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教育思想体系 教育宗旨 培养目标 德育 尊师 教育救国 文化兴滇
[论文摘要]晚清经济科“特元”的袁嘉谷后半生献身云南教育事业。通过实践,他形成了自己的教育思想体系,那就是:以救国为教育的根本宗旨;以为政治服务为教育的最终目标;以德育为教育教学的核心内容;以尊师为实现教育目标的前提;以讲求学习方法为教育成功的途径。
先生一生,著作颇为宏富,仅在省图书馆的存书,就有四十八种约四百卷之巨。其于经史子集、考据辞章、诗律义理、无所不研,无所不成。惜乎这样一个博大恢宏的思想库,至今仍未得到应有的开发与应用。笔者忝列后学,又是同乡,成此拙文,期为引玉之砖,引起对先生思想研究的重视。
先生思想库中最为瑰丽的篇章,除经经纬史之外,当数其教育思想。他以自己独特的眼光,环视近代之中国,找到了自己救国的道路,并按自己的思维,诠释了自己的救国理念,形成了自己教育思想的体系。而且这个思想体系经历了时间和实践的检验,至今读来,仍觉鲜活,与现代教育科学理论也有诸多共通融合之处。笔者愿与同仁共讨先生思想的精妙。
一、教育的根本宗旨在救国
先生淡出宦海之后,一再谢绝各方面入仕之邀,弃政从教,献身云南教育,为培养地方人才作出了贡献。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救育救国的思想主张从历史的角度印证了党中央决策的英明;也有助于我们更深刻、更全面地理解科技兴国这一战略部署的伟大意义。重视研究先生教育思想的现实价值,可见一斑。
二、教育思想的终极目标是为政治服务
从先生“教国救国、文化兴滇”思想的形成过程来看,他是从政治的角度出发来思考教育问题的,或者说是把教育当作政治问题来处理的。在他思想中,教育与政治永远是一个分不开的结。为了这个结,他奉献了自己的后半辈子。这可以从他的文论得到证明:他说:“天子事功,视乎学,学则视幼时之教”(《诸葛孔明庾元规教储君异同是非辨》)。明确指出天下治乱取决于君,君之贤愚决之于所学,尤其是他幼年之学。又说:“天下奚冶乎?冶以人才;人才奚出乎?合学校选举官制而一贯”(《汉武帝宣帝合论》)。
在他眼中,教育状况是国家状况的一面镜子。教育重则人才积,人才积则国运倡。而且教育还必须从头、从小抓起。他把教育与政治的关系说得如此透彻,说明他对教育与政治的关系认识得极为深刻,极有远见。在他看来,教育只有为政治服务,才能充分体现教育的价值,政治只有以教育为基础,才能长治以安。这是因为教育可以起到“正风俗、范政治、立人道、巩国本”,而且对于个人,也能“终身用之不尽”。就拿“天下竞言”的“宪政”来说,同样是“立宪必重乎国民教育”。为什么?“盖统一全国之人心,而作其爱国之思想,舍教育莫属”(《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序》)。很显然,教育为政治服务的主张,与他教育救国的宗旨是一脉相承的。毕竟教育救国,就是最大的政治。
为了贯彻教育救国之宗旨,把教育为政治服务落到实处,他又提出了明确的教育培养目标,那就是“期其全备,备其专一”。而这“全备专一之旨”,就在于“举《周礼》农政、工政、商政而一一法之;复举《周礼》农政工政商政之外一一备之,毋悖古,毋泥古,因时制宜”(《周礼农工商诸政各有专官论》)。简而言之,就是要把学生培养成全面发展的专门人才。对于这个培养目标,他进一步解释说:“全备者精”,即只有德才识学全面和谐发展的人,才能更好地掌握知识的精妙;“专一者密”就是只有在全面和谐发展基础上拥有专门的科学文化知识的人,才能更进一步去探索科学的奥秘。只有全备而专一的人才,才是社会的精英,国家之栋梁。所以先生才要“期其全备,备其专一”,把自己的政治主张寄托于后学。他认为只要坚持贯彻落实这一培养目标,就可以保证国家对高质量人才的需求,使“良臣能臣,用不胜用”(《汉武帝宣帝合论》),这样一来,救国雪耻、振兴国势也就指日可待了。
