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我的著作中，这算得上写作时间最长的一本。本来的习惯，是确定一个选题后，用三四年时间收集资料，然后用数月时间写作并修订，30来万字的著作，差不多也便弄成了。若是驾轻就熟的题目，数月就完工。唯有一本《道教法术》，经历的时间多几年。那主要是等出版，实际写的时间也只有年把。然而，本书的写作，则前后经历了七八年，还不计动笔前的准备。
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本人学养的限制，客观上此一题目不好写。我在书的正文中，已经对此一题目研究的实际困难作了介绍，且不来多说。这里只是稍述自己研究中的实况。
我关注道教的符篆，还是在20世纪80年代，起初是对符产生了兴趣。对符稍稍探索之后，对于篆也开始注意起来。只是当时授篆与篥本身的问津者不多，我自己的疑问和寻觅也极浅，根本谈不上研究。进入上世纪90年代，随着《儒释道与中国民俗》、《道教法术》等书的完成并陆续出版，自己对于篆的兴味越来越浓。盖在这些书中，大量涉及符和用符，而历史上常符篆连称，可是虽然多次讲符，有时也说说“符篆概论”的题目，而对于篆实只数言带过，别说卑之无甚高论，连稍微深入也谈不上。所以内心总觉得自己欠着一笔学术的债务，总想着去还清它。20世纪末，对此一探究竟的冲动越来越强烈。遂留意于收集此一方面的资料，并注意现实中的动向。正好，2001年，中国道教协会在上海召开授篆工作会议，得以与负责此项工作的道教界负责人交换看法，了解情况。于是有了直接考察当代授篆活动的机会。对于这样一个研究课题来说，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道教素有“道不外传’’的传统，不管对此如何评价，现实就是如此。没有与道长们的真诚交往，要深入到像授篆这样处于其宗教制度内核的层面，是根本不可能的。到了2007年，“道教授篆制度研究”正式立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在资料和研究环境上的条件，已经比较齐备。但是，正式深入开展，还是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所以项目的研究是做做停停。这一项目，深入到道门信仰和制度的核心，应当说，主其事者最有发言权，许多疑难问题可以通过向他们请教获得解决。然而，现实的情况是，授篆制度已经旷缺40多年，当年参与过此项活动的老人极少，原存于嗣汉天师府等地的法篆连其刻板也被“文化大革命”的铁扫帚清理得干干净净。即使20世纪末修水地方的道士将部分法篆献给了天师府，但要想恢复其形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更加严重的情况是，其仪式的恢复问题更多。在道教的系统中，经书、科书是实物形态的抄本或印刷品，若是失而复得，可以较好地研究、解读，其难在如何正确诠释；而仪式，除了科书的记载、规范，大量的是靠口耳相传，手把手地教。很多科书上只是载某一环节行持“如法”，若不明白其“法”是什么，任凭百般猜测，也难得确解。因为那“法”，指的是某种程序，以及在此程序中行持者的手、眼、身、口、步，有时还包括相关的心理活动。若不给你指明，那真是无从索解。道门中的许多东西，若仅靠长期的师徒秘授，尽管可以保证大致不走样，但也潜藏着失传的危险。比如，符的传授便是如此。符是根据创制者的某种宗教体验，和由此形成的思维逻辑加以创造和规范的，其最基本的构成单元，是符字。符字有音，所以最初是能读的。但是，其所使用符字的音、形，都出于自创，多数与通行字不同，其音只有创造者明白。数传之后，其徒孙、细孙遗忘其音，最后只知其形，无法再读。同时，画符过程，需要布气，布气之法也以秘授为主，数传之后失其法的，往往而有。授篆的仪式，内部包含着众多的成分。这些成分的具体做法以及先后衔接等，若没有权威的指导，极易失其原样，使继之者莫衷一是。此一情形，于我们的研究，当然很不利。
