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中学国文教材中，周作人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他的新文学作品是如何进入中学国文教育系统的？在进入这个系统时各自在内容、形式方面经历了怎样的知识选择？在这个知识选择过程中，哪些知识被规避，哪些知识被放大，剩下的哪些知识最终与当时中学国文教育的知识体系实现了共谋并涵养了经典性？立足于语文教材建设的角度，这些问题值得考察。
一
在统计的作为标本的中学国文教材中，周作人的文学作品共被收录73篇次，共计43篇文章入选各期的中学国文教材。这个数据稍逊于胡适，但是比鲁迅作品人选的数目要多很多。他的作品，如《两个扫雪的人》《访日本新村记》《游日本杂感》最早被选人《白话文范》，《人的文学》《女子与文学》被选人《国语文选》，《一个乡民的死》《卖汽水的人》被选入《中学国语文读本》。这些教材中，周作人的作品人选数目较之胡适与蔡元培等人并不突出，这种情况到了沈星一编选的《新中学教科书初级国语读本》中出现了大的变化，可以说是出现了根本性的转折。该套教材选编了胡适的10篇作品，同时周作人的作品人选数目也达到了10篇。相对丁开新文学风气之先又加上胡适对于国语教育的大力倡导来说，在这套教材中周作人的作品与胡适的作品等量齐观，不得不说是一个大的突破。到了《初级中学混合国语教科书》中，周作人的人选文章竟达到了14篇之多，超越了胡适的7篇，从而成为入选作品最多的作家。此后出现的教材中，截止到本文关注的1937年，周作人的作品一直深受中学国文教材编选者的厚爱。
周作人入选中学国文教材的作品，按照内容分为以下几类：
一是物质文明上自然物、人物、制度、症候以及文化况味的记述，如《乌篷船》《苦雨》《乌桕》《小河》《两个扫雪的人》《一个乡民的死》《卖汽水的人》《齿痛》《苍蝇》《故乡的野菜》《吃茶》等；
二是谈论文艺的，也就是谈论文艺的价值和技术之说明与指示的，如《人的文学》《自己的园地》《平民的文学》《女子与文学》《美文》《个性的文学》《我学国文的经验》等，这类文字多收于他的《自己的园地》《谈龙集》以及《永日集》等文集中；
三是谈论社会人事的，也就是对社会观念、社会文化的价值进行批判的文字，如《祖先崇拜》《可怜悯者》《囚人》《生活之艺术》等，多收于《雨天的书》《泽泻集》等文集。
四是友谊的抒写，如《志摩纪念》《爱罗先珂君》等。
他的小品文中写得最多同时又被认为文字最好的是他关于文艺研究的一些文章，他用谨严但又富有生动之气的笔调，流畅、干脆却又很自然地表现出了自己对于文艺的见解。沈熔的《国语文选》选取了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女子与文学》两篇文章，按照其在编选大意中所言，无非是这两篇文章“妙在乎精神”，而“不在乎形式”，是因为“言之有物，持之有故”之因。周作人自己曾经在《诗的效用》一文中对写作做出了如此的判断，他说：“我始终承认文学是个人的，但因‘他能叫出人人所要说而苦于说不出的话’，所以我又说即是人类的。然而在他说的时候，只是主观的叫出自己所要说的话，并不是客观的去体察了大众的心情，意识的替他们做通事。”即使批评的文字，周作人也认为“是主观的欣赏不是客观的检查，是抒情的论文不是盛气的指摘”。因此，他的文字只是满含一种个人趣味用来表现自己的，只是自己用来自由抒情的。这种自我抒情的文风能够使得受教育的学生更多关注自己的内心世界，关注自我，从而实现情感的自我启蒙。
这两篇文章，尤其是《人的文学》入选民初中学国文教材的次数比较多。个中缘由大概就在于新文学界当时所提出的“灵肉一致”的“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的文学观，不仅仅是对旧有文学观的突破，更是五四新文化的精髓，无论是“德先生”还是“赛先生”，最根本、最核心的问题还是“人”的问题。这篇文章所阐发的实际上是一种崭新的具有开创意义的新文化价值观念，无怪胡适说它是“当时关于改革文学内容的一篇最重要的宣言”，而这种“淡薄平实”的“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的提倡，按照胡适的说法，“颇能引起一班青年男女向上的热情，造成一个可以称为‘个人解放’的时代”。
