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鲁迅小说中的“呓语”现象既是作家生存体验、生命哲学的一个范畴，也是其文本意义潜性价值的体现方式。压抑场域下的无意识状态在小说文本中作为审美对象的尴尬语境必然使得“呓语”呈现出某种逻辑悖论，它既主动参与对存在的书写，又本能地拒绝自身意义的确定性，成为一种意义缺失的存在体验与象征符码。本文通过对《孔乙己》中“呓语”的个案分析，将作为审美对象的“呓语”及其背后隐含着的话语机制呈现出来，并探求其意义。
关键词：压抑场域 “呓语” 无意识符码 话语机制 生命哲学
鲁迅小说中的“呓语”现象既是作家生存体验、生命哲学的一个范畴，也是其文本意义潜性价值的体现方式。作为文学家的鲁迅通过符合生活真实的小说情节，来传递一种普泛性的启蒙思想，这一点已然为众人所接受;但他同时又在刻意编织一种艺术化的叙述悖论，来传达自己的生存体验与生命伦理，这一点恰是通过“叙述的裂缝”来完成的，却常被人忽略。鲁迅告诫后人，读书要“在字缝里读出字来”，这既是一种机智的阅读手段，更是一种深厚的阅读功底。所以，中学教师在阅读文本的过程中，需要有更加深刻的阅读发现，并以一种“过度阐释”的观念，带领学生完成鲁迅小说阅读的精神旅程，以便更大可能地进入历史现场，以意逆志，以文读人，知人论世。
一
鲁迅小说《孔乙己》中，最令学生感觉疑惑的是情节是，孔乙己为自己偷书而辩解的话――“窃书不能算偷……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这句话，历来被不少老师和学生认定为鲁迅对丑陋的中国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佐证，也是历来批判孔乙己迂腐落魄，思想顽劣的罪证。但问题是，具有一定学识并且谙熟旧道德、旧伦理的孔乙己，为何在最受人嘲弄的时候选择这样一种丝毫不具说服力的方式为自己开脱呢？
其实，这句话不是孔乙己有意用来反驳他人攻击的言语武器，而是在一种巨大的压抑性场域下，无可奈何的无意识表述。这种表述，就是“呓语”，其背后指向的不是反驳本身，而是逻辑混乱的反驳过程本身所具有的对抗姿态。鲁迅先生惯于使用“悖论”式的艺术手法，来传递文本中某种灰色的隐喻，完成小说的多元主题。也就是说，在鲁迅笔下，表面的批判本质上可能是深层的赞美，表面的嘲讽本质上也可能是深刻的同情。
早在1919年，鲁迅就有意识地提醒读者，他写作《孔乙己》的目的不是批判，而是观照。他曾在发表于1919年4月《新青年》第6卷第4号的小说《孔乙己》文后，附上专门的附记：“这一篇很拙的小说，还是去年冬天做成的。那时的意思，单在描写社会上的或一种生活，请读者看看，并没有别的深意。” 在《孔乙己》中，作者借咸亨酒店小伙计的眼睛描述了一个穷困潦倒却称君子固穷的落魄文人，虽然有对科举制等封建思想对读书人毒害的批判，但更多的则是指向整个鲁镇麻木的民众。在鲁迅笔下，“鲁镇”就是整个中国的缩影，对鲁镇压抑场域下孔乙己生存状况的打量与反思，本质上是鲁迅思想中“个人”与“群体”对抗关系的又一次论证。他试图通过孔乙己在压抑场域中的表现，来折射一种非正常的社会伦理中人的变异与凶残，其主题依然与《狂人日记》《祝福》《药》等小说一样，是“吃人”！在习惯意义上的道德吃人，礼教吃人等表层的主题下，鲁迅还暗藏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主题“人吃人”，即“群体吃人”。
二
要探求《孔乙己》中“群体吃人”的主题，就必须破解鲁迅文章的语言符码。在这篇文章中，鲁迅使用的依旧是一种无意识的语言符号――呓语。作为一种表意的文字，呓语的所指与能指并不能建立对应的指代关系，而值得注意的是，这种“颇具意义的形式”本身就可以塑造人物，传递思想，表达感情，升华主题。
