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最高领导人访华，有两次最引人注目，一次是1959年赫鲁晓夫访华，另一次则是30年后的1989年戈尔巴乔夫访华。赫鲁晓夫的访问标志着中苏关系由“蜜月”走向破裂，而戈尔巴乔夫的访问则是中苏经历了10年论战、10年武装对峙、10年谈判之后，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
戈氏访华已过去25年，但是他那次对我国不寻常的访问，在中苏―中俄关系史上留下了令人难忘的一页。在那次访问中，中苏双方所确立的两国关系的框架，对中苏以及对后来的中俄、中国与独联体各国关系的发展，都有着十分深远的意义。
戈尔巴乔夫访问进行得并不顺利，正好碰上天安门广场政治风波，访问活动受到了严重影响，经过中苏双方礼宾部门精心策划的访问日程，在实际执行中不断改变，甚至日程中有好几个项目不得不被迫取消了。尽管接待办公室的同志们不分昼夜地紧张工作，整个访问还是留下很多严重缺憾，例如，这么重要的国宾，却没有享受到铺红地毯的礼遇；贵宾车队竟然不能走长安大街，而必须到处绕圈子，以避开人群……
25年过去了，回想当时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我作为外交部礼宾司的主管副处长，参与了这次接待，目击了此次访问的全过程。
中苏高级会晤的必然
1969年中苏在中国珍宝岛的武装冲突，使两国的关系降到冰点。设于莫斯科和北京的两国大使馆，在相当长时间内，双方大使都缺位，仅有临时代办维持着馆务；双方外交人员见面基本上是为了抗议和反抗议。
戈尔巴乔夫是应当时的国家主席杨尚昆的邀请，来我国进行正式访问。他来华的身份是：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联共产党中央总书记。杨尚昆主持了机场欢迎仪式；在大会堂的欢迎宴会上，李鹏总理与其会谈；总书记赵紫阳会见并宴请戈尔巴乔夫。而被中苏双方和国际舆论视为戈尔巴乔夫访华重头戏的，是邓小平的会见及宴请。5月16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邓小平同戈尔巴乔夫进行了两个半小时的会谈，中午邓小平又在福建厅宴请了戈尔巴乔夫。这就是已载入史册的著名的中苏高级会晤。邓小平提出的“结束过去，开辟未来”主张，得到双方认同。这次会晤确立了中苏关系正常化新框架，为双方建立超越意识形态的睦邻友好关系奠定了基础，也为后来中俄以及中国与独立后的苏联各加盟共和国进一步发展关系提供了新的契机。
“只握手不拥抱”的由来
人们在交往中互相握手或者拥抱是很常见的礼节，但这两种礼节所表示的意义是不一样的。
中苏经过30年的论战、对抗、谈判，终于在1989年实现了关系正常化。两个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最高领导人见面时，没有按照过去的礼节习惯互相拥抱，而是互相握手问好。
“小平同志说：告诉钱其琛同志和李鹏同志，请外事小组开一次会，讨论一下钱外长访苏、苏外长来访，包括以后首脑会晤时礼遇方面的问题，定个调子、热的尺度。现在西方都在注意中苏热的情况，比如说拥抱不拥抱的问题。从外长开始，苏联一定热，我们热到什么程度？有些甚至定了的，要给苏打个招呼，比如不拥抱。拥抱会震动世界。”
邓小平当时考虑的只是不拥抱，并没有说握手问题，虽然这是不言而喻的事。过去，小平同志同苏联领导人交往多，深知苏联人爱行拥抱礼。当年，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中各国领导人为了表示彼此亲密无间，拥抱礼十分常见。
接到邓办电话的当天，李鹏在电话记录单上批示：“学谦（吴学谦副总理）、其琛（钱其琛外长）同志：请召开一次办公会议（小范围），对礼遇问题作出设想，连同上次外事小组定的几条，一并报小平同志和中央。开会时我参加。”
1988年11月3日，出席外事小组会议的有李鹏总理、吴学谦副总理、钱其琛外长、中联部部长朱良，列席的有外交部副部长田曾佩、刘华秋。当日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会议纪要第四条写道：领导人会见时，只握手不拥抱（此点同苏方谈礼宾安排时先打个招呼，强调双方只握手问好）。
外事小组把邓小平的指示更具体化了，不拥抱，只握手。这就是“只握手不拥抱”指示发出的整个过程。
