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汉代；席镇；鹿；贝；镶嵌
【摘 要】嵌贝鹿形席镇是汉代席镇中一种特殊类型，由青铜铸成鹿身，鹿背镶嵌贝壳而成，精致典雅，集实用性和艺术性于一身。文章对考古发掘出土的嵌贝鹿形席镇的特征、流行年代等方面进行了梳理，分析了其所包含的文化内涵，认为它反映了汉代人向往长寿富贵、功名利禄的心态。同时，文章也对嵌贝鹿形席镇的使用情况和出现原因等作了初步讨论。
席镇，是用来压席子角的。汉代人的主要起居方式是席地而坐，席子被广泛使用，为避免起身和落座时折卷席角，遂在其四隅置镇[1]。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汉代出土的席镇造型丰富多样，大多为动物造型，常见的有虎、豹、羊、鹿、熊、龟、骆驼等，少数为人形镇、博山形镇等，一般一套4件，质地主要有铜、铁、石，少量金、银等，常使用鎏金、错金银、镶嵌等工艺[2]。在众多席镇中，嵌贝席镇形制较为特殊，是以青铜铸造，再镶嵌贝壳而成，造型有鹿形、羊形、龟形等，尤其以鹿形最为常见。嵌贝鹿形席镇在汉代墓葬的考古发掘中屡有出土，下文将对已发表资料进行初步梳理，并分析其文化内涵。
一、嵌贝鹿形席镇的考古发现
1957年，河南陕县（今三门峡市陕州区）后川第3003号墓出土4件。一为雄鹿，作蹲伏状；另外三个为雌鹿，作侧卧状，皆转首左视。四鹿颈部细长，臀宽而丰圆，短尾或曲卷，或曳后，四肢前躬后屈，背嵌褐色斑纹大贝壳。以3003∶49为例，长11.2厘米，高10.2厘米（图一）。该墓为大型砖室墓，年代约为西汉中期[3]。
1975年，辽宁新金县（今普兰店市）花儿山汉墓M7出土4件。铜铸鹿身，表面鎏金，背嵌虎斑贝壳，内填细沙。贝壳上的斑纹已被腐蚀掉。为雌雄各两件，均作屈卧状。雄鹿头部较宽，额有花纹，背上嵌铜角，绘红彩。雌鹿头部窄小，无角，背上只绘红彩为耳，长11.4厘米，高6.2厘米（图二）。该墓为大型积贝墓，夫妻合葬，年代槲骱和砥[4]。
1975年7月，山西右玉县常门铺西汉晚期墓葬M4出土4件。形制相同，大小一致。均置于棺前，摆放成方形。鹿作屈卧状，二目涂染朱红。头、角、身躯为铜质鎏金，背嵌一大型斑纹贝，内以铅填充。长10厘米，高5厘米，宽6.3厘米（图三）。此墓为大型竖穴木椁墓，墓主人龙未央被认为是中级武职官员[5]。
1987年3月，山西襄汾县吴兴庄一座俗称“将军墓”的大型汉墓被盗，追缴回4件鹿镇。形制、大小均一致。鹿似为幼鹿，体型稍小，鹿身铜铸鎏金，背嵌虎斑贝（原文称玳瑁，恐有误）。长7.5厘米，高4.2厘米，宽5厘米（图四）。该墓年代为西汉晚期，随葬有精美雁鱼灯、博山炉等，墓主人身份显赫[6]。
1994年秋，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八拜西汉晚期墓葬M3出土2件。此墓曾被盗，原本应为4件。两件形制相同。以M3∶17为例，卧鹿状，昂首，圆眼，鹿角呈枝状向后延伸，平底。腹部中空，包嵌一虎斑贝，斑纹已模糊不清。铜鹿表面鎏金，鹿眼、颈、角部绘有红彩。长10.4厘米，高5厘米（图五）。此墓规模较大，虽遭严重破坏，但征集回的随葬品丰富[7]。
1996年6月，安徽巢湖市放王岗1号汉墓出土4件。因鹿背部呈盘状内凹，原报告称“鹿盘”，通过与保存完整的鹿镇比较，笔者认为定为鹿镇较为合适。鹿身铜铸，表面鎏金，4件形制、大小相同。卧鹿造型，鹿头昂起，双眼圆睁，两耳竖起，背部中空略呈椭圆形浅盘状，出土时还残留有少许白色粉状物，可能是贝壳腐朽的痕迹。四足屈伏，平底。外底部用双线刻划出粗犷的云气纹（图六）。其中FM1：294“盘口”长10.2厘米，宽6.5厘米，通高5.6厘米。该墓为大型竖穴木椁墓，年代约为西汉中期。墓主人吕柯被推测为西汉中期该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或富甲一方的大商贾[8]。
2010年3月，辽宁普兰店市姜屯汉墓M41出土4件。形制、尺寸均一致。卧鹿状，铜鹿表面鎏金。昂首，圆眼，双耳下耷，四肢蜷卧，平底。背上镶嵌有虎斑贝，贝壳内填充有细沙，斑纹现已腐蚀剥离。通长11厘米，通宽5.9厘米，高5厘米（图七）。该墓为大型积贝墓，年代为西汉晚期，墓主人身份地位较高[9]。
2015年，江西南昌市海昏侯刘贺墓及其墓园的考古发掘中出土数件鹿镇。鹿身铜铸，表面鎏金。均为卧鹿造型，鹿首上扬，或长角或无角，背部中空（图八）[10，11]。笔者推测与放王岗汉墓出土鹿镇情形相似，背部可能原来镶嵌有贝壳，或因保存环境不佳而腐朽。