《人的文学》还被选人了施蛰存、盛朗西、朱雯、沈聊壁作为注释者，柳亚子、相菊泽、金宗华作为校汀者，由上海中学生书局发行的《初中当代国文》的第六册。这套教材选文的标准节录如下：
A.合于中国党国之体制及政策者
B.含有振兴民族精神，改进社会现状之意味者
C.包含国民应具之普通知识思想，而不违背时代潮流者。
D.合于现实生活及学生身心发育之程序，而无浮薄淫靡或消极厌世之色彩者。
由此可见，《人的文学》与该教材当时选择的其他作品一样具有上述特色。事实上，C、D、E三条能够在思想性上解释为何选择这篇文章。在教材中，《人的文学》与胡适《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放在一起组成了该册中同一周教授的两篇课文，可见编选者本周的教学主旨就是希望通过此二文来阐释语体的新文学的精神，周作人的这篇文章恰好对应此点。此外，这还意味着新文学的历史资料已经进入了中学国文知识体系，并占据了重要的位置。
周作人在谈沦社会人事的文章中，对于社会上种种一切的伪道德、假道学、顽同的反动的国民性以及病态的思想，都进行了不留情面的指摘、批评，显现了对社会的深刻观察。于是，他的行文没有脱掉浙江师爷的苛刻，“满口柴胡，殊少敦厚温和之气”。他对此如此解释：“我们所希望的，便是摆脱了一切的束缚，任情地歌唱，无论人家文章怎样的庄严，思想怎样的乐观，怎样的讲爱国报恩，但是我要做风流轻妙，或讽刺谴责的文字，也是我的自由，而且无论说的是隐逸或是反抗，只要是遗传环境所融合而成的我的真的心搏，只要不是成见的执着主张派别等意见而有意造成的，也便都有发表的权利与价值。”因此，他在《泽泻集自序》中说：“希望在我的趣味之文里也还有叛徒活着”，因为，“社会不但需要果蔬药材，却也一样迫切地需要蔷薇与地丁”。这种反叛的精神使得他的如《祖先崇拜》这样的作品与培养共和国民的教育宗旨契合，堂而皇之地进入了中学国文教材。 周作人的文艺作品中，《一个乡民的死》《卖汽水的人》较早就进入了《中学国语文渎本》，《小河》《两个扫雪的人》《自己的园地》等进人中学国文教材也比较早。这些作品都成了中学国文教材中的经典作品，有着很高的人选频次。这些作品能够进入中学国文教材，不仅仅是因为当时语体文的稀少，更主要是因为小品文自身包括具有中学国文教学价值的艺术元素。
二
周作人的小品散文之所以进入中等学校的国文教材，正是得益于小品散文文体上的特点。小品散文由于内容单纯、外形短小，能将紧凑的情思用适宜之手法调理在短小精悍的篇幅中，在长短上是很适合中学国文教材篇幅要求的。在文体形式上，小品文属于散文，可是它的本质却近于诗歌。它在形式上有别于寻常文字的松散，但也不同于诗歌的紧凑，实是介于散文和诗歌之间的一种文体，是一种主情的短文。在文学创作上，层层积累的丰富炽热的情感同可以作为长篇文学作品的扎实材料，可是小品文对于现实生活中偶尔的惊鸿一瞥，那瞬间的灵思的记录应该说具有天然的文体优势。在中国以文为晋身之阶的文化传统中，在道貌岸然、充斥说教之词的载道文之外能够真正轻快自如写出文人的真情实感的，似也只有小品文。因此，冯三昧将其称为“正宗派的文学的一种解放，渗染着作者的真性情的文艺的少子”。这种“渗染着作者的真性情的文艺的少子”对于“授以写实主义理想主义之普通文、文学文，养成其实际上L集知识发表思想之能力并以启发智德”的中学国文教育来说，正是上好的选材。
在教育作用上，小品文的讲授可以增强作文需要的各种能力。因此，周作人的小品散文对于中等学校的国文教育来说在文章练习上也具有天然的优势。对于中学生而言，作为教材的周作人的小品文是练习作文的很好范文。
李素伯在《小品文研究》一书中对周作人散文小品创作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说如果按照“散文的美，不在乎能写出多少旁征博引的故事穿插，亦不在多少典丽的辞句，而在能把心中的情思干干净净直截了当的表现出来。散文的美，美在适当”的标准去衡量现代中国的散文作家的文章，那么只有周作人的文章可以说是合乎这理想而且行这种美的条件的。而周作人自己也说“我近来作文极慕平淡自然的境地”。他的文章如《西山小品》被公认为是极为美好的小品文，个中原因皆在于作者的致力之专与极深的人生涵养。多次人选教材的《乌篷船》一文，采用尺牍的小品文形式，不仅行文上条理清晰，在叙述上更是娓娓动听，引人入胜，颇能引起学生读者的兴趣。因此，冯三昧说“从日记尺牍中练习小品文，是最好的机会”。
