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尝试通过文字的演化和沿革研究，还原同源于“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的华夏文明文字和现代概念意义的哲学之间的关系，探索文字结构和释意中的哲学内涵和意义，阐发和描述文字的概念与逻辑属性。本文试图通过这一研究和探讨，来揭示文明史演化和沿革中所形成的典藉文献在释意和解读、评价和鉴别中存在的问题，及其相应的社会实践操作的配置和继承问题。在这些问题的研究探讨中，本文还通过比较华夏文明传统的哲学基本问题和以古希腊哲学为传统特征的西方哲学基本问题，摸索两者在基本问题界定和研究取向（方法论）上的差异，并寻求对二者进行衔接的可能路径。
关键词：书 文字 哲学 对象 概念 逻辑
从文明史的演化和沿革视角来考察，“书”是文明史演化和沿革中的知识和精神积淀的载体。从文明延续和文明继承的角度考察，对传统典籍文献的解读和阐发会一定程度上影响文明的演化、发展方向和发展程度。但是在文明的演化和发展过程中，表述知识和精神积淀载体的文字结构和语义发生了一定的变化，造成了传统典籍文献解读和阐发的歧义，因此文字字型结构及其语义的还原、回复和澄清，对于传统文献的解读、阐发和文明的继承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书”字的文字结构和语义的演化关系为例，阐述文字结构和语义的演化过程，进行范例性的说明。
一、“书”的现代释意 在高级的文字工具书《汉语大词典》中，书的的释意比较复杂，已经涉及到文字的演化史和部分“书”字的文字释意及释意演化的过程，如“书”字的字形结构演化部分（春秋、战国和秦汉时期的“书”字的字形）[2]。
《汉语大词典》中给出的“书”的释意，从许慎的《说文解字》破题，给出的释意依次是：⑴书写、记载。《广雅·释文》：“书，记也。” ⑵书藉、装订成册的著作。《正字通·曰部》 ：“书，凡载藉谓之书。” ，清《说文句读·聿部》：“自《易传》‘ 《易》之为书也不可远 ’，始为典藉之通称。”[3]特指历书、占书、刑书。《书·金滕》：“启籥见书，乃并是吉。”，孔传：“开籥见占兆书。”，《汉书·刑法志》： “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徵于书。”，颜师古注：“取证于刑书。”。⑷《尚书》简称。⑸文字。清王筠《说文句读·聿部》：“书，书写其本意也。因而所写之字谓之书。”，《易·系辞下》：“上古结绳而治，后之圣人易之以书契。”⑹字体、字形。《隋书·阎毗传》：“能篆书，工草隶。尤善画，为当时之妙。”。⑺指六书。即我国古代分析文字的理论。⑻书法。⑼簿牒文件等。《周礼·天官·冢宰》：“司书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八人。”，郑玄注：“司书，主计会之簿也。”。⑽书信。⑾古代帝王的诏书或臣下的奏记。⑿文体名。⒀某些曲艺的通称。如说书、书场。⒁姓[3]。
从以上《新华字典》和《汉语大词典》给出的“书”的释意可以看出，高级的文字工具书《汉语大词典》中的“书”的释意，包括了初级工具书《新华字典》中的内容，并且《汉语大词典》中对“书”字的释意从《说文解字》破题，已经涉及到了文字“书”的字形结构和释意的演化和沿革史。
二、“书”字结构的演化
现代称之为汉字的文字，在起源上源自于华夏文明“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4]”的路径设定，文字的结构和字形的确定也以此为基础，推衍相因，因此形成了文字的字型结构与“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的哲学基础的关联，创造了以六书（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为其构造理论的复杂的文字符号记录系统。在这一复杂的文字符号记录系统中，每一个文字的结构构造及其取意，都有其内在的取象、会意和沿革史。本文将要展开分析的“书”字的字型结构，也在这一范式之内。
现代通行的“书”字的写法（限中国大陆），是繁体“書”字的简化字。“書”作为“书”的繁体字，定形于汉，是秦小篆“” 从“聿” 从“者”的省改[5]。从此次省改至建国后文字改革的两千余年间,“書”字的字型结构（正体）都没有变化。
