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海蒂・霍尼曼 纪录片 关注视点
个人经历决定记录视角
我并不在乎电影的主题，我在乎的是人。
――海蒂・霍尼曼
中国古语说“文如其人”，纪录片的主题来自于纪录片制作者的成长背景和个人经历。“真正的纪录电影工作者对于自己通过画面和声音发现的东西怀有激情，对他们来说，发现始终比发明更有意义。与制作故事片的导演不同，他们通过选择和组织自己的发现表达自己。事实上，这些选择本身就体现了他们的基本见解。”①
海蒂・霍尼曼，一个大屠杀幸存者的孩子，被放逐者的后代，作为纪录片导演，她更愿意把视角投放在和她有相似经历和遭遇的人群。她觉得“我们是通过个人阅历来理解其他的背景，美感以及力量的，但是如果你逆向为之，电影就变的太过沉重，沉重到难以承受。”②表面上看，海蒂镜头下的人大多遭遇不幸，但他们并不安于天命。秘鲁的出租车司机，巴黎地铁里的移民音乐家，大屠杀的幸存者和流亡美国的民众，都是导演镜头下充满力量的存在。
如纪录片《被遗忘的》（2008年）的灵感来源就是导演在利马的一家高级餐厅遇到了相熟的侍者，他们每天接待的都是政客和富豪。“对于历史，他们有很多事情需要诉说，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机会讲述”③，他们和在街头为了赚几美分的孩童都是社会最底层的人，这些“看不见的公民”成了导演的关注对象。导演希望自己做的不是一次肤浅的记录，而是深刻的追寻，避免他们就这样一代代的被世人忽略和遗忘。
爱与生死的宁静聆听
我只是想去做这样一个电影，称颂爱以及对死亡呈现一个宁静的视角。
――海蒂・霍尼曼
海蒂・霍尼曼在1996年拍摄了纪录片《爱如此自然》（O Amor Natural），在这部纪录片中，导演将视点放在一群老年人身上，他们喜欢Carlos Drummond④的诗歌，这是他们关于爱的记忆，也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这些老人们和美好的诗歌一起组成了一部有趣的电影。
《永远》（Forever）是导演在纪录片界大放异彩的片子。在这部纪录片中，导演选定了巴黎的拉雪兹公墓，这个既葬着名家名师，又葬着不知名小人物的地方，汇聚了最有力量的元素：生、死、爱、艺术，以及对生命有思考的人。导演将现场发现的为死去父亲弹奏肖邦音乐的日本女子作为影片贯穿始终的线索，串联着来墓地缅怀的人讲述生者与逝者的故事。影片对死亡的描述就像博尔赫斯⑤的诗中所写，“每个人的离去，就像水消失在水中”，永恒而淡然。导演始终用一种哀而不伤，淡而不疏的情绪来描述死亡，宁静下暗涌的却是生命和爱。
战争后遗症是纪录片导演们最爱的题材。1999年，海蒂・霍尼曼拍摄了一部关于荷兰联合国维和战士们回忆亲历战争的纪录片――《疯狂》（crazy）。在影片中，导演运用了大量的照片、视频资料和采访，记录了这些不同年代的维和战士们对战争的记忆。尤其是当他们谈论到Seal⑥的歌《crazy》时，每个人都处于几近崩溃的边缘，因为那时候他们必须通过听音乐来保持冷静理智，一个个镜头记录的是战争带给他们的伤痛，也记录的是战争对他们的磨砺，让他们能够在最艰难的时刻给自己继续前行的勇气。
2001年导演关注了一个叫阿托维克（Ahatovici）的小村落，这个村庄百分之八十的男性村民在波斯尼亚战争的屠杀中死去，生还的女性们留守在村子里。导演在《好丈夫，乖儿子》（Good husband，dear son）中呈现了她们失去丈夫、儿子、兄弟的悲苦，也是对战争的一种无声的控诉。当那一件件生前物品被拿出来，一具具尸体被从万人坑挖出来的时候，战争带给的人们的伤害也展露无遗。
海蒂・霍尼曼用女性独特的视角观察和记录生活，对生存、死亡、爱和艺术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捕捉深藏在人们内心最真实的情感，用柔和、机智、反讽的构想处理沉重的题材，释放仁爱悲悯之情。
对人类生存状态的终极追问
我不做采访，只是闲谈。
――海蒂・霍尼曼
真实电影是1950年代末开始的纪录电影创作潮流，从海蒂・霍尼曼的作品来看，其拍摄手法受了法国真实电影的影响，导演介入拍摄中，倾听被采访者的内心情感。海蒂・霍尼曼用她的镜头采访并记录了战争、记忆、偷盗、犯罪、艺术、音乐带来的力量，被称为“疗伤系”影像工作者。
1994年，海蒂・霍尼曼拍摄了一群特殊的“出租车司机”，这部纪录片《金属和忧郁的国度》（METAL AND MELANCHOLY）记录的是秘鲁的一种特殊现象。当时秘鲁由于通货膨胀、政府腐败和恐怖主义导致整个社会动荡不安，大批的中产阶级失业，只能走上街头用私家车当出租车司机以求度过经济危机。影片从一组重复蒙太奇开始，透过一辆辆临时出租车的挡风玻璃，从司机的视角描述了严峻的经济形势对人们生活的影响。导演用她的镜头和采访告诉观众，即使他们的生活很艰难，但没有一个人浪费时间去自怜或痛苦，相反，他们坚信生活一直保持着它该有的美丽。片中有个男人，他有一个五岁的女儿，但他女儿在两三岁的时候被诊断出癌症，为了支付女儿的医疗费用当起了出租车司机。当谈到如何激起女儿生存信念的时候，他说：“人生虽苦，但仍很美丽。”这句话表露的是对生活深刻而智慧的思索，也是导演力求表达的见解。
1998年，海蒂・霍尼曼把她的视角投放到了一帮在巴黎地铁站靠演奏为生的音乐家的身上，这些看似普通的卖艺人其实是被自己的国家驱逐之后来到巴黎，他们带着各自便携的乐器加入到吉他手的队伍中组建了一支专业的乐队，为法国民众演奏。《地下乐团》（The underground orchestra）纪录的故事是简单的，也是最令人感动的。影片中音乐已经不仅仅是一门仅供人们欣赏的艺术，也不只是一种渲染气氛的表现方式，而是像导演之前的影片一样，再次扮演了核心主题的形象，成为联系巴黎移民的人的元素。透过音乐，他们的悲伤、恐惧和孤独一览无遗，激情、梦想、悲壮也在一串串的音符中流淌。
海蒂・霍尼曼的纪录片总饱含优美精心的起承转合，恰到好处的诗意想象，行云流水的文意述说。她的影片也如水，安静、温情、灵动，这种质朴与淡定，却正是影片力量所在。她不贪恋深刻的表达，因为人性比故事更值得深入;她不关心政治与宏大的时代命题，而是关注阴影下的人物及其情感，以及苦难背后蕴藏的力量。在霍尼曼的镜头下，即便是在那些最底层的人群身上，“生命与美的痕迹无处不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