为了保证教育真正为政治服务,实现教育培养目标,他还主张把教育与做官结合起来,即“合学校、选举、官制而一贯”,“无官不选之于学,无学不用之于官”(《周礼农工商诸政各有专官论》)。这样,学校就必须按国家要求和社会需要去培养人才,国家和社会则从学校培养的人才中去选拔人才,使教育、选举、官制形成一个制度,用制度来保证教育培养目标的实现,这样,教育为政治服务就不会落空。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先生的教育思想是一个全面、深刻、周到、缜密的体系:从教育的宗旨到教育培养目标,从教育体制到教师队伍建设,从教学方法到教育经费的筹措(关于后两点将在后面论及),无不一一论及,并且把它们综合建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这个完整的教育思想体系中的许多观点,至今仍被我们奉为圭臬。这样的远见卓识,不禁令人肃然起敬。
三、教育思想的核心是贵德
教育的本质是什么?教育的培养目标何在?应该采用什么样的途径和方式去实现教育培养的目标?实现培养目标的衡量标准又是什么?这一系列问题,都是教育者从事教育工作必须弄清的重要问题,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我国教育理论界普遍认为:教育的本质在于育人;育人的目的是为了促进人在德、智、体诸方面全面和谐地发展;因此,德智体全面合谐发展,既是衡量教育目标实现与否的指征,又是实现培养目标的途径和方式。它反映了教育动机与效果的辩证统一,是教育的育人本质在教育过程中的体现。对于上述理论,我们习惯于把他高度概括为“培养四有新人”。本来,这一教育培养目标并无先后之分和轻重之别,但四项指标中的第一二项有理想、有道德和第四项有纪律讲的都是做人的道理,也是全面和谐发展所必须达到的指标,而且它们都属于道德的范畴。这说明道德教育即德育始终是被放在教育的首位的。
假设先生仍然在世,他会怎样回答上述问题呢?他在《经说·三》中开宗明义的话便是“经何以必学乎?学何以必经乎?吾吐吾衷,盖有八义:" 一曰,经学者,明人之所以为人也。二曰,明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也……”。这就是说,他也意识到,要培养出救国人才,首先要教育他们懂得做人的道理,明确自己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以及怎样去做这样的人。
这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
《经论三》可以说是先生阐述道德教育重要性的一篇专论。说的虽然是读经的重要意义,可阐释的全是做人及做学问的道理。如八义之三教育人们要“宏胞与民物之志”,要“具经天纬地之才”;八义之四教育人们要“正人心,立人极”;八义之五教育人们读经要“条其指趣,观其会通,洞澈本末,务剖其是;之六要人们求真明是;之七要有专门之学;之八要以学自立求富;如此等等。虽然他推禅的只是六经之义,与我们今天的德育目标及其内容均有很大差别。但贵德的义理却是共通的。因为在过去与现在,现在与未来之间,本来就存在着一种继承与发展的纽带关系。因此,先生思想与现代教育科学理论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也就不足为怪了。不过就是印证了先生思想的科学性。如此而已。先生还指出:德育的作用在于“正风俗,范政治,立人道,巩国本”。所以只有贵德,才能使“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国家闻暇”。不然的话,就会出现“能臣既稀,良臣尤寡”的局面,进而导致“吏不廉平,则治道衰”。倘如是,则“天下无才,其犹可望治乎”(《汉武帝宣合论》)。这些思想说明,先生对成才与道德,成才与治国的重要性,认识是非常深刻的。他还指出:“必有德,其行乃成;其言乃重”,才能够“专天下之学”,才会有“先天下之识”,“而后敢决天下之事”。泛观古今,有才之士不少,他们中有许多人成了国家民族的栋梁,但也有的成了祸国殃民的权奸大恶,造成这一差异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有德”还是缺德。缺了德就无法做到“知愚”“行谬”,任这种人为官,政绩可想而知。
德育既然如此重要,应该怎样教育学生贵德即重视道德修养,实现道德行为呢?他说:“吾中国人也,读中国书,应有光大中国之作以报中国!”(《云南大事记·序》)这是说,人之所以为人,首先要有爱国之心、报国之志和效国之行,这就是“光大之作”。他把这叫作“国性”即爱国主义精神(今人也有叫国魂的)。他还进一步指出:人一旦失去国性,就是忘本;“忘本之人,何从而富且强乎?”!