除此之外，周作人的散文小品皆从便当处选材，乡野山林、船埠车站、街谈巷议、道听途说皆可人文，通过选择此等材料可使学生养成敏锐的观察生活的能力以及对生活进行体味的本领，而作文的题日和素材也正包含在生活的琐碎的见闻以及由此激发的所思所感中。正因为如此，叶圣陶才说“作文正同说话一样，是被包在生活里的一个项日”。这种观念，对于那些把作文看作是特殊的事情，不知从什么地方汲取作文材料的人来说是绝好的解药。夏D尊说：“你若已经有了这样的癖性，想要纠正过来，养成容易作文的习惯，最好从试作小品文人手。你可以把每天的见闻、每天的思想、情感‘形之于笔墨’，或者作日记，或者同家属、朋友通信，或者就是作笔记；那些材料并不一定连贯，你就分开来写，一句话也行，数十字也行，纯任自然，意尽而止。这样，你将见到作文的材料‘俯拾即是’，只有须选择删弃，决不会‘踏破铁鞋无觅处’；你更将见到作文也就是生活，决非生活的点缀。”周作人的散文小品，无论是《苦雨》《乌桕》《小河》《两个扫雪的人》《一个乡民的死》，还是《卖汽水的人》《齿痛》《苍蝇》《故乡的野菜》《吃茶》都以此方面见长，对丁中学生树立“作文即生活”的理念是很好的榜样。
三
在文法教学上，周作人的小品文更可以作为中学国文文法教育的典范性教材。 《开明国文讲义》中讲到了《卖汽水的人》，以其作为例子来说明记叙文的连缀问题。文章分析道：
在事情本身，秦把果实给丰一是一个段落，丰一回家是一个段落，掌柜发现秦的作弊是一个段落，秦从般若堂出来是一个段落，作者看秦走去又是一个段落；作者就依据这些规定文字的段落，连次第都不变更。又，秦把果实给丰一，在全件事情重是迟缓的部分，而掌柜发觉秦的作弊，却是紧急的部分；作者就依据这层，把前一部分写的迟缓，把后一部分写的紧急。
《开明国文讲义》还以其来讲述记叙和叙事的混合问题：
《卖汽水的人》述说一件事情（姓秦的来而又去），当然是叙述文。但是开头讲买汽水的人和他的住所，接着讲汽水的买卖，接着讲姓秦的状貌，接着讲塔院，这些却是人和东西而不是事情；便是在秦把果实给丰一这一段事情中，“一只长圆形的柳条篮套在左腕上，右手拿着一串连着枝叶的樱桃似的果实”，“有李子的气味，却是很酸”，讲到的都是东西而不是事情：所以这些部分是记叙文。
而在写剑秦给十一果实这一段时，明显地采用了叙事与记叙混合的手法：
秦从底下上来，见了丰一他伸出手，说“这个送你”。如果文字就照这样写，也没有什么不合，因为事情的本身便是这样的。所以论起理来，“一只长圆形的……”这一句可要可不要。但是论到事实，若不把秦带着的东西交待明白，下面说“这个送你”的“这个”便不能使别人知道是什么东西。作叙述文的不低在使别人清楚地知道一些事情，作者怎肯丢掉与事情有观照的东西不写，他要写，叙述文里便混入记叙文了。
由此，周作人的小品文在文法上的尔范作用可见一斑。
正因为小品文具备这样的功能，夏D尊在《教学小品文的一个尝试》中专门提及了自己让学生学作小品文的教学经验。他说“叫学生作小品文，完全是为救济学生的病起见，完全当作药用的”，这种“药用”功能主要体现在作文练习上的价值。在他眼中，小品文在作文练习上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能多作。多作文是学习作文的必要条件，而小品文内容自由，材料随处可见，推敲布局，都比长文容易，是便于多作的。二是能够养成观察的能力。小品文注意眼前小事物的小部分的特点，可以使观察力细密而且锐敏。三是能够使文字简洁，这与小品文摒弃悠缓的笔法采用简明扼要的手法相关。四是能养成作文的兴趣，这主要是着眼于小品文题材较容易选择，可以使学生感觉到写作的轻松。五是可为作长篇奠定基础。小品文具有的这等作用可以启发学生的思想，锻炼学生的心力，从而为他们作好语体文奠定基础。
正因上述原因，周作人的作品频繁地进入中学国文教材，并受国文教育的国家知识体系的制约，文章的知识空间逐步得以确定，逐渐在教育实践中成为对中学生影响至深的新文学经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