步发挥，就将一个关于人自身的一个最有力的概念，变成了一个可以与人无关、或者只是外在地决定着人的一个机械的概念。实践证明，这一误解后患无穷。
此外，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历史地位与趋势，关于科学技术的社会历史作用等，马恩都有极富创造性的见解，并曾作过明确而深刻的论述。传统模式同样未能真正理解和体现，反而得出了许多与之相违背的结论。这些错误不仅危害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事业，而且造成了严重的思想僵化和简单化，其对思维方式的不良影响，在日后成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障碍。
当然，对苏联教科书的体系不能过于简单地看待和一概否定。但时至今日，为了更自觉地总结经验教训，我们就不能不注意其中包含的缺陷和局限。特别是在把它当作唯一“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情况下，其影响之大和在理论与实践上所带来的负面作用，是不能低估的。只有克服它的缺陷，才能重新焕发起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机。
三、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
探索建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中国形态，从来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和实践发展的要求。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和理论发展，特别是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显示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的继承、发展和创新的具体面貌，标志着我们已经突破或走出了苏联教科书的传统模式，一种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正在形成之中。
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它是来自实践和国家指导思想方面的突破创新。作为当代中国人民解决本世纪人类、特别是本国社会发展问题的勇气与力量、经验与智慧的结晶，这一理论的思想内容本身可以说已经大大地超出了教科书的传统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