根据以上分析可知,先生贵德的含义有三:从伦理的层面看,讲的是做人的标准;从政治学的层面看,讲的是一种民族精神(或国民意识);从教育学的层面看,讲的是一种思想修养和道德规范;统而言之,贵德就是“以修身为道德之实践”(《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序》)。这些认识,仍值得我们借鉴。
这里应该特别指出:在先生的贵德思想中,蕴含着一种极为可贵的德育理念,那就是他认为教育归到底是为了把人培养成人,而不仅仅是培养成材。“成人”还是“成材”,这是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在培养目标上的根本区别所在。如果教育仅仅是把人培养成材,就意味着人只是教育施加的对象(实体),人在受教育的过程中只能被动地接受教育施加的影响来改变自己,使自己适应教育的需要。成材之后,也只能是作为被使用的工具或手段。所以,成材并不一定意味着成人。因为,作为主体的“人”已经被物化到“材”中去了,“人”的主体地位、主体意识、主观能动性也就被不自觉地否定掉了。很显然,这是一种应该改变的陈旧教育观。而先生的贵德却主张把教育对象作为主体的、有独立人格和独立意识的“人”来培养,让他们自觉地、主动积极地按教育培养目标的要求去学习、去实践,最终使自己成为甚匡时济世之人才。两相比较,前者即传统教育观是让人被动适应教育过程;后者现代教育观则强调主动参予;前者仅在于使人成“材”,后者则仅仅将材作为人的一种特质来看待;按前者培养人材,难以做到全面和谐发展;按后者培养人才,人的主体地位得到充分肯定与尊重,人与培养目标、教育内容、教育要求、以及教育环境之间才能真正做到统一与合谐,才会促进受教育者全面发展。先生教育思想的幽远深邃,于此又见一斑。
四、实施教育的关键在尊师
韩昌黎有《师说》一文,讲的是为师之道,强调学习不可无师。先生也有《广师说》一篇,支持韩的观点,其目的都是要肯定教师在教育中的作用,彰显教师的地位。《广师说》除了讲师的作用之外,还讲尊师之道、师生关系、教学关系,特别是讲师德。他认为:大江之有源头,方能成滚滚之势,学习必须从师才会有炯炯之辉。师之于学,其作用正在于“正其途,定其趋”,帮助你确立一个值得“笃信坚守之”的人生目标。此外,师的作用还在于“为君育士”即为国家培养人才,这与他教育救国主张相一致。正因为师能起到上述两种作用,所以人们才会尊师,社会也才会“重师”,而教师呢,则也应该以此自重。故而,“师之益人大矣哉!”“言乎人不可无师”也。
先生把师分为经师、文诗之师、性理之师、和治世之师四类。认为能博约经史,究通性理,匡时济世的人,才够得上为师。不具上述品质的人,是不能为师的(“舍是四者,又恶乎师”?)。《广师说》最有创意、最有特色的是,他从学生、从学的角度出发来谈师与生、教与学的关系,而且论述十分精彩。他说,社会和学生都" 应该尊师,这是毫无疑义的。但尊师不能只重形式而应重内容。最根本、最有价值的尊师应该是学生能做到“多师为师,萃师之长,铸我之真”。
除此之外,尊师还应有多种途径和多方面的内容。例如:“温温矩范,是曰亲师;疑问无隐,是曰敬师;师有过则谏,是曰爱师;力成己学,是曰尊师;师传没而不忘,是曰报师。”并强调指出,如果不是这样去尊师,“庸有当也”。作为教师,则应该以自己高尚的德行、高深的学识去赢得社会和学生的尊重,决不容许“误束修之训”、“为谋食之计”来辱没教师的尊严。这是多么深刻而富于哲理之言啊!若非有切身体会和实践,绝不能有此震聋发聩之语。先生师说之高远,竟至于斯。捧读之余,联想到当今有的教师只把自己从事的高尚职业作为诂名钓誉的资本,用教书去作稻梁之谋,不禁汗颜。更感先贤言之不谬。作为教师,唯有谨尊先生教诲,“见不贤而内自省,是亦师也”。
《广师说》还阐述了师与生、教与学、识与行的关系。指出弟子无良师,无以为学;教无良弟子,也无以成教,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互动、互补、互相制约的关系。只有师生思想相容、情感相怡,才能教学相长,相得益彰。先生所有这些见解,都被后人的教学实践所验证,并被总结、发展、升华成为教学的基本原则来指导教师行为。所以,称他的《广师说》为真知灼见,至理名言,当不为过。
五、讲究“学法”是治学成功的捷径
先生一生志于学,所以学识博而渊。这是他之所以成为一代宗师的根本原因。他说:“才须学也,学需大也”(《与属员教》)可见其立志之高远;又说:“庸庸而生,不如苦学而死”(《悔箴·读书》),可见好学之笃定。他认为学习是为了实现自己人生价值,寻求一种“自尊自乐之境”的行为(《经说三》)。他以自己一生的实践,证明了“夫今人自立之道,其惟学乎”!这是在告诉我们要“明人之所以为人”,就得好好学习(引文同上)。因为学习能激发信心,砥励意志,指导实践和增长智慧。先生不云乎:“士君子学以为己,自勉躬行”(《王阳明以良知为圣学宗旨辨》)“非智无以存,非学无以智”(《石屏图书馆启》)。不仅如此,学习还能使人“变墨守之规,成宏通之识,本简策之迹,切身心之图,反而求之,约而守之”。先生之所以把学习的意义和作用阐释得如此清晰明确,其用意仍在启发后人,“明人之所以为人”的道理(《经说二》)。那么,应该学什么,怎样学呢?