所以，这一项目做得缓慢，几度处于停顿。好在努力并未停止，道门中的制度恢复也多少有了起色。法篆实物和仪式的举行，都有了较为完整的形态。尽管其间的缺失仍然相当严重，但对于我们的研究来说，基本的条件具备了。研究对象本身的形态一旦确定，研究才有着力处。无论如何，不算前面的知识准备，从2006年立项开始，到2012年结项，凡6年，又修改一年，共经历7年，项目终于完成。
二
由于本书写成所经历的时间长，故研究方法的学习和使用，便有了更多的机会。本书是一个综合研究的成果。在研究的内容上常被拖进不同的领域，在方法上则逼迫自己，走出书斋，越过现有资料文献，寻找新的线索。同时，有时候还与自己的研究对象一起探讨。
宗教的研究，与哲学有很大不同。同样高高地耸立于九天云霄之上，处于上层建筑中意识形态的最高处，两者有许多共通之处，但又有重大区别。哲学，一般都以思辨的形式出现。研究哲学，只要掌握足够的文献，加以思维的分析，便基本上足够了。其研究成果的水平高低，主要取决于研究者本身的学术思考水平，当然也受到同时代人与前人成果的影响。宗教除了对信仰及教义的论证，还有大量的制度、仪式、建筑、造像与其他艺术。原因在于，宗教的创立者与信奉者，对于自己信仰的世界有大量感性的设想或设计，对于自己信仰的对象采取感性膜拜的方式。这些，是一般的哲学所没有的。研究哲学，所使用的主要是抽象思维，而研究宗教则同时需要运用形象思维。特别是宗教艺术、仪式的研究，更必须到现场才行。当然，哲学与宗教除有许多交叉包容的领域外，两者在研究方法上的差异，还是很明显的。我个人原来从事中国哲学的教学和研究，当时主要是以解读分析文献为主。但自从接触道教之后，就有了若干变化。20世纪80年代我还习惯于从文献出发进行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当时研究宗教，尤其是研究道教的人少，大量的文献少有人接触，无论从哪一方向挖掘下去都会找到宝藏。在完成第一本书《中国道教文化透视》之后，我想集中探讨道教的思维方式，然而在发表了一两篇相关论文后，却自己打住了。原因很简单，作为一种宗教，道教徒的观念世界与我们这些无神论者有很大不同。只举一个例子。我们抬头四望，眼前除了光怪陆离的种种实物，就是虚空――当代物理学认为，物质由实体粒子与场共同构成，我们看到的虚空其实充满物质，只是许多我们凭肉眼无法感知而已，这且不论，反正眼见便是如此；而宗教徒所见到的未必皆如此。佛教与道教徒都常提到“虚空过往神灵”，认为这些神灵不仅都能看到，而是在仪式中都能请到。他们还会用非常肯定的口气说明，在仪式中意念的重要。普陀山的法师告诉我：一次有法师正做施食仪式，天突然下雨，法师猛然想起还有东西晾在露天，而门上加了把锁，别人进不去。后来呢，当天来领法食的鬼魂都说，不但没有享受到法食，反而给加上了一块铁疙瘩。他由此强调了法师心无外骛的重要性。我不是法师，看不见鬼神，但也不会简单地把他们的这一说法看成欺骗或迷信；相反，我常在想，难道他们的感官和心智真的与我们不同吗？接触多了，才知道，他们确有某些与我们不同的心理状态。在物理层面上，我们可以说无鬼神；但在心理层面上，则需要费些思量再下结论。因为一个人的心理状态，可以有许多超越物理层面的体验。而此类眼前浮现鬼神形像的状态，对道教徒来说，与一种叫做存想的方术有关，而存想的运用与训练主要在其仪式及修炼方式中。不了解、不理解他们的仪式和修行，也就很难理解他们的心理状态。很自然的是，对道教仪式研究的阙如，便无法开展对其思维方式的研究，因为对道教徒的观念世界，研究者在理解上总隔着一层。由此，从20世纪末开始，我转向了道教法术、仪式的研究，同时从中慢慢解读道教徒的内心世界和思维方式。 本课题的研究，正体现了这种特征。一方面，文献的解读仍是基础，但必须与现场的调查、观察、请教结合起来；另一方面，对于在考察中看到的一幕幕场景，要尽可能深入进去，挖掘其中的观念和心理因素，乃至于他们所用以把握世界的方式和思维方式。在本书的各章中，我都尽可能做到这一点，尤其是讨论篆的结构和仪式的章节，更是如此。当然，能深入到多少，需要读者的分析、检验。