如果再向前追索，在现代可解读的甲骨文献中，还没有看到与汉隶“書”字的字型结构相同或相近的字。但甲骨文字中有“肀”和“■”两个字形[6]，在文字的字源上这两个字形演化、衍生出了“聿”部首结构的汉语言的文字[7]。在甲骨文字“肀”和“■”的字型结构里，这两个字的字型为手（■）里拿了一个树条(“■”、“■”，树条初始的取意相当于现代概念意义的“笔”)，去写或画想要表达的对象[8]。
周之代商，始见字型结构与“書”的字型结构有直接缘起关系的字[9]。许慎作《说文解字》解“書”字的字型结构“从聿，者声。”[10]。在许慎的这一字型结构解析中，甲骨文字字型结构的“肀”和“”已经演化成为周秦文字的“聿”。而“書”字周秦构字字型的“者声”形成的形声兼会意字“■”，已经有异于现代概念意义的“书”的解析。
在文字的演化、沿革过程中，秦汉之际的文字隶化，“■”省改作“書”，作为现代简化字“书”的源起文字结构，已经从周秦文字的“从聿，从者”隶化为“从聿，从日”。在这一演化、沿革过程中，简化字“书”字的概念内涵，一方面在字意上与甲骨文字“肀”和“■”仍具有渐次相因的关系，另一方面也出现了字意渐次扩展的过程。
三、“书”的字型结构与“书”字释意的关系
文字的字型结构与其取象、取意具有内在的关系。“书”（書）字的字型结构及概念内涵和释意演化沿革，涵盖在整个“书”字取象的演化沿革史中。
在文字的演化、沿革史中，“書”的字型结构源自甲骨文字“肀”和“■”，从而形成了现代释意中与书写的动作、书写的行为、书写的结果、书写的风格等相关的字意。如《新华字典》中“书”字的释意⑷、《汉语大词典》中“书”字的释意⑴、⑸、⑹、⑻。
甲骨文字“肀”与“■”在周秦之际演化为“聿”，是“书”（ 書）字字型结构沿革及字意转化的另一个重要阶段，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书”（書）字字意的扩展。 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解“書”字：“箸也。从聿，者声。”[14]许慎这一“書”字的释意“从聿”，已经认定了“書”和“聿”之间的渊源关系。至于“書”字结构中另一个形声兼会意的部分“者”，在“書”字结构中的意义则为其后" 的历代学者所忽视[15]，并造成了“書”字的歧义和相关语义的缺失。
“者”，许慎在《说文解字》的释义中释作：“者，别事词也。” [16]许慎的这一释义在传统文明的“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考察对象的演化、发展路径下，“者”是一个具有特定与以内涵的文字结构。在“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的研究方法论范式下，“者”的释意——“别事词”，是针对观察、思考的对象——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物象”和“现象”而言的。在具体的考察和分析过程中，考察和分析的“物象”和“现象”在“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的分析和考察取向下，是在特定气候（日月变换、雷电、湿度、温度）、物候（地形、地貌、土质）约束条件下，生态演化分布和生态均衡等自然因素和人类社会种群及内部结构、社会经济、制度结构及其相应的政治、军事、文化互相作用、互相影响的结果。这一结果作为特定的“书”的记述、表述、思考、归纳、推衍的对象，因为涉及到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众多的“物象”和“现象”领域，记述和描述起来自然是千头万绪，难以入手，从而使内涵有限的甲骨文字“肀”和“■”产生了记述和描述的困难，对考察对象（物象、现象）的事情、事理、事道的整理也产生了障碍，从而不能在概念上完整地界定考察和分析对象。
在探索现实问题的过程中，要解决这一问题，只有将考察的对象从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复杂的“物象”和“现象”中分离出来，方能对其进行记述和描述。所以在周秦之际，在完成了甲骨文字“肀”和“■”的字形向“聿”转化后，加“别事词”的“者”，来进一步明确甲骨文字“肀”、“■”的动作行为和结果。
至于许慎在《说文解字》中给出的“書”字的释意“箸也”，从逻辑上看似乎是“聿”——书写过程的“别事”（者），象吃饭的筷子（饭）在盛饭的容器（豆、鼎、罐等）中夹取食物一样，将考察和分析的对象从纷繁复杂的“物象”和“现象”中分离出来，以便于记述、描述的形象过程。