先生认为首先要“因时制宜”。即根据宏观实际的需要来确定学习目标,制定学习计划,选择学习内容。并要求自己做到“千驷弗取,一介必严”(《经说三》)。
其次要“博学”。他说“诚之之道在博学”,只有博学,才能“观群经之通”(《经说三》)、“成宏通之识”(《经学二》),进而为通经致用打下深厚的知识功底。同时,只有在“熟诵而博览”的基础上,才能贯穿经史,熟练地驾驭知识,做到“无经不推阐,无传不补缀。或根据以补充,或妙悟而增长”(《经说三》),去开辟自己学习的新境界。
第四要“居今稽古,不必爱古薄今”(《游小瑞城记》)。稽古,就是对经史“加之以深思,定之以明辨,宣之以语言,出之以记号”,以“达远方,垂远代”(《经说三》即达到“理求是,法贵通,义共济,学无穷”的目的。
第五要讲究教与学的方法。先生说过“德无常师,教亦多术”(《京师滇学堂一览序》)的话,按照他“法贵通,义共济”的观点,则教学一理,学亦应无常师,学亦应有多术。他行之有效的学习方法主要有:
①“学问之道,折衷圣人”(《王阳明以良知为圣学宗旨辨》)即对圣人的东西既不泥古,也不悖古,而是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这就叫“折衷圣人”,或曰:“弃无理,取有用”(《守约录跋》)。
②“纠群文,定一尊”(《经说二》)。即善于综合归纳百家之言,提其要,钩其玄,把握其宗旨,探索其本源,进而发现其本质,掌握其规律,用以指导新的认识实践活动。
③“反身而诚,切己而察”(《易说一》)。即要善于结合自己的实际,运用已知去求取真知,察见书中之真谛妙义,并运用逆向思维反求诸己,在正反两个方面的比较分析中提高自己的认识水平,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
④“演绎真谛,整齐万方”(《讲易管窥·赞》)。据先生弟子于兰芬介绍,先生治学的一大特点,是从纵向“考别源流,辨章史实”;从横向“分疏章旨,研究理致”;然后“横竖交沏”,把知识构造成一个纵横交织的体系。这种知识的整体构建方式,对于“启发来学,深切至矣”。据于兰芬的介绍可知,这是一种从掌握知识的内部联系和相互关联入手,从结构、从总体去理解知识,深入本原,把握规律的学习方法。与当今之结构主义教学模式颇有异曲同工之妙。教育哲学认为,知识的性质、特点和规律,都只存在于整体与要素、以及各个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过程之中,整体的建构方式不同,相同的构成要素就可以建构成不同的整体。也就是说,只要改变知识的建构方式,就可以改变知识的结构和性质。所以,先生这种“横竖交沏”的学习方式在今天看来,其理论基础是科学的,甚至也是先进的。只要掌握了这一方法的要领,确实可以达到先生所追求的“独抒所见”、“成一家言”或“辟一新境”的学习境界。可见,讲究学习方法,也是先生成就为一代宗师的一个原因。
以上所述,便是笔者对先生教育思想的一些粗浅认识。限于水平,难免挂一漏万;不当之处,还盼同乡及同仁指正。至于先生的“国民教育思想”和“教育经济学”思想,则容后有机会再与大家研讨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