礼节形式是为政治关系服务的。中苏关系即将正常化，中国方面究竟如何做，才能符合中国的最大利益？两国关系正常化不是恢复到新中国成立初期中苏友好同盟关系，因此，不能再像原来社会主义兄弟国家那样，见面就拥抱。如果这次会晤时再行此礼，肯定会给世界传递一个错误的信号。在如此敏感时刻，要冷静，在礼节上不能做得过火。关系正常化后的中苏两国决不能再走过去的老路，而是要建立在国与国之间交往的普遍原则基础之上。握手礼节，正是这种普遍原则的体现。 见面握手问好是人际交流最普通的礼节，同朋友、熟人握手，也同不太熟悉、不太认识的人握手，甚至同对手或不太友好的人士握手。外交工作中即使提交抗议照会、互相指责之后，告别时往往也要握手。
邓小平这一指示的意义深远，影响巨大。它不仅仅是一个礼节问题，更是为今后中苏两国关系定位。今天我们对这个指示意义的认识肯定会比当年更清楚、更深刻。这简单朴实的六个字，蕴含着深刻的政治内容和长远的战略考虑。
“戈尔巴乔夫同志”的恢复
虽然中国领导人与戈尔巴乔夫没有拥抱，但彼此之间仍保留了“同志”的称呼。这是过去各国共产党人士之间习惯的称呼。早年，这个称呼确实含有非常浓厚的志同道合的意味。在俄国沙皇统治时，处于地下秘密活动的俄国革命党人中间，就已流行“同志”这个称呼了。在俄文中与该词对应的是“先生”，是对富人、社会地位较高人士的称谓。而“同志”则常被革命党人用来称呼普通劳动大众，在当时具有鲜明的进步意义。俄国十月革命后，这个词被世界各国共产党人广泛采用。这个词对于团结各国劳动人民群众，在争取自由、解放、幸福的斗争中，起到过巨大的鼓舞作用。
对戈氏如何称呼？确实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戈尔巴乔夫来华的头衔虽然有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并且排列在第一位，但是，谁都知道，他的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虽然排在第二位）是最主要的。当时中苏两党都是执政党，如不称同志，而改称国际上流行的称呼，如先生、阁下，势将引起轰动。中央经过斟酌，决定仍沿用过去的习惯，称其为“同志”。我的理解是，虽然这个称呼印刷在戈尔巴乔夫访华礼宾接待小册子上，在口头上也偶尔称呼一两声，但不必去强调这个称谓，能够避开的时候，就避开。关于这一点，其实双方心里都很清楚。
戈尔巴乔夫访华后仅仅两年，苏联解体，共产党在俄国失去执政地位，中俄双方官方人士很自然地就抛弃了“同志”一词，而改用国际上流行的称呼“先生”、“阁下”互称对方了。
没铺红地毯的国宾欢迎仪式
依照双方商定的日程安排，并已经中共中央批准，戈尔巴乔夫于5月15日抵京后，预定当日下午4时整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欢迎仪式。然而，天安门广场上无组织的人群能保证仪式的正常进行吗？接待办公室十分着急。5月14日晚11点10分，接待办公室负责人之
一、公安部八局刘局长接到公安部顾副部长电话，传达了中央领导指示：欢迎仪式改到机场举行。临时改变欢迎仪式地点，有大量的具体工作要做。
接待办公室紧张得像开了锅。好在事先已同有关协作单位打好招呼：5月14日夜间，必须留人值班。为了不走漏消息，接待办公室规定，有关戈尔巴乔夫访问日程的电话，一律使用红机――内部保密电话机。我负责通知解放军仪仗营，而他们那里没有保密电话机，我只好用普通电话机，把负责此项任务的人员请到钓鱼台来，当面口头交代，要求仪仗队在15日11时前到首都机场南停机坪。他们接受任务离开钓鱼台宾馆时，已过午夜。后来听说，解放军仪仗营担心白天兴师动众，容易引起人们注意，在15日那天天不亮，就将数百人的队伍提前拉到机场。
欢迎仪式上必须悬挂两国国旗。让人着急的是，机场旗杆滑轮因多年不用而严重锈蚀，不能使用，只好把升降梯开来，才把中苏两国国旗和多面彩旗升起来。
按照国际上通行的礼宾惯例，国宾来访，欢迎仪式上应铺红地毯，即国宾检阅陆海空三军仪仗队，应该一直走在红地毯上。1980年9月1日起，我国实行礼宾改革，把国宾欢迎仪式由机场（车站），改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当时，还特制了欢迎国宾用的红地毯，存放在大会堂地下室，以备不时之需。