这样，将考察和分析的对象分离出来，进行“一”（道）的记述和描述，就衍生出了《汉语大词典》“书”（書）字释意中的⑵（将考察对象记述于某种载体）、⑶（日月、季节、气候、物候的变化、卜筮 、制度）、⑷（治国的方略、策略）、⑺（造字的规则和原则）、⑼（社会运行控制的具体政策和措施）、⑾（治国的政令和建议措施）。
至于“书”（書）释意中的文体名，则保留了“書”字结构中“从聿，者声”会意构字的考察和分析对象的描述与表达，如司马迁《史记》中的《律书》、《平准书》等。
“书”（書）字释意中的“书信”条，是将考察和分析对象的范围扩展到记述和描述者自身对于人和事及其情感的表达，“书”（書）的动作行为已是表达者对于人和事的态度与情感的记述和描述了。
《汉语大词典》“书”（書）的释意中的⒀、⒁在缘起上与“書”的字形结构关联不大，笔者在此不做考察。
四、“书”字中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意义
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这样界定文字的概念：“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17]这一文字概念的界定表明，文字的产生同源于“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的考察和分析对象的分离和界定过程，并在文明史的演化、沿革中应用于具体的物象和现象的界定及其考察与分析。这样就形成了华夏文明相关概念内 涵的唯物论性质和方法论问题。这一唯物论性质，来源于对“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的研究对象的考察与分析，并在这一基础上进行研究对象的分离和界定。这一分离和界定在“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的方法论取向下，是具体的客观条件约束下演化、衍生的问题——宏观的日月星辰与气候变化和微观的地形、地貌、物候的变化，在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中这些变化决定了社会问题的人与事的联系和关系。在这一逻辑关系的范式下，华夏文明天人一体的唯物论哲学也就产生了。
华夏文明这一唯物论哲学与以古希腊哲学为源泉的西方哲学（包括同属于西方哲学范畴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唯物论的属性上有不同的探讨角度。从西方哲学演化、发展的路径考察，古希腊哲学在其产生时就探讨了唯物论属性，如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1.3）引述：“在第一批作哲学思考的人中，大多数人只把质料之类的东西当作万物的本原（arkhe）,一切存在着的东西由它而存在，最初由它生成，毁灭之后复归于它，万物虽然性质多变，但实体却始终如一，人们说，这就是一切存在着的东西的元素和本源。”[18]由此可见，古希腊哲学在源头上把“万物的本源”归为“质料”，并且将考察、分析对象的“现象”和“物象”归结为“一切存在着的东西由它而存在，最初由它生成，毁灭后又复归于它，万物虽然性质多变，但实体却始终如一”，从而形成了西方哲学内在的考察对象的界定（“書”字结构中的“者”）和探索过程及其目的“一”（华夏文明的“一”，西方哲学的“逻各斯”）的语言描述。
古希腊哲学沿着这一源头演化、发展，产生了“本体”、“逻各斯”和“实证”等方法论问题及对相应概念与逻辑的探讨。从而规定和制约了以古希腊哲学为源头的西方哲学的演化、发展方向和理路。
在本文的主旨下，笔者尝试对华夏文明和以古希腊哲学为源泉的西方哲学基本问题进行比较，其目的在于澄清随着秦汉间文字隶化而产生的相关世界观和方法论问题的缺失与歧义。此外，随着近百余年的西学东渐及其现代西方相关知识的普及，做此比较有助于现代人对华夏传统文明精髓的相关问题的理解。