弗洛伊德认为舌误的生成机制有两种：“在第一组的‘舌误’中，一个意向完全排斥了其他意向，说话者完全把自己所要说的话说反了，在第二组中，一个意向仅只歪曲或更改了其他意向，因此就造成一种有意义的或无意义的混合的字形。”{1}过失状态下的舌误正是我们所谓的“呓语”，二者的意义指向是相同的，只不过呓语大多以后一种形式出现，完全排斥言说本意的呓语多出现在个体的自我言说中，也即其存在方式回避了直接交流的需要，个体的意识并未得到具体话语场景的约束，他可以不必顾及交流的对方，只注重自我的意识作用。而产生意向歪曲或变形的呓语则多出现在具体的话语场景中，交流是其直接目的，但由于交流过程中主体意识感受到了巨大的压抑或预料到了这种压抑感的必然来临，而生出一种无意识的自我保护意向，这一意向因为受到交流语境的约束而不得不以相关的内容表现出来，但其作用却是为了阻止交流的继续进行。所以，这类意向多为经无意识包装过的话语形式，它在主体意识中以维持交流的作用出现，实质上却阻碍了交流的继续――这正是呓语参与言说的真正目的，也即其自我保护作用。呓语以潜意识包装变形的方式出现在具体话语场中，必然产生意义的完全或部分消失。也就是说，在特定的言语交流状态中，以过失形式出现的舌误，本质上就是一种呓语，在言说主体的无意识中，它具有自我保护的意义，但在现实的言说语境中，它因意向的变更而失去了话语的现实意义。
三
鲁迅在小说文本中对孔乙己形象的塑造借助呓语得到升华。同狂人与祥林嫂一样，我们首先对孔乙己的身份进行描述，正是因为身份的特殊，他才能体验到这种来自于现实场域中巨大的压抑感，而这种压抑的体验正是无意识呓语生成的根本原因，同样呓语产生的价值与作用就在隔离这种压抑，达到自我保护的目的。
……孔乙己原来也读过书，但终于没有进学，又不会营生;于是愈过愈穷，弄到将要讨饭了。幸而写得一笔好字，便替人家钞钞书，换一碗饭吃。可惜他又有一样坏脾气，便是好喝懒做。坐不到几天，便连人和书籍纸张笔砚，一齐失踪。如是几次，叫他钞书的人也没有了。孔乙己没有法，便免不了偶然做些偷窃的事。……{2}
这是鲁迅交代的孔乙己的身世经历与基本生存状况，也是带给他压抑体验的根本原因。孔乙己“原来也读过书”的经历让他形成一种传统知识分子“唯有读书高”的自命清高的思想，而“终于没有进学”的现实境况又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失意感与生存焦虑，也就是说，思想的清高与身份的卑微形成一对矛盾，只要这对矛盾的一方无法消失或弱化，其压抑体验就是必然的。而其他因素，如“不会营生”“好喝懒做”的性格特征也间接地根源于其“读书人”的身份，孔乙己从观念上拒绝接受现实的生存方式（“替人家钞钞书”），而希望以真正的读书人（即“进学”者）的身份来生存。此二者的区别在于一种传统礼教规范下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及不同等级之间生存方式的差异。孔乙己接受了这套规范，就必然地会在现实生活中依据这一规范来行事，但从世俗的观点来看，孔乙己根本算不上读书人，因为“终于没有进学”，这说明在普通民众看来，孔乙己跟他们应该是同一等级的，甚至是同一等级中的弱者，因为他“愈过愈穷，弄到将要讨饭了”。 照此逻辑，民众对孔乙己的嘲弄并非是对读书人的嘲弄，而是对同一等级中弱者的嘲弄，而在孔乙己看来，民众对他的嘲弄是“愚民”对“读书人”的嘲弄――这在中国传统社会里是一种禁忌――他读书人的身份却不能维持应有的尊严，反而成为民众嘲弄的对象。于是孔乙己感受到了巨大的压抑。然而从行为上来看，孔乙己又背离了传统知识分子的道德规范，“君子固穷”是传统读书人终生恪守的道德戒律，而孔乙己却在迫于生计时“免不了偶然做些偷窃的事”，这又是为读书人所不齿的。所以，孔乙己生存的压抑场域正来源于其特殊的身份及自己与民众对这一身份定位的差异。
四
因为言语交流的对象是下层民众，所以孔乙己的呓语多以文言的形式出现。这既是话语意向的歪曲与变更，又是无意识自我保护的意向系统。这些导致交流中断的“之乎者也”既是孔乙己对自我身份的重新确认，也是他对作为等级低下的民众嘲弄读书人这一颠倒伦理秩序行为的有力驳斥。当孔乙己来到咸亨酒店，对柜里说 “温两碗酒，要一碟茴香豆”并“排出九文大钱”时，酒客们便开始取笑他了，起源是因为孔乙己这次有钱喝酒，话题是关于他偷书的事。我们可以看出，当民众开始故意嘲弄孔乙己时，他最初的反应是睁大眼睛说：“你怎么这样凭空污人清白……”这说明孔乙己起初并没有将民众的嘲弄当作无法抵抗的攻击，只是用自己的读书人气质与品格来对待大家的嘲弄，他辩驳的话完全符合读书人在面临困境时的表现，并没有对攻击者还以更为恶劣的手段，只是希望用自己的身份告诉周围的人，民众说他偷书只是“凭空污人清白”，并显示出自己的态度，豁达而从容。