戈尔巴乔夫来访，不得已临时改变欢迎仪式地点，而红地毯无法从大会堂运出。一来是地毯那么大那么重，搬动运输困难；更主要的是因为天安门广场上聚集着那么多人，要想搬出红地毯，而又避开他们的视线，也是不可能的。结果就是后来大家在电视上都看到的尴尬情形：不铺红地毯的国宾欢迎仪式。
电视新闻播出之后，不少人，其中还有中央负责人给接待办公室打电话，质问为什么不给戈尔巴乔夫铺红地毯。5月16日上午，在大会堂福建厅，参加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会晤的全国政协主席李先念，在会晤前同接待办公室负责人、礼宾司司长江康进行了如下对话：
“听说欢迎仪式上没铺红地毯、没献花？”
“花是献了，但没铺红地毯。因为临时决定把仪式改在机场，而且要保密，无法把红地毯从大会堂搬出。”
“为何不在机场也准备一块红地毯？做一块这样的红地毯要花多少钱？1000万块够吗？”
“用不了那么多。”
“那好。那就在老机场也放一块。”
大家的关切心情是不难理解的。欢迎国宾，东道主给予周到的符合国际惯例的礼遇，是国家的门面，不仅表示对国宾本人，而且是对其所代表的国家和人民的尊重和友好，同时也体现着东道国的尊严和荣誉。中苏两国隔绝了30年之久，即将步入一个新时代，而标志意义十分明显的戈尔巴乔夫来访，却没有享受到红地毯待遇，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难以弥补的遗憾。 没有完成作业的无奈
天安门广场风波，对戈尔巴乔夫访华的影响，还远不止欢迎仪式，另外还有好几项活动，也没有按照预定的计划执行，有的甚至被迫取消了。原定5月16日上午向人民英雄纪念碑献花圈，只好临时作罢。原定17日晚由文化部在人民大会堂三楼小礼堂举行京剧晚会，演出《盗仙草》、《秋江》等传统剧目，由于无法进入大会堂，晚会被迫取消。
5月17日下午，我去大会堂，落实戈尔巴乔夫在三楼小礼堂中央大厅记者招待会现场安排。由于长安街无法通行，我所乘坐的汽车由钓鱼台到复兴门后，右转上复兴门大街和宣武门大街，打算经和平门至前门那段路去大会堂。殊不知，宣武门大街上也是人山人海，车子走走停停，从人群的缝隙中缓慢爬行。由钓鱼台出发，到进入大会堂，用了整整两个小时。
到达大会堂后，我详细检查了记者招待会现场，很快把一切安排停当，就马上同接待办公室联系。我首先告诉礼宾司领导，道路交通瘫痪，担心车队无法进入大会堂。没等我把话说完，电话的另一端传来鲁培新副司长的高嗓门：
“你赶快回到钓鱼台来！记者招待会将改在宾馆内的芳菲苑举行。”
我二话没说，赶快往回走。一个半小时后，当我回到钓鱼台时，记者招待会就要开始了，芳菲苑门口，中外记者们正扛着摄影器材，过安全门。
我在礼宾司工作多年，不知接待了多少国宾团，从来还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戈尔巴乔夫访华活动日程变化如此之大，竟有那么多“作业”没有完成。
被迫绕弯弯的国宾车队
国宾车队一般必走东西长安街等北京主要交通干线。国宾车队行动前15分钟，实行交通管制，道路或完全封闭，或右侧封闭，待车队通过后，才能恢复正常。而1989年5月，戈尔巴乔夫来访时却有些特殊，为了避开在天安门广场的人群，车队必须绕行，尽量不走长安街，而上二环、三环。5月16日中午，在大会堂小平会见、宴请之后，车队竟绕到白云观。那一天，戈尔巴乔夫心血来潮，要求在那里停车。戈尔巴乔夫下车后向路边的人群问好，表示他来中国很高兴。双方的警卫都很紧张，好在当时白云观附近都是些临时路过的人，没有发生任何不愉快的事，一切都顺利过去了。
5月18日上午，戈尔巴乔夫一行离京去上海，车队从钓鱼台宾馆出发，未出正门（即东门），而是出北门西行上西三环，经南三环、东三环去机场。当车队行至垂杨柳附近，路边围观的群众越来越多，有的还打出标语，其中一标语写着：“戈尔巴乔夫同志，你来晚了！”当时，如果车队不停，围观群众应该不会围堵车队。然而，戈尔巴乔夫再次走出汽车。我在后面较远处看到，人群朝主车方向涌去，双方的警卫随即在主车周围形成一个包围圈，有的警卫甚至登上汽车顶，实行警戒。当时，我坐在驻苏大使于洪亮的车上，准备陪同苏联客人去上海。我们这个车在主车之后还很远，而且是坐在车里，看不清前面的详细情况，但能看到道路两边吵吵嚷嚷的人群。好在，不一会儿，车辆就开动了。
整体来说，戈尔巴乔夫的访问还算是成功的，中苏两大国由此实现了关系正常化。这可是值得载入史册的大事。但是，让人没有想到的是，仅仅两年，苏联解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