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乡隆盛修身思想的形成及影响因素
《遗训》中的修身意识决不是西乡头脑中的意识流，其思想来源于他的微寒出身，所受的教育及较为独特的人生经历，该三方面构成了《遗训》修身思想的情感基础、理论基础与实践基础。
另外，西乡自幼接受了较为严格正统的“乡中教育”。其主要内容即为主从关系的武士道精神与传统道德规范的思想灌输。西乡从小就学习为歌颂历代藩主功业的《历代歌》及《大学》《论语》《太平记》《三国志》《忠臣传》等儒学及武士道经典著作。此外西乡还自己组织阅读小组，研读《近思录》《传习录》等著作。这种始于幼年的“武士养成教育”为西乡的责任感与使命感的培养奠定了基础。即虽然生活贫困，但作为统治阶层的精英主义思想意识为武士阶层注重名誉、安贫乐道提供了有力的思想保障。作为士族而存在的西乡总怀有一种博爱精神及担当意识。西乡曾做诗记忆其少年时的勤学经历：“严寒勉学坐深宵，冷面饥肠数灯挑。私意看来炉上雪，胸中三省愧人饶”[1]75。西乡不顾“严寒”与“饥肠”的窘境，居然有“三省”，及“愧人饶”之精神，这与范仲淹的“身无半亩，心忧天下”一样，都具有朴素而又担当的精神。因此，西乡自小所受的朱子学与纲常伦理为主的教育及阅读构成西乡修身思想的理论基础。
二、西乡隆盛修身思想的内容
（一）赤诚
（二）克己
（四）气节
三、西乡隆盛修身思想的特征
西乡隆盛的《遗训》为西乡隆盛的思想精华，无论是对政治的论述还是对“敬天爱人”目标的追求，其体现的内在逻辑都是自我完善及较高人格的追求，即修身的过程。在西乡看来，做人大于做事，修身为做人的根本。无论是为实现人生理想，还是政治理想，要做的就是对自己日常的规范与警戒。《遗训》中的修身思想，虽然表面上条目较多，庞杂无序，但就其内容总体而言，能体现一些较为稳定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修身思想呈现了较深的儒家文化特征。西乡十分推崇中华文化、儒家典籍，特别是修身表述，很多都可以在中华典籍中找到原文，因此西乡在修身思想理论方面缺少独创性。西乡甚至认为：“尧舜文王，其所遗典谟训诰，皆可以为万世法”[1]33。即中华文化不仅是用来学习的，而且可以直接拿来效法，指导当今生活。然而，在体现儒家思想的同时，《遗训》也较多地体现了武士道思想，这与儒家的“仁”“爱”“义”“礼”等思想有一些“异样”存在感。如幕末期，西乡对松平庆永、山内容堂等德川家宽大处理的意见很排斥，一定要求将军德川庆喜毙命。西乡在给大久保的信中写道：“庆喜退隐之叹愿，千万不可，务必使其切腹”[13]406。西乡认为只有绝庆喜一命，才可以彻底清洗德川家之累恶。实际上这有悖于其倡导的儒家的仁爱观点，虽然他后来改变了之前的想法，但也与其“敬天爱人”之人生主旨有所背离。这是因为作为武士的“侍”的精神内核与作为传统“士”的精神内核有所矛盾。即不完全的儒家因素是《遗训》修身思想的重要特征。
第二，修身思想有明显的时代滞后性特征。修身本身没有错，“忠孝仁义”也并非要抛弃，然而日本当时面对的是效法西方，实现西化的问题。在西方科技思想文化显示其积极影响的时代，强调“仁义道德”往往会有空谈的味道，有种抱残守缺、因循守旧之感。明治初期最重要的时代精神即为变革，而《遗训》的修身思想没有体现出处于社会转型期的时代精神，对推进日本的现代化进程没有产生积极影响。相比之下，作为思想家的福泽谕吉，或作为政治家的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等人则显得略高一筹。西乡在维新初期岩仓使团出访之期，曾作为政府“领班”主政日本。但是一年多的“西乡政府”并没有提出为国家发展有所创建的指导意见或有力的改革措施。西乡隆盛本人也没有显示出作为改革家与实干者的政治才能。西乡的政治作为更多在于其革命领袖之地位，而不是一个像大久保一样的大刀阔斧、锐意进取型的政治家形象。这点在《遗训》中也有体现。《遗训》中也有少量关于政治的论述，但少有创见性，更多的体现了较为保守的政治路线与主张。如为政者要克俭奉公，不取钱财；治国要“广举贤能”，重用人才；财政要统筹规划，量入为出；对西洋要分清本末，不失“忠孝心”等。因此明显有落后于时代的不足感。特别是以西乡为代表的保守的士族阶层为自身的阶层利益不惜将国家引入混乱而发动了西南战争，更有走向保守之嫌疑。而西南战争失败，西乡“自裁”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日本抛弃了传统道德，倒向了近代的功利主义。《遗训》所表现的时代滞后性特征明显。
第三，《遗训》修身思想的狭隘性与相对性。在本质上说西乡是一个国家主义者。如《遗训》指出西洋文明的双重标准与两面性。“闻世人所倡，何为文明、何为野蛮，全然不解。予尝与人论，回：‘西洋野蛮。’彼以‘否！文明也’争。予连驳之：‘非也，非也，野蛮矣。’彼惑：‘何言至此？’答曰：‘倘西洋实文明，对未开化之国本慈爱、恳说谕、启其开明。然非如此，对未开蒙昧之国行极残忍之事以利己，此乃野蛮也。’其人苦笑闭口无言”[1]8-9。西乡能一针见血地指出西方文明的虚伪性与双重标准，但对待朝鲜问题时西乡也没有超越其批判的两面性，成为了征韩论的代表人物，并且在任期内派间谍池上四郎等潜入中国，窥探情报，伺机作为。西乡长期以来是作为“亚洲主义始祖”而存在的a。其“征韩论”的形象与日本后来的扩张思想的一致性体现了西乡思想的矛盾性[4]94-103。即当个人的价值追求与国家主义意识冲突时，毫不犹豫的倒向了国家主义，助长了日本国家扩张意识。在该点上可以看出《遗训》修身思想的狭隘性与相对性。 必须指出的是：但凡是谈理想、谈修养的，其姿态往往都很高，因此才会受人追捧。西乡因为其人格魅力及悲剧性色彩而受日本人的尊敬热爱，也在于他代表了旧制度、旧传统与旧习惯的部分合理性与美好性。但《遗训》是经后人加工整理过的，因此彰显的也都是正面、积极、向上的东西。所以《遗训》不排除有美化西乡的嫌疑，作为研究者与阅读者，应保有一种警醒态度与怀疑精神，以便从全面的角度了解西乡隆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