从前文的叙述可以看出，在哲学范畴的唯物论这一框架下，在具体研究对象的界定上华夏文明和具有古希腊哲学特征的西方文明间存在着差异。对于华夏民族的先民而言，考察和分析问题的界定源自于“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的自然和社会的“物象”与“现象”认识，从考察和分析对象中存在的自然和社会的各种关系间探寻、求索其“别”，来实现考察和分析对象和其存在的状态环境（自然和社会中的“物象”、现象）的分离和界定（者）。而以古希腊哲学为源头演化、发展的西方哲学，则是将考察和分析的对象首先界定在其微观结构的“元素”和“本质”上，假定一个“万物虽然性质多变，但实体却始终如一”的“一”，然后利用相应的方法论去探索、求证所假定的“一”的存在，并在具体的探索、求证过程中去衔接所假定的“一” （元素、本质）的“别”与自然和社会“物象”与“现象”的关系（方法论范式的实证），探寻其“逻各斯”。
这样在“书（書）”字的文字结构和内涵意义上，就产生了两个不同的哲学体系之间的路径差异，并体现在文明演化、发展的路径和特征中，成为文明属性差异中的本质问题。在文明史的演化和沿革中，由于“书”（書）字的文字结构和概念内涵上考察和分析对象——“物象”和“现象”界定的取向不同（宏观、微观及视角），在概念界定“别”的实现上也就存在了差异，并产生了相应的考察、分析对象——“事”探讨介入角度的差异，及其相应的方法论选择的差异。
这两个以不同哲学体系为特征的文明，在“书”（書）字的文字结构和哲学内涵上的差异还表现在其“一”（道或逻各斯）内涵的表述上。就西方文明的理论研究范式和方法论而言，在研究对象的考察、分析过程中，其研究对象的界定和描述的表达应用的是拼音词汇，词汇的字母及其由字母拼写构成的单词都脱离了自然和社会问题的“物象”与“现象”的具象和抽象，所以考察和分析对象界定的词汇表达，在词义上还需要其他的说明和表述性的词汇给出说明与解释，从而产生了其哲学和研究范式上" 的研究对象“别事”（者）内涵的概念，并构成其哲学范畴的一个基本要素。
同时，由于在研究对象的“别事”（者）的界定上，其概念内涵总是和自然与社会问题的“物象”与“现象”间及其内部具有某种包含和相容与不相容的关系，从而出现了所界定概念间的关系与联系，并因此构成了概念间的逻辑问题，形成其哲学内涵的另一个基本要素。
对于华夏文明而言，在考察和分析对象的界定上，由于其源头上与相应的记录符号系统——文字，具有“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的同源性，其指事、象形的“文”，具有表述考察和分析对象的特征描述的概念属性。而形声、会意的“字”，其文字结构的搭配及取意的推衍具有内在的逻辑关系和逻辑属性。如前文分析中的“聿”、“書”，以及具有广泛社会意义的“音”、“正”[19]等字。
这样，西学东渐哲学内涵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表述的差异也就体现了出来。西方文明的拼音词汇中看不出考察对象的特征和属性，所以需要约定俗成的相关词汇来表述、解释考察和分析对象的特征与属性，从而产生了其哲学基本要素的概念。同时由于考察和分析对象总是处于复杂的自然和社会的“物象”和“现象”的环境和环境约束中，涉及到了相关概念界定和概念间的关系演绎，从而衍生出了西方哲学的另一个基本要素——逻辑问题。前文提到的这一相关问题，这里是其注脚。
而对于华夏传统文明而言，由于其文字本身具有哲学内涵的概念和逻辑属性，所以在方法论范式上没有独立的概念和逻辑要素，从而形成了华夏传统文明哲学内涵的概念和逻辑要素形式上的缺失。这一缺失构成了现代中西文明比较与衔接中许多令人困惑的问题。
在华夏文明的演化和沿革史中，这一问题其实是自春秋战国以降就一直存在的问题。春秋战国纷乱，文字的字形结构失去统一。秦汉间文字产生隶变，更加之秦始皇焚书坑儒，文献典藉被破坏（文学，《诗》、《书》、百家语），致使文字哲学内涵的概念和逻辑属性丧失了[20]。这一丧失形成了后世对古典文献的歧义和曲解。这一歧异和曲解产生了汉时的所谓“古文”（以孔宅壁中书为代表的六经春秋文字）和“今文”（以汉隶传记的部分经典典藉文字）之争。在这一背景下，许慎作《说文解字》，希望澄清这一相关问题。无奈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文字的结构和释意的缘起叙述简略。在其后二千年的文明史演化和沿革中，后人没有再走许慎作《说文解字》的“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的路子，整理和修复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未竟的工作，而是仅从许慎《说文解字》的释意中再去阐发其释意，以致于文字内涵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问题及其相应的概念和逻辑要素再也无从寻觅。这一文明史演化和沿革中的遗憾，造成了华夏文明文字概念和逻辑属性的缺失，以及相应的哲学内涵的无从恢复和还原等问题，这应当是后人的遗憾。