要研究仪式，需要到现场。田野调查的方法在中国传统的研究中，基本上是缺乏的。虽有少数学人注重实地考察，但终是凤毛麟角，而且也没有总结出特殊的方法论。中国人所说的考据，基本上限于文献、文物。像我这般一向从事哲学教学的人，在田野调查方面更显得十分欠缺。尽管以道教研究为主攻方向之后，也曾努力学习，但深入的调研还是做得很少。本项目的研究过程，算是调查研究比较充分的一次。其中，三上龙虎山，调查了法篆的形制，授篆的仪式，以及授者与受者的感受。同时也跑了其他的山头，如三山符篆中的茅山、x皂山，还到过著名道土叶法善的故乡，玉真公主最后一次受篆的王屋山。书中的一些实物和情景介绍，都是田野调查的结果。
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可以说，本人不仅观察着研究对象，而且有时还参与着对象的建设，在参与中和从事者讨论、沟通，从而深入地知晓了他们的问题、解决方法和内心的思考。关于篆的恢复就经历了如此的过程。这些做法似乎有违研究中价值中立的原则，但在面对自己的研究对象包含着能动的人的时候，面对着某一眼前演化过程的时候，却是有益的，恐怕还是不得不做的。而且，与对象的合作，基本上是在知识、历史的层面，并不涉及到各自不同的信仰。也就是说，合作主要在事实判断的层面，而非价值判断。在龙虎山仪式现场，我还做过一次学术报告，算是将自己的研究心得与研究考察对象所做的分享，只说明一些知识领域的事，而对其信仰不做评论。这样的方法，拉近了与对象的距离，有利于深入研究。在尊重信仰的前提下，与宗教界开展合作探索，不仅是可行的，而且可能取得比站在外边的观察与评论更加重要的成果。这或许是本书写作的一个方法论上的尝试。
三
我之所以会以道教研究为主攻方向，并且30余年来乐此不疲，实在有许多偶然的因素，不过其中最重要的，还是自己的学术兴趣。而这一兴趣，也许从小就植根于心中，有了机会便显现出来。曾应老家龙游县之邀，写过一个自我学术介绍。当时自己回顾，小时候的生活环境中，寺庙林立。我就读的3所小学，无一例外是原来的庙宇；生活的小镇，也常处于寺庙的装点乃至于包围之中。我出生的小镇叫“庙下”，是因为先有个庙，然后渐渐有了居民，最终形成数百灶烟火的镇子。而且在我发蒙的年代里，还有许多老人，经常讲些庙中神灵的故事。所以虽然也曾接受许多“左”的教育，但对于宗教，倒并不排斥，开始研究它时并没像某些学人那样抱着批判的先决态度。研究了30多年宗教，在佛学院、道学院和基督教神学院都曾上过课，并交有许多朋友。虽然我没有信仰、皈依任一宗教，但是也从来没有无端地攻击他们。信仰的问题，是人内心的问题，还是相互尊重、各自保持自己的主体性为是。只有相互尊重，才能相互理解。本书中表现的，就是这样一种态度。
回到学术兴趣的话题上来。
如前面说到的那样，自小的生活环境，可能是促使自己保持对道教研究兴趣不减的基因，而自己在研究中又进一步形成了新的兴趣。盖在研究中，每前进一步都是探索，一旦有了某一成果，就会发现新的问题，开拓新的探索领域。于是取得成果的乐趣很快被寻找新答案的冲动所代替。这样，似乎研究的过程便是不断产生新兴趣的源泉。前两年，出了一本自选集，取名《攀援集》。在自序中，说人生就是一场攀援的历程，尤其是学术生涯，恐怕更得攀援不止才行。序中的话并非虚言，而是自己的真切体会。因为在这种学术的攀爬中，我不仅觉察到自身的价值，感受到追求它、实现它的快乐。而在本书的写作中，这一点表现得特别明显。在这一过程中，对于每一点滴的资料冒头，我都会像小孩被奖励一小块糖那样高兴。这也许有些老天真，但或许正是天真才是保持学术兴趣的不竭动力。不管怎么说，本书的研究既是一场辛勤劳作，也是无数快乐的堆积。在修改书稿的过程中，不意来了一场大病。2013年8月发生了一次脑梗塞，左边丘脑上梗了一小块，于是瘫了右边手脚。医治还算有效，功能慢慢恢复，左手打电脑，右脚渐麻利。在修改定稿的日子里便是这一状态。病必须认真对待，但对于我的研究乐趣，影响却不大。盖我相信，否塞不会永远，或者本书的完成，正是倾否的契机。而且，只要脑子不停下来，自己的最大乐趣还是学术研究。还有就是栽栽花、做做盆景，尽管水平不怎么地，却也是生活中的一份情趣，对于学术上的乐趣，或者也是一个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