但孔乙己的回应并不能阻挡民众对他的继续嘲弄，而且有人证明亲眼看见他偷书被人吊着打，这时孔乙己感觉到了压抑，他知道自己无法摆脱民众的嘲弄，因为偷书之事实有，但他不能轻易承认自己的恶习，这是作为读书人起码的尊严。于是在这种境况中，他无意识地采取了另一种与民众话语系统完全不同的语言形态来自我保护，文言文成为呓语的语言形态。他现辩解道：“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接着便是“君子固穷”“者乎”之类的文言语汇，从孔乙己的语言内容中来看，显然是违背现实逻辑的，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呓语形式成功地抗拒了这种他已经体验到的压抑感。
因为，这些呓语形态本身未经过多重编码，它只是以一种被现实废弃的语言形态表现出来，产生民众感觉“难懂”的效果，同时阻碍了交流的继续进行，成功地把主体从压抑场域中解救出来。第二次也是如此，民众嘲笑孔乙己“当真认识字”却“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时，“孔乙己立刻显出颓唐不安的模样，脸上笼上了一层灰色，嘴里说些话;这回可是全是之乎者也之类，一些不懂了。”{3}我们不难发现，孔乙己在突然面临巨大的压抑时，他的自救意识是清醒的，但却无法找到合适的理由为自己开脱，他也不曾意识到“嘴里说些话”竟全是民众根本听不懂的文言文。孔乙己的意识深处隐藏着文言这一种已经被现实淘汰的语言形态，他只有在这种语言之中才能找到所有成立与不成立的理由抗拒民众的嘲弄。虽然在民众看来，孔乙己嘴里说出的文言使他变得更加好笑，“引得众人都哄笑了起来”，但事实上使用这种并不承载现实语言意义的文言形态的呓语，才是孔乙己真正的人生追求，他拒绝承认自己的弱者地位，拒绝与嘲弄他的民众为伍，但却苦于找不到将自己和他们得以区分的标准，只有使用文言的能力是孔乙己独有而民众没有的，因此即便孔乙己平日里也不用文言作为交流的工具，然而一旦遇见危机，他就会本能地拿出文言作为武器保护自己。
五
“孔乙己越是被紧逼穷追就越是失去口语，代之以文言。他正是在文言文构建的他的观念世界里才是自由的。而他的观念世界恰恰完全堵死了参与现实中与民众共有的日常世界的道路。对于民众来讲，孔乙己只有科举合格了才是具有权威性的存在，他头脑里储存着的知识本身什么权威也没有。孔乙己没有管制与经济地位，只是作为一个一文不名的读书人，置身于民众面前，这样，他的头脑中确实储存的知识的权威性就受到了质疑。”{4}这种经过无意识包装的文言形态并不需要在现实中表达意义，它只是一种带有寓意的象征体，在民众看来，它象征着孔乙己的迂腐可笑;在孔乙己自己看来，它象征着与众不同的知识者身份。
总之，孔乙己在感到压抑时使用文言自我保护是一种无意识的自救，但自救的手段正显示出他意识深处对文言形态作为其身份认定标准的认可与追求。孔乙己的尴尬之处在于他所期待的身份界定标准与世俗的评介并不吻合，由于自己身份的特殊性，孔乙己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他被动地从读书人阶级中退却出来，却固执地坚守着自己读书人的身份，不愿意与民众同伍。这就意味着在现实中，孔乙己同狂人、祥林嫂一样都是群体之外的个体求生者，他们站立在群体的对立面，得不到认可。而他的呓语则是自我群体性归属的某种无意识表态。这种无意识的表态，恰折射出其对立面强大的吃人者――麻木的下层民众。与祥林嫂一样，真正吃掉他们的不是别人，正是他们的可怜而卑劣的同类。这不但是启蒙者被吃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国“沙聚之邦”难以转为“人国”的真正原因，更是鲁迅“立人”思想的逻辑起点。
{4} 丸尾常喜：《“人”与“鬼”的纠葛：鲁迅小说论析》，秦弓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