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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在社会主义现代性构建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中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现代性构建的导向性因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目标性因素，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是思想背景因素，社会主义荣辱观则是社会主义现代性在伦理道德上的基础性因素。
论文关键词：现代性；社会主义现代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一、现代性的自我解构
现代性是自19世纪以来西方理论界争论最为激烈的话语之一，虽然其中的观点截然不同，它们都有着共同的普遍历史背景——自l6世纪以来由启蒙思想家开启的资本主义历史时代及其基本原则，如利奥塔所说：“资本主义是现代性的名称之一”。资本主义作为现代性的首席发言人并非偶然，因为“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然而讽刺的是，正当这位首席发言人得意于自己的“伟大功勋”时，睿智的人们却展开了对贫富差距拉大、犯罪率上升、人的精神危机加剧等等“现代性的根本性的错位的口诛笔伐甚至是武器的批判!哈贝马斯尝试通过“交往理性”重建现代性，吉登斯则寄希望于“自反的现代性”，利奥塔更天才般地通过对“元叙事”的怀疑和解构试图重写现代性，所有这解决现代性错位(危机)的方案都十分有益，但作为资本主义现代性“美妙乐章”的听众，他们保留了最关键的“绅士风度”——几乎所有这些文化批判都止步于现实制度!与西方大多数学者所持的文化批判立场不同，马克思的现代性理论以对资本主义逻辑的分析为指针，深刻剖析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历史本质：“现代性说到底是在现代生产基础上资本运动的产物，是随资本运动兴起和发展起来的。资本构成现代社会的基础和动力，也构成各种现代性现象的核心和灵魂”。不仅如此，马克思还提出了解决资本主义现代性危机的现实道路——以武器的批判代替批判的武器，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建立起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制度，通过扬弃资本主义现代性而重构现代性，直至建立起一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王国。
二、社会主义现代性的价值内涵
上世纪20年代，执政的无产阶级为建立起“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王国，展开了谋求现代化的运动，正是这样的运动使得社会主义现代性在曲折中尽显清新、明朗、生机勃勃的景象，社会主义现代性是一种和谐现代性，它是“在坚持主体力量发展和现代价值追求的基础上，协调好人与自然之间、个人与他人之间、人与自身之间的关系，合理地安置现代性的各个生活领域但又不导致各领域中的价值追求独行其是、片面发展乃至相互对峙”。
事实上，人们对于社会主义现代性的认识和把握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的揭示密不可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从邓小平同志提出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不完全清醒”、“不完全清楚”到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牢牢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等若干构想，历经长期的摸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运动、制度、价值观的三维统一体的特性终于逐步展现出来，与此同时，社会主义现代性也逐步走出单纯肯定主体力量的发挥，片面追求经济发展成果，忽视现代性的价值理想的樊篱，蜕变为一种追求差异与同一的互补、理性与价值的平衡，人与自然之间、个人与他人之间、人与自身之间和谐共处，经济、政治、道德等具体生活领域融合共通的和谐现代性。这种现代性充分关注价值观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具有的重要地位即作为运动的社会主义总是围绕着价值观展开，其展开的方向、过程、结果无不受到价值观的调控，对于社会主义而言，“社会主义价值观则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之魂，也是社会主义的精神自我，是社会主义精神。社会主义通过价值观对自身进行自我认同，即自我确认和肯定，回答我是谁并且在他者的关系中，显现自身的特殊性、差异性和自身的同一性。没有社会主义价值观上的自觉，我们就不能真正懂得社会主义”。"
三、现代性视野中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性不仅十分关注价值观的重要地位，而且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提供了主体性视阈。从某种程度上说，主体性是现代性的代名词，它是实践主体在对象性活动中展现出的自主性、能动性、创造性，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构中，它要求社会成员必须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断内化，形成稳定的人格系统即稳定的价值认知、情感、态度、信念及行为习惯，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代代相传的价值传统和文化精神。目前，这样的价值传统和文化精神主要包括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的价值认同、对国家和民族追求的美好发展前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价值认同、对实现共同理想的动力之源(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开放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价值认同、以及对公民思想行为选择标准(社会主义荣辱观)的价值认同。形成丰富和完整的价值认同需要价值主体充分发挥自身的能动性，对自身发展和社会发展进行独立的价值判断，努力克服价值选择过程中的依赖因素，抑制与和谐社会价值观向背离的价值观的影响。也只有这样，才能建构起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