五、结语
通过前文的叙述和分析可以看出，华夏文明创造的同源于“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的文字，其文字的字形结构与取意具有内在的联系。仅就本文探讨和分析的“书”（書）[21]字而言，从甲骨文的“肀” 和“”、周秦的“”到汉隶的“書”，都对现代应用的“书”字的概念和释意构成了影响（字意的限定和扩展）。因此，对文字的字形结构和演化、沿革史的研究，整理和比较文字释意的演化、发展历程，对于正确解读和阐发华夏文明的传统精意，准确、完整地解读和诠释华夏文明经典典籍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这不但关联影响到文字结构和释意演化、发展的历程，而且关联影响到对相应时期所形成的具有时代特征的典藉文献的解读和诠释。战国以降，对前人文献的曲解和歧意，其根源大都在此处。
一个文明在其演化、发展和沿革的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文献典藉，包含了该文明对自然和社会问题的“物象”和“现象”观察、思考形成的经验、认识和精神思想的优秀成果，是一个文明演化、发展的基础和精神食粮。国外的宗教文明和以古希腊哲学为基础的西方方法论范式，对传统典藉的研究和社会实践操作的借鉴继承，说明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如世代相因的宗教教义和自然法）。对于华夏文明而言,历史演化和沿革中，历代对于古典文献研究的重视和经典典藉在社会实践中地位与社会意义的认定，也同样说明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
目前,随着我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演化和发展，以及相应的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的变化,华夏文明传统的众多领域中的问题和西学东渐的相关内容已经有了百余年的交融。在这一趋势中，社会实践和历史经验已经告诉了我们，无论是闭关锁国还是全盘西化都不是国策。这就给现代人提出了一个问题——如何以正确的态度和方法评价、鉴别自身的文明传统，比较、鉴别、借鉴其他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并在社会政策实践操作中给予有效的配置。目前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这已经是一个涉及到国家长治久安和持续、稳定发展的国策问题了。
本文尝试从“书”字的文字演化、沿革立论，并应用文字学、哲学等学科领域的研究方法，探讨文明演化和古典文献正确解读和归结的角度。笔者的这一探讨和尝试，或许是还原华夏文明的哲学基本问题、 正确解读古典文献以及比较与衔接中西文明的一个思路和方法，现在将其整理出来，以期与同道者交流。
注 释
[1]《新华字典》 商务印书馆 1998年版 P455。
[2]《汉语大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湖北辞书出版社1995年10月版P 1509。
[3]《汉语大词典》P1509-P1510。这些“书”字条目下的释意，本文在引用时有删节。在下文有关“书”字的文字结构演化和沿革史的分析、考证中，限于篇幅，对其相应的释意演化、沿革中出现的歧意和曲解，本文在行文中不作评论，如汉郑玄、清王筠、颜师古等。 [5] 其考证见下文。
[6]《汉语大词典》 P2166。
[7] 参阅《说文解字·聿部》。
[8] 罗振玉在《增订殷墟书契考释》中考证，“聿”为：“此手持笔形，乃象形，非形声。”转引证于《汉语大字典》P1509。倪永宏在《汉字部首详解》中，将“ 肀”、“■”和“聿”放在一起。释“肀”为笔，释“■”为开叉的笔。倪永宏著《汉字部首详解》人民交通出版社1996年版P76-77。
[9] 汤成元主编《金石字典》中国书店 1995年10月第一版 P608-P609。 [11]《说文解字今释》 P422。
