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政治强人留下一个“美丽国家”，有的则留下一片混乱，或者一个巨大问号。新加坡“国父”李光耀的逝世，再次引发了对政治强人与强人政治的反思。国际舞台上从来不乏政治强人，强人政治也绝不只是历史长河中的浪花和涟漪。历史没有如弗朗西斯・福山预言的那样“终结”，政治强人登场与落幕的故事仍在继续。
不一样的政治遗产
尽管李光耀的行事风格与政治手腕备受争议，但他总能带着新加坡这叶扁舟一次次趟过急流险滩，在国际上延续新加坡奇迹。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曾赞李光耀“从未犯过错”，奥巴马称其是“20世纪和21世纪亚洲的传奇人物”。
西亚、北非也是政治强人的集散地。这些政治强人的命运，有的被“阿拉伯之春”推向了风口浪尖，有的则直接被送进了坟墓。自称“讨厌个人崇拜”的卡扎菲，生前在利比亚留下了无处不在的个人画像，却没有建立起现代国家必备的全国性治理机构。
已成为阶下囚的穆巴拉克，其长达30年的执政，孕育出的是强人政治轮回的政治现实。他统治时期的高级军官塞西，已被国家机器塑造为埃及新的拯救者。
也门政治强人萨利赫在“阿拉伯之春”冲击下被迫离场后，也门的民主过渡演变为国家内战，2012年当选的总统哈迪甚至避祸于埃及。今年3月，沉寂多时的萨利赫现身，呼吁也门进行总统选举。无论萨利赫是否重返也门政坛，他的强人政治遗产注定已成为这个国家不可承受之重。
拉美不少国家都有强人政治的历史，但目前最值得关注的是古巴和委内瑞拉。执掌古巴权杖半个多世纪的菲德尔・卡斯特罗，在2006年把权力移交给他的弟弟劳尔・卡斯特罗。虽然谈不上急流勇退，但他在晚年主动交出权力，并确立领导人任期限制的法案，无论如何都算得上是留给古巴政治的正资产。四度当选委内瑞拉总统的查韦斯，是当代国际政治中为数不多的在任期内过世的国家领导人。对继任者马杜罗来说，查韦斯的“魅力”显然不全是接班人的正资产。
政治强人的统治术
不论最终对国家治理的效果如何，政治强人在统治术上都有某些共同点，比如对社会的压制、对秩序的强化。新加坡管理大学社会学副教授布里奇特・薇尔斯，在其《政治强人的阴影》一文中，总结了新加坡强人政治的三个特点，即强人心理、强人控制模式与强人制度化约束。李光耀曾说：“在敬爱与敬畏之间，我总认为马基雅维利是对的。如果没有人怕我，我就没有价值了。”这就是薇尔斯所说的强人心理，为了追求稳定和秩序，通过给社会划定“红线”，在大众意识中制造对逾越红线的恐惧。
强化对经济和社会的控制，是李光耀强人政治的另一特点。即使在今天，新加坡政府对经济和社会的渗透和控制依然无处不在。此外，新加坡还在制度设计上着眼于对社会反对声音以及政治对手的压制和约束。
在世界其他政治强人治理的国家，这些统治术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比如查韦斯时代的委内瑞拉，其政治体制就被某些学者形容为“超级执政优势”。执政党通过对政治权力和经济资源的掌控，使得其在大选中败北几乎变得不可能。与新加坡一样，即使在穆巴拉克时代，埃及也有一人一票的选举，但政治反对势力事实上从未被纳入政治权力的核心圈。在普京时代的俄罗斯，经济寡头有觊觎政治最高权力的意图，付出的很可能不仅是经济上的高昂代价。
在谈到政敌时，李光耀曾说：“如果你是麻烦制造者，我的工作就是在政治上毁了你。”但新加坡的这种政治较量都在法制框架下进行。对打“政治官司”的热衷，是新加坡政治的一大特色。西亚北非则是另一种情况，这里的强人政治也强调政治控制，但却没有培育出成熟的法制和制度环境，而且带有强烈的军人色彩。军人与政治之间界限如此模糊，以至于作出区分都显得多余。套用18世纪法国政治家米拉波形容当时普鲁士的话，“每个国家都拥有军队，但这里的军队却拥有国家”。
威权的维持与嬗变
强人政治虽然不能与威权政治画等号，但在当代政治现实下说两者是“孪生关系”并不为过。但不同的强人政治孕育出了不同的威权体制。有学者把新加坡政治制度称为“竞争型威权体制”，简单地说，就是既是一党执政也有反对党的选举竞争。美国政治学者史蒂文・列维茨基曾在著述中，分析了“竞争型威权”为何比完全民主体制和一般威权体制更具持久性和稳定性。其核心的论述就是，这种体制的“韧性”部分原因在于强大的国家能力和灵活的调适能力。
马克思・韦伯把政治合法性分为传统型、法理型和魅力型三类。李光耀的强人政治，在某种程度上做到了这三者的完美结合。新加坡历史上也讲究对领袖的“忠诚”，也培育领袖的“魅力”，但并没有将其凌驾在国家体制的权威之上。阿拉法特时代的巴勒斯坦则不一样。在他统治后期，巴勒斯坦虽然建立起议会、政党、执法机构等现代政治制度，但制度没有产生权威，权威还是依靠领袖魅力，导致“魅力”无法与阿拉法特媲美的阿巴斯，不能从已有的政治制度中获取足够的执政合法性。
西亚、北非目前正在出现新的政治强人。对这种现象做历史评价总比做是非判断困难，毕竟民主在一片混乱中“逆势成长”的案例并不多。不过，即使在“优质”强人政治的新加坡，情况也在发生变化。在2011年的国会选举中，人民行动党得票率仅为60%，创下新加坡建国以来最低点。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的萨丽・安德鲁斯认为，随着经济增长的放缓和政治异见者的增多，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最可取的做法是将其形象从“唯一选择”转变为“最佳选择”。或许，这会是后强人政治时代，威权体制嬗变的一个方向。