社会主义现代性要求坚持主体力量的发挥和现代价值的和谐统一，防止出现资本主义现代性展开过程中因主体性肆意扩张带来的意义失落、自由丧失以及“意识形态解构”的危机。二战以后，随着后现代主义的兴起，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解构性危机已经昭然若揭，“妥协意识”的兴风作浪使得阶级对立、利益冲突甚至是价值趋向的差异似乎都可以过系统均衡的策略达成一致，社会系统的基本矛盾被认定为社会问题，意识形态中的“斗争主张”则往往会因为“成本很高”而被束之高阁，与此同时，意识形态的“阶级性”在一些后发资本主义国家也常常面临着被“经济增长”或“民族复兴”遮蔽的危机。值得注意的是，资本主义现代性发育的过程中遇到的这些问题，在我国社会中已有显现，由片面重视经济增长而带来的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拜物教等负面的价值观充斥于社会生活的多个层面，在科学研究领域尤其是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也有所滋长，这一领域中既有借宣扬社会科学与意识形态分离之际，否定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中的指导地位的，又有借“马克思主义学派论”抹煞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本质的，毫无疑问，这些说法或做法不仅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中也是十分有害的，江泽民同志在谈到这个问题时就曾指出“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及最近南斯拉夫政局的演变等事件，除了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原因外，执政党内和群众中发生思想变化、思想混乱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此，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灵魂，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牢牢把握它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权、主动权、话语权，才能确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根本性质不变。社会主义现代性要求在坚持主体力量发展和现代价值追求的基础上，协调好人与自然之间、个人与他人之间、人与自身之间的关系，合理地安置现代性的各个生活领域但又不导致各领域中的价值追求独行其是、片面发展乃至相互对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要依循独特的中国近现代历史，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作为重要的内容。
当民族精神以其历史熔铸现代时，其自身也不可避免地需要进行现代性嬗变，这种嬗变的结果是在外部世界和内在世界的双重拷问下时代精神的悄然而至，毫无疑问，只有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共同融合而成的文化的整体“适应”性才能承载起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巨大变迁。时代精神和主体性是现代性的内在诉求，黑格尔在谈到现代概念时就已经将它与时代概念并提，“时代精神这个新词曾令黑格尔心醉神秘，它把现在说成是过渡时代”，如哈贝马斯所揭示的，黑格尔对“现代性”的规定首先是现代的时间意识即“现代”就是不同于过去的、我们自己的时代，其次才是自我确定的主体性即理性、自我成为时代的关键词，因此，不论从哪一层面上，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都契合了现代性的要求。总之，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为中国社会的现代性提供了思想背景、“身份证明”，两者在现代性构建中不可或缺。
以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为支点，中国社会现代性的构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扬帆破浪，自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成为了构建社会主义现代性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社会主义现代性既要锻造自主、互利、竞争、平等、公平、守信和守法等价值观念，又必须规避利己主义、拜物教等市场经济诱发的负面价值影响。显而易见的是，社会主义现代性的构建在价值观方面决不能只停留在适应经济人的行为要求以及市场经济运行发展的价值认同的层次上，而应该超越经济人片面的功利需要和市场经济价值观的局限，达到由经济人到社会人、片面的人向全面的人的提升，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机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明确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应当坚持和提倡什么、反对和抵制什么，为全体社会成员判断行为得失、作出道德选择、确定价值取向提供基本的价值准则和行为规范，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中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必不可少的。
总而言之，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以及社会主义荣辱观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社会主义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主义现代性构建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当代中国的现代性建构只有善于将民族传统文化和现代性反思的成果与我国的后发优势特别是制度优势结合起来，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为依托，以社会整体和谐发展为旨归，才能走出中国特色的现代性构建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