除考古发掘出土外，嵌贝鹿形席镇在博物馆等文博机构也有收藏。如上海博物馆收藏有一套4件鹿形席镇，三雄一雌。鹿身均为青铜鎏金，鹿背镶嵌虎斑贝。鹿首昂起，四肢屈卧。贝壳内灌满铅料（图九）[12]。
综上所述，汉代嵌贝鹿形席镇的基本特点有：1.鹿身均为铜铸鎏金，背嵌虎斑贝，内填充铅或细沙以增重。2.鹿多呈屈卧状，昂首前视，鹿角或有或无。3.一套4件，形制、尺寸皆相近，长约10至11厘米，个别尺寸略小。4.大部分出土于西汉晚期墓葬，少数年代稍早至西汉中期，墓葬规模较大，等级较高，墓主人身份地位高贵。
二、嵌贝鹿形席镇的文化内涵
鹿在我国古代被赋予了独特的文化内涵。从秦代起，鹿始有帝位、政权的寓意，为汉代及以后各代所共识[13]。《史记・淮阴侯列传》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于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裴集解引张晏曰：“以鹿喻帝位也。” [14]又见于《汉书・蒯通传》[15]。“逐鹿”比喻争夺政权，诸如成语“逐鹿中原”“鹿死谁手”等都是此意。鹿也是利禄的象征。“鹿”与“禄”谐音，汉郑众《婚物赞》曰：“鹿者禄也。”[16]此外，鹿，尤其白鹿，还被视为神兽、仙兽，寓意祥瑞、长寿。汉乐府《长歌行》有“仙人骑白鹿，发短耳何长”[17]之语。仙人乘鹿是汉代重要的艺术形象，经常出现在画像石、画像砖上[18]。由此看来，把席镇制作成鹿形，不仅反映了汉代人对鹿这种充满灵性的动物的喜爱，也寄托了人们对功名利禄、长寿富贵的精神追求。 据考古发现，以贝壳作装饰品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出现，夏、商、周时期普遍流行，通常作为人身配饰、车马饰、棺饰等[19]。汉代亦盛行以贝饰物，《西京杂记》载：“武帝时……长安始盛饰鞍马……皆以南海白蜃为珂” [20]，说的是汉武帝时人们使用南海白蛤作马身饰物之事。除用作装饰外，贝的另一个重要功能是充当货币。贝币兴于夏，盛于商、周时期，衰于春秋、战国之后[21]。秦代废除贝币，实行铸钱，龟贝等主要作为器物装饰或宝藏。据《汉书・食货志》载：“秦兼天下，币为二等：黄金以溢为名，上币；铜钱质如周钱，文曰半两，重如其文。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22]汉承秦制，亦行钱。西汉末年王莽曾尝试推行货币“宝货制”，其中贝货有大贝、壮贝、幺贝等五品，“大贝四寸八分以上”[22]，大小与虎斑贝相近。汉代人将色泽鲜艳、光彩夺目的虎斑贝镶嵌在席镇上，充分满足了装饰的外在需要。同时，虎斑贝的斑斓色彩似有象征鹿身斑点纹理之匠意，使鹿镇整体造型和谐自然。另一方面，贝的使用也反映了汉代人对财富的向往之情。
三、余 论
嵌贝鹿形席镇制作上采用铸造、鎏金、镶嵌等工艺，造型精美，是极为珍贵的实用器物。其主要流行于西汉中晚期，使用者身份、地位都比较高，属于汉代上层社会。不仅如此，随葬席镇的数量与墓主人身份等级高低成正比。如在最近发掘的海昏侯刘贺墓中共出土了64件各式各样的席镇，除鹿形外，还有龟形、雁形、虎形、人物形等。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虎斑贝本属“南海”之物，之所以出现在内陆，应当与汉代国家对岭南地区的统治以及中原内陆与南海周边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有关。据《汉书・地理志》载：“粤地……处近海，多犀、象、玳瑁、珠^、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 [23]通过贸易、贡纳等方式，岭南和南海地区盛产的玳瑁、珠玑等异物得以流入内陆。随着汉朝对岭南地区控制的加强，尤其是汉武帝平定南越国之后，岭南与中原内陆的联系也更加紧密。使用虎斑贝装饰席镇之风在西汉中晚期流行，应与这一历史背景相关。
总之，嵌贝鹿形席镇既是精美的实用器物，也是难得的艺术珍品，集实用性和艺术性于一身，展现了汉代工匠的高超技艺和汉代手工业的发达水平，既反映了汉代贵族的生活面貌，也蕴含了汉代人对长寿富贵、功名利禄的精神寄托。从宏观层面而言，它也是汉帝国势力达到岭南，以及内陆与南海周边地区交流日益密切的实物见证。
