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2014年11月15日到清华大学做讲座，谈《史记》。主办单位是清华大学国学社，给了我一个题目――《史记人物分析》。一开场，我就和主办单位“唱了反调”。我说，这题目其实我不喜欢，因为这恰恰跟我做学问的方向背道而驰，我向来不喜欢分析。世间的学问有两种可以分析：第一，西方学问可以分析;第二，现代的实用学问也可以分析。然而，中国传统的学问却最不适合分析。清华大学的师生一向很会分析，可是清华最缺乏的视角，是把这些经典与自己的生命产生联系。这样的视角，不止清华缺乏，几乎整个中国所有的学院体系都付之阙如。
我这开场白一讲完，就有人开始退席，陆陆续续走了六、七个。后来又有人进场，陆陆续续也有好几位。结果大家听得挺入神，反应也甚好，因此我这儿就不妨再说说。
西方自两河流域开始就是一个契约社会，他们习惯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分得很清楚。西方的学问建立在二元对立的基础上，主观与客观也永远存在着天堑。因此，他们强调抽离自身，去进行所谓的客观分析。可中国文明肇始，便走了一条完全相反的路。中国人想尽办法要与别人、与历史、与天地万物建立联系，甚至成为一体。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每个人都活在人情温厚里，活在历史长河中，也活在天地万物的紧密关系中时，就会把许多现代人所焦虑的东西给消解掉。因此，中国学问从来不是把所有的事情厘清、厘清、再厘清，而是把所有的事物纳进我们的生命里。中国学问的重点不在分析，而在于感受与领略。中国学问的最大成就是海纳百川、气象万千。
在这样的态度下读《史记》，既不是冷眼旁观，也不是居高临下，而是像看着身旁亲近之人，甚至像是看着自己一样。这时，《史记》就有了温度，就会与你的生命产生连结;这时，《史记》就变成一本生命之书。
譬如我们读张良。司马迁写张良，先交代“五世相韩”的显赫家世，再谈秦灭韩后，张良一心复仇，即使弟弟死了，也不办丧礼，只因为要把所有的财产拿来刺杀秦始皇。结果，博浪沙暗杀失败，张良开始亡命，躲到下邳，成了一个亡命之徒。司马迁写这段，是为了交代张良原是个血气汹涌之人，性格颇似荆轲，还有那么一点匹夫之勇。这与后来那位极度淡定、高瞻远瞩的张良先生，显然相距甚远。w中转变的关键，是黄石公。
张良与黄石公相遇，看似巧合，实则不然。说白了，黄石公打量张良已久，显然觉得这个年轻人可寄予厚望，才决定对他进行一次“彻底”的教育。于是，黄石公蓄意将鞋子往下一掉，再用轻蔑的口吻对张良说：“娃娃，帮我捡起来！”《史记》接着写了很重要的三个字，这三个字，大家多半匆匆扫过，不甚留意。但大家可以稍稍停驻，感同身受：如果你是张良，脾气原本那么坏，血气又那么汹涌，面对黄石公这“莫名其妙”的举动，会是怎么反应？也许，你会对黄石公说，你有毛病呀，谁理你这死老头？那么，显然你的脾气还比张良好;换言之，你的血气还没有那么汹涌，可能干不了暗杀这种事。张良没那么好脾气，当时反应，据《史记》所载，“欲殴之”。翻译成白话，就是张良想揍黄石公。“欲殴之”这三个字，是《史记・留侯世家》的关键字。
后来我常笑着说，别以为当一个好老师有那么容易，有时是得担风险的。如果张良果真一拳下去，黄石公的鼻子肯定就歪了，黄石公恐怕只能摸摸鼻子，自认倒霉。毕竟，神仙打鼓有时错，这回算他误判了。所幸就在此时，不知道怎地，张良忽然忍住了怒气，气一沉，自忖：算了，看这老头这么老，就帮他捡了吧！于是，张良不太情愿地捡了起来。接着，黄石公又把脚伸出来，毫不客气地说道：“娃娃，帮我穿上！”这时，张良大概有点犯傻，刚刚气一沉，来不及再发作，既然刚刚帮忙捡了，干脆就再帮着穿吧。
这时，张良跪着穿鞋，黄石公突然对着他露出微笑。若用传统小说的写法，这一笑，简直是“泄漏天机”。这微笑，太诡异、太丰富了;张良何等聪明，于是便震慑住了，整个人好像瞬间惊醒。读到这里，不妨大家也停下来回头一问：换成你我，会被震动，会警醒吗？
黄石公看张良已进入状态，便故意往前走了一段路，然后再来个回马枪。张良望着黄石公离去的身影，痴痴地站着。黄石公倘若真走了，戏就没得唱了，但他欲留还走，还是要先走一段，再掉个头，这又是为了什么？显然，黄石公得让张良琢磨片晌，让悬念达到某个临界点。孔子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要的，就是这么一个有了悬念的临界点。
黄石公走回来后，又对张良说：“娃娃，五天之后，天亮前来这里等我。”于是，就有后头那五天再五天又五天的故事。张良自从警醒之后，开始心里有数，便与早先血气汹汹、“欲殴之”的张良，判若两人。后来他几乎是任由摆布，无论黄石公怎么“整”他，都心甘情愿，变得啥脾气都没有了。
最后，我们不妨再玩味一回，为什么黄石公需要一次次地让张良五天后再来呢？第一个五天，既然张良准时天亮之前到，既守时，又有诚意，这时直接把书给他，不就得了？为什么还要如此一而再、再而三呢？这用我们平常的话来说，就叫作“磨”。生命的某些状态，倘真要翻转，的确得累积时间，得足够过程，才有办法由量变产生质变，进而产生翻转生命的能量。如果第一次就给他，显然因缘尚未俱足，能量还不够，因此得根据他的状态，再磨几次，就像用砂纸慢慢地磨那颗本来粗糙的心，就这样前前后后花了十五天，才把张良的状态磨平。
张良如此聪明之人，经过一次次状况铺垫，前后十五天才总算把他原来的浮躁和冲动给磨掉。那么，换成是我们，能磨得掉这些根柢的习气吗？如果能，那又得需要多长时间？短短十五天，我们有此能耐吗？如果旁边有黄石公这种看似啥都没讲、啥也不教，却一下子碰到真正要害的“大师”，我们会看得出来，会虚心受教吗？当我们如此体会与玩味，进而返观自身、照见自己时，张良就不止是张良;张良跟自己，就可以是同一回事。这时，《史记》的人物就不是一个个客观分析的对象，而是与我们生命息息相关、紧密挂钩的活生生之人。这时，《史记》就可以宛如源头活水一般，汩汩不绝地汇入我们的生命之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