[12]类似的典型例子还有“音”字，参阅《说文解字今释》 P368 ，许慎在《说文解字》中释“一”：“惟初太始，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说文解字今释》 P10 ，对“一”的哲学内涵阐发比较完整的是春秋时期的老子，参阅老子著《道德经》。
[13] 在华夏文明的文字结构中，造字起源字型结构中的“一”和哲学范畴的“道”关联，形成了一个十分庞大文字体系，如《说文解字》中的“一”部、“聿”部、“正”部等。 [15]参阅《说文解字今释》P422，《汉语大词典》P3166。 [17]《说文解字今释》 P2156。 [19] “正”《说文解字》释为：“正，是也。从止，一以上。”《说文解字今释》P239。与甲骨文对比考察，在这一释意中，“止”是脚的一个变体，表示站立和行为动作的工具，“一”是具有华夏文字哲学内涵的概念，见注[12]。 [21]现代应用的简化字“书”在字形结构上源于汉隶“書”的简化，简化字“书”在字形结构上看不出其具体的文字概念和释意意义。但汉隶“書”在字形结构上的“从聿，从日”，仍具有使用记载工具（肀）将考察和分析对象演化、发展的内在属性和传统文明的“道”（现代常用的西方哲学内涵的规律）记录明白，象在日光下看东西一样清楚的会意，并将“書”的字形结构演化、沿革中的释意继承了下来，赋予了简化字的“书”。
参考文献：
刘涛著《文明史演化的逻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2年1月·上海
汤可敬撰 许慎原著《说文解字今释》 岳麓书社 1997年·长沙
《新华字典》 商务印书馆 1998年·北京
《汉语大词典》 四川辞书出版社 湖北辞书出版社 1995年版
汤成元主编《金石字典》 中国书店 1995年10月版
徐仲舒主编《甲骨文字典》 四川辞书出版社 1990年·成都
何琳仪著《战国古文字典》中华书局 1998年9月版
苗田力主编《希腊哲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9年版
[西汉]司马迁著《史记》 岳麓书社 1988年·长沙
胡奇元 方环海撰《尔雅译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年·上海
冯达甫撰《老子译注》上海古藉出版社 1991年·上海
金良年撰《论语译注》上海古藉出版社 1995年·上海
《诸子集成》上海书店出版社 1986年·上海
张岂之主编《中国思想史》 西北大学出版社 1993年·西安
张立文主编《道》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9年·北京
陈克明著《群经要义》 东方出版社 1996年·北京 罗国杰主编《中国传统道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5年·北京
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 人民出版社 1963年·北京
胡适著 耿云志导读《中国哲学史大纲》 上海古藉出版社 1997年·上海
王风阳著《汉字学》 吉林文史出版社 1989年·长春
李敏生著《汉字哲学初探》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7年·北京
李圃著《甲骨文字学》 学林出版社 1995年·上海
尹黎云著《汉字字源系统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8年·北京
[德]海德格尔著 《形而上学导论》 商务印书馆 1996年· 北京
[附注] 本文是笔者《文明史演化的逻辑》一书相关问题的展开和延伸。在《文明史演化的逻辑》相关问题的研究中，笔者发现了华夏文明的古文字具有古希腊哲学内涵的概念和逻辑属性，并利用这一属性进行了华夏文明经典典籍文献的解读，以及华夏文明哲学相关问题的历史复原。在该书中笔者阐述了华夏文明在中西文明交融和文明传统需要进行重新评价时期，相关问题展开的方法与视角,并延伸于《文明史演化的逻辑》一书的分析和演绎中。但是在《文明史演化的逻辑》一书中，限于该书的逻辑体系，本文涉及的相关问题仍没有进一步展开，在此文的分析中结合書字结构的解析展开这一问题的相关研究，以期对这一问题有一个更为明确的交代。刘涛著《文明史演化的逻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2年1月·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