[1]孙机.汉镇艺术[J].文物，1983（6）.
[2]曹栋洋.考古所见先秦两汉的“镇”[J].武汉文博，2010（3）.
[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县东周秦汉墓[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4.
[4]旅顺博物馆，新金县文化馆.辽宁新金县花儿山汉代贝墓第一次发掘[M]//文物编辑委员会.文物资料丛刊：第4辑.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
[5]戴尊德，胡生.右玉县常门铺汉墓[J].文物季刊，1989（1）.
[6]李学文.山西襄汾县吴兴庄汉墓出土铜器[J].考古，1989（11）.
[7]魏坚.内蒙古中南部汉代墓葬[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
[8]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巢湖市文物管理所.巢湖汉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
[9]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普兰店市博物馆.辽宁普兰店姜屯第41号汉墓发掘简报[M]//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边疆考古研究：第10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
[10]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昌市博物馆，南昌市新建区博物馆.南昌市西汉海昏侯墓[J].考古，2016（7）.
[11]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首都博物馆.五色炫曜：南昌汉代海昏侯国考古成果[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6.
[12]马今洪.说镇[M]//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上海文博论丛：第一期.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
[13]吕劲松，杨琦.秦鹿小考[J].文博，2013（6）.
[14]司马迁.史记：淮阴侯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59：2629 .
[15]班固.汉书：蒯通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2：2165 .
[16]郑众.婚物赞[M]//杜佑.通典.王文锦，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8：1650.
[17]郭茂倩.乐府诗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442 .
[18]中国美术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美术全集：绘画编十八：画像石、画像砖[M].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
[19]吴旦敏.出土贝现象分析研究[M]//上海博物馆.上海博物馆集刊：第九期.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2.
[20]葛洪.西京杂记[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79―81.
[21]黄启善.试论贝币的出现与发展[J].广西金融研究，2004：增刊.
[22]班固.汉书：食货志[M].北京：中华书局，1962：1152.
[23]班固.汉书：地理志[M].北京：中华书局，1962：1669―16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